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VS苏州：引进小型低端外资有助产业升级
深圳VS苏州：引进小型低端外资有助产业升级
#地方政府
中国经济如何“调结构”、“促转型”，近年来引发各方关注。这其中，“产业升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新近的一篇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产业升级能否成功、本土企业能否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生产走向技术密集型、自主创新的高附加值生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引进什么样的外资。
研究者的这一结论，基于对苏州、深圳两地的电子设备产业的比较研究。两地的电子产业规模之庞大不分伯仲，在国内外都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且在许多经济、政治、社会背景因素上十分相似。然而，两地产业的升级成果大不相同：深圳的本土企业，在技术研发投入、新产品数量、专利申请数量上远远领先于苏州的本土企业。
通过分析深度访谈材料，并辅以描述性统计数据，研究者发现，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在产业发展之初，苏州政府引进的都是大型、龙头跨国企业，而深圳政府偏重于引进中小型、低端的外资。
苏州的电子设备制造业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政府明确提出“做大做强”口号，着意于引进在产业链中最高端的大型跨国企业。一时间，三星、松下、诺基亚、LG、西门子、夏普等大公司进驻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影响力甚大的电子产业核心区。虽然顶着“合资企业”的名号，这些大公司在苏州的工厂基本完全由外方出资和管理，进行一些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环节。
地方政府希望，这些大型跨国企业可以带动本土企业走向更高端的生产环节。90年代末期，为了让跨国企业“扎下根来”，政府一方面鼓励跨国企业在苏州扩大生产，一方面希望它们使用更多本土企业生产的零部件。然而，由于这些高端大型企业的技术要求高，而本土企业缺乏技术和经验，因此本土企业生产的零件在一开始完全不能满足跨国企业的质量要求。面对这一情况，跨国公司们采取了一种名为“整体离岸搬迁”的策略：它们不仅自己在苏州投资建厂，而且带动它们的零部件供应商一起在苏州建厂。这样一来，昆山工业园区里出现了全部由外资企业组成的整个电子产品产业链。
本土企业不仅被挤出了整个产业链的高端环节，连大部分中低端环节都无法染指，只能存活于产业边缘的低附加值环节。一方面，这些本土企业无法接触到外资企业的高新技术，另一方面，在外资企业“整体离岸”的挤压下，本土企业没有技术升级的发展空间。因此，地方政府“以大型跨国企业带动本土小企业”的策略没能成功，反而抑制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能力和动力。
深圳电子产业的发展在一开始就走上了和苏州截然不同的道路。在选择引进外资时，政府倾向于规模较小、产品较为低端的外国企业。这些外国企业为中国工厂提供原料、样品和零部件，由中国工厂进行深加工和组装，然后将产品返售给外方。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这种生产方式在深圳电子产业大范围流行，也就是为人熟知的“三来一补”。这一生产组织形态中，本土加工商并非由外国企业投资建设，也并不被外国企业所管理，和苏州的“合资企业”性质完全不同。
到了90年代末期，地方政府开始有意识地鼓励本土加工商转型。一方面，政府通过和外国公司谈判，希望它们使用更多中国本土生产的零部件。由于这些外国公司的产品本身就比较低端，因此国内企业生产的零部件基本可以满足质量要求。随着外国公司的零部件订单不断增多，许多三来一补企业变身自主生产零部件的企业，走上技术转型道路。另一方面，政府提倡本土企业进行“技贸结合”，鼓励企业购买与其合作的外国公司的终端产品，然后研究其中的核心技术。这种照猫画虎的模仿，使得许多本土企业拥有了自主生产电子产品的初步能力，并一步步发展壮大。
换言之，规模较小、产品较为低端的外国企业，成为深圳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推动力。这些小型外国企业的技术门槛低，为本土企业最初的技术学习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小型外国企业无力进行“整体离岸”，反而在各个生产环节上越来越依赖于中国本土企业，为本土企业提供了广阔的技术发展空间。这和苏州形成了鲜明对比。
外资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是人尽皆知，而这一研究则揭示，在一定情况下，外资对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也能起到重要作用。与一般常识相反，比起技术先进的大型跨国企业，产品低端的中小型外国企业更能促进中国本土企业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自主创新的方向发展。
这一研究对我们思考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一方面，在本研究的案例中，政府的作用无处不在，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政府也并非手眼通天，在苏州，外资企业“整体离岸”对于本土企业的挤压使得本土企业创新乏力，政府亦无法改变外资和本土企业之间的极不平衡的互动关系。
此外，这一研究也是帮助我们理解“路径依赖”现象的好例子。三十年前电子产业刚刚兴起时，政府是选择倾向于大型跨国企业还是小型外国公司，个中决策都带有强烈的偶然性。但偶然的不同选择，把苏州、深圳引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后续的产业升级结果，取决于当初偶然性决策带来的深远影响，这怕是当时的决策者无法预料到的。
参考文献
- Chen, L. (2014). Varieties of Global Capital and the Paradox of Local Upgrading in China. Politics and Society 42 (2): 22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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