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绪：中国的批判性公民已经到来
王正绪：中国的批判性公民已经到来
#民主
【“政见”系列访谈之九】
王正绪：中国的批判性公民已经到来
【精彩观点集锦】
◆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下，作为一个政党，目标就是把这个社会切割成很多版块，确定哪几个版块是支持我的。在台湾，比如说是绿营，就一定要突出族群矛盾，用族群来切割台湾社会。在印度，就一定是种姓、阶级、种族等作为分割选民的身份。这样一种机制或者制度，它设计的愿望也许是为了代表，让大家都有表达和投票的机会，但它的结果却造成了社会的分裂。
◆获得北京、上海的户口难，不是政治控制的问题，而是社会管理的问题；不是政治权利受压迫的问题，而是社会能力和政府能力的问题。
◆社会现代化以后，政治体制的调整必须要往下走，必须要调整到政府和社会良性平衡的状态。只有这样，这个体制才是稳定的、有活力的、可持续的，这个体制也才有能力提供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政治产品。这就是一个良性的、良治的政府。
◆中国的批判性公民已经到来了，而且很明显有代际转移的特征。1980年以后出生的，包括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公民，有相当一部分公民对政府的态度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持怀疑态度的。
◆如果今天在中国有房有车的白领就算中产阶级的话，那么中国中产阶级很大部分是由政府创造出来的，他们也是依附在政府上的。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一定是分成两块的，只要是在公共部门、国家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他对政府和民主的态度就跟在私企和在外企工作的人是不一样的。
◆中国一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学养是很不够的，往往是被媒体捧起来的，不是真正意义上西方社会里的像哈贝马斯这样的人，或者我最喜欢的乔姆斯基。公知必须有很深的学术素养。大陆我觉得可能就是秦晖老师能达到这个级别。
◆韩国民主转型的借鉴意义在于：一个权威政府在主导社会实现现代化之后，是可以变成一个竞争性的政治体制的，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从密歇根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的 王正绪 ，师从著名政治学家、全球公民民主观念研究的主要学者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Ronald Inglehart）。王正绪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比较政治、民主转型、民主政治、东亚社会现代化中公民民主价值观念的变迁。他现任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副教授，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一人一票”制度的弊端
【政见CNPolitics】 王老师，我可能要先跟你算一笔“旧账”（王笑）：你之前表达过对中国的民主发展持审慎乐观的态度（cautiously optimistic），现在来看，这个想法有改变吗？
【王正绪】 没有啊。最近几个月大家可能比较紧张，觉得政府管得有点严。但这些都是没有关系的，不会影响大的趋势。大的趋势肯定是：一个社会越来越多元，公民的政治观念越来越强，政治兴趣越来越高，社会跟政府之间的关系肯定要变化。整个体制肯定是要从原来的封闭的和垂直上下（top-down）的，我们叫等级、层级（hierarchy）的，变成更加扁平，更加网络化，更加互动的。也就是说，政府肯定要向更透明、更负责和更开放的方向去发展。
至于最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会有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比如要在什么层面举行什么样的选举，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从实质意义上（substantive）的民主的角度来讲，整个体制向民主转变的趋势是肯定的。
【政见CNPolitics】 所以你的意思是实质性民主更重要，程序性民主没那么重要？
【王正绪】 不是说程序性民主不重要，而是说你要讲什么程序。如果我们看到的所谓民主的程序就是“一人一票”的选举的话，我觉得这种对程序的理解也是有偏差的。现在西方主流的民主实现方式本身也是很古老很陈旧的，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工业化开始之后，英国和欧洲开启的这样一种程序，在那个时代的经济条件下的确很有它的道理。但是从现在的信息和社会的结构来看，我们是不是还要采取那样的一种形式，我觉得是有疑问的，将来都是需要被讨论的。
