学科江湖 | 政治学与历史学：不安分的依赖关系
学科江湖 | 政治学与历史学：不安分的依赖关系
#政治学，历史学
在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历史学读物是许多定性研究绕不开的“给养”。为了解释革命的起源， 斯科切波 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大量引用来自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史料。在 米尔海斯默 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中，作者埋头分析了美国崛起的历史以及近一百年来的世界性冲突，试图印证其“国际关系即弱肉强食”的判断。
那么，历史学与政治学究竟是什么关系？
首先，两个学科的初衷存在质的不同。政治学旨在寻找放之四海皆准的原理，这也是政治学的英文“Political Science”含有“科学”一词的原因。历史学的研究结论则往往更为具体，并不追求亘古不变的定律。何况，新史料的发现以及新开辟的研究角度，时常修正流行的历史结论。
在研究素材方面，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差别也很明显。两个学科的研究素材都有“一手”和“二手”之分：一手资料是与历史事件同期产生的，而二手资料是事后产生的。历史学家倾向于使用诞生时间与地点都和历史事件接近的资料，而政治学者除了使用历史界偏爱的一手资料外，也广泛使用历史学者在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写就的二手资料。当然，一手与二手的差别也并非泾渭分明。某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在事隔多年后的回忆录，究竟算一手还是二手呢？
在使用一手历史资料的时候，政治学者面临着如下困难。首先，与研究相关的资料不仅分布广泛，其形式也多种多样。它们或者是公开发行的报刊和书籍，或是官方的档案，甚至是私人的记录。受制于交通距离、资金不足、语言障碍甚至政治封锁，研究者可能无法任意选择资料，而往往被能接近的资料所选择。因此，政治学者和历史学者都需要谦虚谨慎，承认研究的素材并不完整。不过，即使做不到应有尽有，能找到的资料也可能卷轶浩繁。
其次，资料的真实性值得警惕。职业的史学家常常要进行侦探式的去伪存真工作，但政治学者的眼光则往往没有史学家毒辣。
再次，假设资料中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么下一步的重点就是解读工作：“谁”出于“何种目的”在“哪种情况下”对“谁”说了或做了“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研究者要尽其所能地将思绪置于历史中，而不是以现在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物。不过，一味根据当事人的回忆还原历史，可能会让研究者感染利益相关方的偏见。因此，谨慎的研究者往往将亲历者的回忆、旁人的观察以及新闻纪录搭配使用。
已经有人倡议政治学者在选择史料时征求历史学者的配合，甚至自主寻找尚未被史学界发掘的资料。也有声音认为，由于政治学所需要解答的问题与历史学大相径庭，而且穷尽某话题上的所有资料工程浩大，所以没必要以历史学家的标准要求政治学家。
在引用史学家撰写的二手资料时，政治学者也面临诸多风险。他们可能因为没有阅读足够的资料而歪曲了事实，或者将诸如“国家”和“霸权”等现代政治学创造的概念用于古代案例中，或者只在史海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证据。Edward Ingram曾这样评价政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纠葛：政治学者常常修缮既有的理论，提出新的假设，并用少数案例加以证明；面对政治学的成果，历史学者不理解：为何理论言之凿凿，而能用来证明的案例却少之又少？Ingram的答案是：历史不是能反复重复的实验，也不能提供更多的案例，以至于政治学家只选择了能证明自己假设的证据。
不少历史研究的内在局限也会给政治学者带来困扰。首先是研究中常见的“现代主义”——从过去走来的我们容易相信：今天的世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冷战结束后，西方曾经流行过“历史终结”的观点，认为生活在不同政治环境中的人都在向民主与自由的方向演变，并终将殊途同归。但是，在《黑暗大陆》中，历史学家Mazower研究了20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发现集权主义与民主自由之间的胜负并非人们想象中那样毫无悬念。在中国的历史教育中，也常有强调共产主义革命是历史必然的论断，似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本身就是革命必胜的最好验证。可是，就像历史学者杨奎松在《中间地带的革命》中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的脱颖而出与苏联的支援密不可分，其胜利也远非“天注定”般自然而然。
第二，学者的单位、资金、学科内部的风潮甚至个人经历都可能对学术造成影响。有些研究者在大学教授和政府顾问的角色之间徘徊，而政府直接出资支持的研究容易导致学术的倾向性。而且，无论是政治学还是历史学，都会因为研究热点或研究方法的更新出现各自的风潮，所以学者也会受到学科内部主流观点或研究方式的影响。此外，学者的个人经历也是让人难以捉摸的变量。例如著名的政治学家和外交官基辛格，其在纳粹德国的生活经历以及在美苏对抗时期的外交官生涯，明显地引导了他从“现实主义”角度审视国际关系。
第三，新史料的发掘经常会推翻既有的历史认知，让依赖解读历史的政治学研究措手不及。例如，世界曾长期认为波兰卡廷惨案的罪魁祸首是德国而不是苏联，而国内学者曾长期称朝鲜战争的始作俑者是美国而不是朝鲜。只有文件的解密才能让某些争议云开雾散。
对于政治学者，减少成见和资料选择偏倚的方法就是广泛阅读，关注最新发掘的资料，并且谨慎对待那些声称在讲述客观史实的著作。这些建议，对于历史学者又何尝不适用呢？
参考文献
- Thies, C. (2002) A pragmatic guide to qualit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3 , 35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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