程序性民主，所谓的“一人一票”一定是在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足够小，信息比较充分，单个公民和群体之间的信任比较充分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不然的话，它会是一种分裂的制度。台湾也好，印度也好，它们的投票制度就变成一个分裂社会的过程。作为一个政党，目标就是把这个社会切割成很多版块，确定哪几个版块是支持我的。在台湾，比如说是绿营，就一定要突出族群矛盾，用族群来切割台湾社会。在印度，就一定是种姓、阶级、种族等作为分割选民的身份。这样一种机制或者制度，它设计的愿望也许是为了代表，让大家都有表达和投票的机会，但它的结果却造成了社会的分裂。
我认为，“一人一票”这种制度的不良后果不在于造成国内族群之间在地理和政治上的分割，而是说会造成政治上的分化。你看其他的单族群国家，哥伦比亚也好，其他拉美国家也好，它的投票就是分裂社会的行为，它会造成其他的政治裂缝和社会裂缝（cleavage）。
朱云汉老师有一个观点，他说“一人一票”这种体制在当年那种信息表达不畅的环境下主要解决的是信息问题。投票发挥的就是信息表达和传递的作用，我们谁倾向于某个候选人这就是信息集成的一个过程。现在我们信息的传播这么充分，有那么多渠道，就不一定通过选票这个方式来表达。而且，选举不管是四年也好，一年也罢，也只是在选举的那个时刻你才有表达的机会。
【政见CNPolitics】 你之前曾经预测：2010至2020年的中国会是一个“半民主”的状态，2030年到2050年是“全民主”状态。现在看来，这样的预测需要修正么？
【王正绪】 不需要。所谓“半民主”或“全民主”，我当时是用的是两个非常具体的指标或者说定义。事实上，现在中国政体的民主程度到底怎么衡量，是完全需要加以争论的一个问题。不是说中国的体制比西方主要国家更加民主，但可以肯定的是，西方衡量一个政体民主程度的指标都是非常政治性的。以自由之家的评分标准来看（1—7分，1分表示最民主，7分表示完全不民主），它有两个部分的评分：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和政治权利。它给中国的公民自由程度打的是6分，政治权利打的是7分。两样平均在全世界各国中排名非常靠后。这个打分绝对过于苛刻了。对中国来讲，我觉得公民的政治权利至少要打到6，公民自由应该能打到5。下一步，从现在到2020年这两个部分应该各提高一分，达到5和4。这样一来，平均分4.5，就是它定义的“半民主”类型的政体了。
公民的自由如言论自由程度和公民自由迁徙等方面，在中国从理论上讲都很严，比方说户口制度限制了人的自由迁徙，比方说计划生育政策限定了人的生育自由等。但实际上是很松的、非常灵活的。获得北京、上海的户口难，不是政治控制的问题，而是社会管理的问题。这么大的城市，养老金也好，环境成本也好，必须要管理。这些不是政治权利受压迫的问题，而是社会能力和政府能力的问题。西方往往因为这些因素对中国体制里的自由也好、权利也好，把握不准确，将中国的民主程度的分数打得偏低。这些指标体系里打分的研究人员明白这一点后，所谓中国“民主程度”的分数就可能变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国2030年至2050年之间的民主政治成为“全民主”还是比较合理的。
【政见CNPolitics】 这样的民主是程序上完全放开的吗？
【王正绪】 其实是2049，因为建国一百年嘛（笑）。从现在来看，这个体制到那个时候对于公民权利的尊重，政府对于公民愿望的承认等等应该能做到比较好。
至于到时候什么叫民主，我们都不知道。现在你管美国、欧洲、菲律宾、泰国叫民主，因为他们有选举。到时候什么样的政体叫做最好的政体，我们也都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是所有好的东西都叫民主，民主代表了我们对良好政体的想象。那么到2050年，从理论上，我们不能预测我们的话语（discourse）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政治体制的良性发展肯定是向前的。因为社会现代化以后，政治体制的调整必须要往下走，必须要调整到政府和社会良性平衡的状态。只有这样，这个体制才是稳定的、有活力的、可持续的，这个体制也才有能力来提供（deliver）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政治产品。这就是一个良性的、良治的政府（good governance）。在权力运作这个层面上，任何政体都会保留压迫权力，对暴力的垄断等等，这是政治体制稳定的一项基本法则。
中国的批判性公民已经产生
【政见CNPolitics】 你之前有在文章里面写到，中国人正处在成为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的前夜。现在来看，你觉得“天亮了”么？
【王正绪】 那是2005的一篇文章，用的是2000年的数据。实际上我们现在马上要交出去的一个稿子就是重访这个论断。
现在，批判性公民已经到来了。很多中国公民对政府的态度是批判性的，他们批判性地看待政府的一切。这样的公民已经出现了，而且可以说很明显是有代际转移的特征。1980年以后出生的，包括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公民，有相当一部分公民对政府的态度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持怀疑态度的。原因就在于，社会物质条件的提高之后，人们在政治上的态度就更加开明化。对政府就不是过去那种唯命是从俯首帖耳，而是认为政府是为我服务的。
【政见CNPolitics】 说到代际转换，很多人说等到80后这一代人登上政治舞台，掌握政治权力，这个国家会变好。我也注意到你在文章里面提到，年轻人跟其他世代的人的价值观差异有一个生命周期的因素，还有一个代际更替的因素。你觉得等到80后登上舞台之后，他们的思想状态会跟年轻的时候一样，还是会随着生命周期变化，到了特定年纪就有特定年纪的想法，变得跟年老人一样保守？这两个因素哪个影响更大一点？
【王正绪】 应该是三个因素。第一个是代际替换，新一代人的基本价值观念跟老一辈人不一样。第二个是生命周期，在基本的价值观差异的同时，年轻的时候更容易激进，岁数大了更容易——不能说保守，但更容易理性，更加温和。第三个就是制度的限制，每个人都是在制度下行动，制度环境会引导你调整你的目标。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问题，不是说80后登上舞台我们国家就会好，只是说整个新一代人成熟以后，整个社会对于什么叫良好政府的理解会调整。整个社会会向某一个方向移动。公民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来安排？对这个问题的基本共识慢慢会向某个基本上民主的方向转变。
老一辈会更强调政治的权威，强调公民要服从，政府是为你好，你就好好听我的就完了，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态。等到更亲民主的社会价值挂观念的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之后，政府官员也是新一代人占据这个位置，整个社会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都相对过去来讲更加亲民主的话，那他们在理解和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上就会发生一个价值观念的转移。
转型的过程和模式千差万别
【政见CNPolitics】 你师从英格尔哈特，整个思想也大概属于现代化理论的一个范畴。想听一听你对现代化理论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整体看法？
【王正绪】 现代化理论，或者英格尔哈特的东西，其实很简单。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带来民主的政治，这样的设想甚至说比较天真。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讲，这种思路反映了一种线性的历史观。另一方面，这也有一定的马克思的色彩，就是说政治体制等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政见CNPolitics】 那它的解释力如何？
【王正绪】 我们要从几个层面看。包括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也是一样的。从理念上讲，这三个人都是对的，但是你要意识到，在制度设计上不是那么简单。英格尔哈特和阿玛蒂亚·森的错误都在于把制度设计和制度演变看成很自然的事情，就像福山一样，因为大家都喜欢民主、公平、政治权利，那么最后我们都会变成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都会变成美国、英国和印度。
从观念上讲，我还是支持这些看法的，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讲过，仓禀足而知礼节，人的意识形态是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但是到最后政治体制的设计和政治体制的变化，我们就要走到诺斯的那条路上去，就是体制变化的路径依赖。而事实上，经济发展本身也是路径依赖的，同时，经济社会现代化发生之后，大众的政治价值观即政治文化的发展也是路径依赖的。这方面英格尔哈特也有很多突出的研究成果。
也就是说，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一个体制怎么样转型，怎么样调整到一个所谓民主的方向，过程肯定是千差万别的。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不存在单一的模式或者方向。观念变化基本上我是认可的，所以我现在很多研究也是在试图发现中国的社会变化有没有造成相似的观念的变化。但是，体制的变化、体制的设计肯定是要承认多元性和地方性。好像有一个韩国的学生在中国读博士，他做过一个问卷，在全国找一些政治学类或法学类的老师，然后问他们同样的问题就是怎么理解民主制度，大概可能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认为中国要民主，但是同样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说中国的民主会跟西方不一样。本身西方的民主也是千差万别，只是在国内我们容易形成铁板一块的思维，认为我们是一种，而西方是另外一种。
【政见CNPolitics】 关于现代化理论，我个人在读李普塞特的书的时候，发现虽然那时候的调查很粗糙，但却是很全面的，比如人均多少汽车，多少电话，不是后来演变成完全在计算GDP、GNP，你怎么看现在大家都在关心GDP这样唯一的指标？
【王正绪】 现在也没有只关注GDP，而是把GDP作为一个比较方便的单一指标，当你没有办法放那么多指标的时候，往往GDP是最有效的。那么你还可以看其他指标，我过去也做过像女童的入学率啊，千人的报纸数量啊这些。只是说我们公众讨论也好，政府讨论也好，GDP往往是一个比较直观、比较快的一种。选择什么指标这些都只是技术层面的东西。总的来讲，GDP它作为测量现代化程度还是比较有效的，但它有它的缺陷。这是我们做研究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根据题目的需要选多一点或者简单一点。
【政见CNPolitics】 李普塞特在他的书中非常看重中间变量，比如中产阶级和教育，我在看你的文章的时候，也看到你对教育的重视，尤其是大学教育的作用。我个人的想法是教育或者中产阶级都不是简单的概念，尤其是谈到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的中产阶级。你怎么看中国的教育，比如大学里面的思想教育公共课，这样的教育对批判性公民的产生和发展有帮助吗？
【王正绪】 教育有三个作用。第一，它让你获得认知能力、分析能力以及获取信息的能力，所以你就有能力去看别的资料，去接收各种复杂的信息。
教育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它会把你放在社会的某个位置上，因为一般而言教育水平高的人有更多机会获得知识性比较强的职位，你以后的生活环境就是非常后工业化的，讲究知识、多元和竞争。在这个位置上，人们往往更倾向于民主政治。
第三个就是你讲的，教育它有延续某种观念，灌输或“再生产”某种观念的作用，这个就是跟政治有关系的。这里面不仅包括正式的教育，小学到大学的正统教育，还有非正式的教育，家庭也好，电视媒体的渲染也好。这三个维度的作用都存在，但从总的趋势来看，教育是把专制和封闭的东西往外推的。
在中国这种政治体制下，基本的政治观念和参与政治的方式之间有一定的不匹配。不是说亲民主的人就一定会上街去反政府，可能亲民主的人同时在政府里面工作，积极支持或参与政府政策的形成和执行。我们要意识到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的复杂性。这个也跟你说的中产阶级有类似的关系。传统的学术观点就是巴林顿摩尔的“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他就认为bourgeoisie，新兴的市民阶层、商业阶层要求政治变化，要求削减王权，削减贵族的权力。这是传统的看法。但是，要区分的是，像韩国也好，日本也好，巴西也好，这些后发国家，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主导的。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里面，政府不光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还推动了中产阶级的出现。因为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它所掌握的经济行为体，都创造了很多中产阶级。如果今天在中国有房有车的白领就算中产阶级的话，那么中国中产阶级很大部分是由政府创造出来的，他们也是依附在政府上的。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一定是分成两块的，你从问卷的数据也可以看的很清楚，只要是在公共部门、国家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他对政府和民主的态度就跟在私企和在外企工作的人是不一样的。
互联网提供了自我表达的空间
【政见CNPolitics】 你的文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概念就是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它的核心特征是什么？
【王正绪】 self—expression强调个人的表达和参与，与政府相遇时，公民不再是过去简单的被动的角色。过去的角色是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我要做什么要先请示你的同意。现在是你这个政治空间要认可我表达的权利，就算我表达的思想是错的，你也要承认我有这个权利来表达。我们过去的文化和教育是不鼓励大家有自己的要求的，你的什么要求都是别人给你设计好的。自我表达就是强调公民要有自我的认知和自我的想法，然后再把它表达出来。
在政治上就是强调权利，强调平等，因为强调平等就是给你自己权利。同时又强调宽容和包容，不能说我教育水平比你高我就更有权。不能说我是汉人你是少数民族，我就比你更有权利。不能说我是异性恋你是同性恋，你的权利我就不保证。
【政见CNPolitics】 你觉得自我表达的空间在中国有多大？互联网在中间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王正绪】 互联网提供了自我表达的空间。也许在网络时代之前，表达是一定要上街，一定要贴大字报的，但现在很多表达可以在网上完成。而且很多表达是非政治性的，往往是个人喜好的表达，比如网上有很多同性恋的团体，动物保护者团体。所以就像我之前讲的，中国的公民自由其实是宽松、充分的，只要你不触碰一些敏感议题。
【政见CNPolitics】 很多人把新浪微博看做公共领域的平台。我之前也翻看你的微博，发现你的微博更多还是个人生活的展示，是一个社交平台。但是还有很多人，他们更关注公共事务的讨论，你对新浪微博是公共领域这个观点怎么看？
【王正绪】 它是一个公共空间，而且它作为公共空间的作用也发挥出来了，比如大V也好，公知也好，他们可以发起对一些问题的讨论。但这样的公共空间很多时候超越了理性讨论的范围。好多人为了吸引眼球故意把观点激进化，因为只有极端化的东西才能吸引到别人的关注，别人才会转发。这是不理性的一个维度。
第二个维度是，一旦他有这么大的空间和影响力之后，商业力量就会开始介入。某个产品就会让大V来转发软广告。还有就是有些人专门在网上造谣、制造恐惧等。我们必须要求网络是诚实的，吸引注意力要用诚实的方式来进行。
【政见CNPolitics】 你觉得有一种空间或者场所可以让不同政治观念的人坐下来进行对话和沟通吗？不同政治观念的人之间的对话有可能实现么？
【王正绪】 微博其实是没法实现比较充分的交流的，争论也是比较难实现的，往往一有不同意见就会扩大和极端化。但是，“自干五”也好，“五毛”也好，任何立场的人我觉得都可以来发言，只是说微博的麻烦就在于，有些观点你作为自己的观点来表达这是没问题的，或者大家讨论的时候你来表达也是没问题的，但一旦到了微博这个场域当中，它就变成了某一种符号，或者某一种宗教式的东西，它就不是一个讨论的过程，而是变成一个政治过程，不是一个思想过程和言论过程。
【政见CNPolitics】 那么你怎么看待网络上的公共知识分子？
【王正绪】 我觉得一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学养是很不够的，他们往往是被媒体捧起来的，不是真正意义上西方社会里的像哈贝马斯这样的人，或者我最喜欢的乔姆斯基。公知必须有很深的学术素养。大陆我觉得可能就是秦晖老师能达到这个级别，不论学养深度，还是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程度。秦老师对每个现实问题都可以评论，都愿意评论。而且评论都是非常有理论背景的。他不是瞎讲的。你就算不同意，你也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来论述。不少公知是靠骂人、骂体制的，他们只是制造社会激化的力量。
【政见CNPolitics】 你本人有想过往公知这个方向发展吗？
【王正绪】 我觉得，你一旦成为所谓的公知，你就没有办法去做你的学术。就是说知识分子关心公共事务，表达意见是建立在你的学术基础之上的，你要先做学术，才可能真正诚恳地、诚实地去影响政策或意见。
【政见CNPolitics】 你怎么看待最近一段时间网络言论空间的收缩？
【王正绪】 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微博微信空间或者媒体空间，它还是必须有边界的，有一定的秩序，不能放任不管，越激进的意见越有卖点，但激进的观点对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进步都是不好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强调政府确实有他治理的需要，会有意的管理或者塑造公共空间和公共秩序。不过，政府想到做这个事情，他的手段往往是比较粗糙的，往往会误伤一大批人，有些人就会躺枪。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能表达的尽量还是要去表达，能影响政府的思维和行动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尽量去做。任何政治本身都是实践，你在去做的过程，这就是政治了。
儒家理论与民主价值的统一
【政见CNPolitics】 接下来我想问你一些关于东亚国家和儒家社会的问题。之前Doh Chull Shin教授在讲座的时候提到，儒家的一些理论跟民主的价值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你怎么看？
【王正绪】 这个说法是对的，就是人性的很多东西是统一的，就是普世的。只是说我们在制度表现上会有差异，所有东西往原本推都应该有相通的地方。
【政见CNPolitics】 东亚国家的共同点就是儒家社会吗？为什么把这些国家用一个名称命名为儒家社会？
【王正绪】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东亚基本指的就是儒家东亚。唐朝以来，受儒家文化、儒家制度影响充分的几个叫东亚，它们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有相似的地方。可以说，在工业化开始之前，他们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哲学是相通的，当然有正宗和不正宗之分。你现在去韩国的话，他们给你看的文艺节目，给你看过去哪个朝代的事，跟中国一模一样。北越南也是，新加坡的差别在于说，它当年的移民是从中国的南方过去的，那些是属于儒家文化影响比较弱的，属于广东和福建的边缘地带，他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正统儒家社会。只是建国以后，有意地把儒家文化搬过去。但总的来讲，这些地区都有共同的文化成分在里面。
【政见CNPolitics】 为什么要把他们统称为儒家社会，或者说儒家这个因素是不是被过分夸大了，如果都属于儒家社会的话，为什么中国的发展跟其他国家都不一样？我们是不是过分重视儒家这个因素而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和韩国小国家之间的差别。
【王正绪】 为什么叫儒家，就是从文化传统上来讲，在政治体制下和文化社会精英读的文本上，他们向社会灌输的价值观念上，基本都是孔孟和董仲舒下来的以及南宋的理学那一套。内圣外王、儒表法里、忠孝仁义礼智信等等。
之所以后来到今天差距这么大，跟十九世纪以降经济政治变迁的不同轨迹有关，比如中国经历了戊戌维新，1911年共和革命，再到内战，1945年日本投降，共产党建立新的政权。韩国是日本殖民、南北战争、南北分治、美国占领、军政府。不过，大家在政治观念和文化观念上还是相通的。我以前在美国见过的韩国学生，他们讲起孔子头头是道，什么父母在不远游啊，七十而耳顺啊，他们读经典也不少。从文化上讲，这些地方还是比较重视孔孟思想的。
【政见CNPolitics】 其他东亚国家，比如韩国，它们民主转型和民主发展的经验对中国有哪些借鉴意义？
【王正绪】 借鉴的意义在于，一个权威政府在主导社会实现现代化之后，是可以变成一个竞争性的政治体制的，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考虑到同样一个政治设计在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区别，到底我们怎么样借鉴它的转型，还是有很多可以被争论的东西。有一阵金大中和李光耀争论的焦点就是，你不要跟我讲有亚洲价值观就不能搞民主，金大中写给Journal of Democracy上的文章说，实践证明，民主是可以在亚洲生根、开花的。但是我们觉得还不能这么简单地看，民主本身可以是体制，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可以是一种价值观念。民主这种价值观念最早就是孟子说的，民贵君轻。这个就是民主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政府肯定是要以民为本，为老百姓着想。但是在制度实现上，你就不要讲民主一定是一人一票来选举。
定量分析做得好的人不会被数据绑架
【政见CNPolitics】 最后想跟你讨论一下政治学的学术研究。能否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一下你的研究方法？
【王正绪】 我主要是通过一些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分析公民（主要是大陆公民，也有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公民）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同时也通过分析中国政治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从近代中国以来发生的事情，来构建理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轨迹。
【政见CNPolitics】 我之前在看你的文章的时候，我发现不能说全部，但大部分都是根据World Values Survey、Asian Barometer的调查数据做出来的。有一种观点会认为政治学的定量分析不产生理论，只是不停地刷数据，证明或者证伪，有种被数据牵着走的意思，你怎么看？
【王正绪】 这个就要求学术工作者的智慧了。技术永远是个工具，你的理论上的突破需要用技术来证明。怎么样找到你想证明的理论，这就要看你的修养和智慧了。这个时候历史性的研究也好，定性的研究也好，制度主义的研究也好，都是你吸取智慧的营养。你的洞见需要靠你的学养和智慧。当你要把这个洞见证明给人看，传播给人看，表达给人看的时候，就需要数据或者其他技术工具了。所以说真正做得好的人是不会被数据绑架的。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学术工作的现实或者环境，在测量你的学术成绩时往往就是看你发表的东西，而且是发表东西的数量。我觉得这是学术界的权力上移的结果，权力从学术工作者集中到行政人员手里。他看不懂你做的研究，只能问你数字，你在哪些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学术工作被管理化，这是违背学术工作的规律的。这样做的后果是大家都在拼命往外发东西，你只要数据的模型做得好，数据做得好，就给你发。这个东西的理论价值到底在哪里，它的规范性的贡献在哪里，大家就可能考虑的比较少。所以学术就变成一种工匠性的行为，是畸形的。
【政见CNPolitics】 如何保证这些数据在调查获取的过程中水分和误差降到最低？
【王正绪】 我们要看很多次数据，看很多团队的数据，我们要比较A、B不同调查，不同时间做的调查，也要比较不同省份之间，国与国之间的调查。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发现某个团队是比较可靠的，或者某个团队原先比较可靠，现在质量有下降，需要一些信息判断。
然后，问卷调查里面有很多环节，问卷设计是不是合理啊，抽样抽的好不好，访员的素质，受训之后对调查研究的理解，都会有影响。但总的来讲，你确实把每个样本都认真去做的话，样本一大，这些偶然的或者个别的失误不会影响整个数据的中间性的趋势。如果确实每个访员做得很不认真的话，那这些数据就不要用了。
【政见CNPolitics】 最后还有我们给学者的几个“同题问答”：能否谈谈做中国研究的主要困难？
【王正绪】 身处海外，观察和研究中国的视角、视野和在国内相比会有所不同，这是好事。但同时，在海外研究中国，会觉得研究的成果无法最快、最直接地贡献给中国社会和学术的发展，会产生一些无力感。
【政见CNPolitics】 能否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当下中国的特点？
【王正绪】 当下的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迅速发生各种变化的社会。大家对过去几十年来社会的发展比较满意，对现状的不满却越来越强烈。大家对社会和国家充满了各种期望，往往产生很多焦虑。
【政见CNPolitics】 能否推荐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和他/她的著作？
【王正绪】 Erik Mueggler是一位优秀的人类学家，曾因为研究中国云南彝族一个社区里的历史记忆获得美国一个大奖。那本书叫《野鬼的时代》（The Age of Wild Gh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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