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解读 | 燕京学堂引发的“英语授课”之问
热点解读 | 燕京学堂引发的“英语授课”之问
#燕京学堂
最近，北大的“燕京学堂”计划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有论者 表示 ，学校当局设立英语授课的“中国学”项目，实则旨在逐步“把北大改造成一所英文大学”。此番言论催化了“燕京学堂”引发的民族主义争议。一时间，在各界舆论对英语教育不同观点的又一次激烈碰撞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英语授课的关系问题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英语作为全世界使用地域最为广泛的语言，已成为国际学术和社会交流的共通语（lingua franca）。在当今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这一共通语的地位更是得以空前巩固。因此，非英语国家的高等学府进行英语授课的趋势愈发显著，近年来学界对此现象的研究也日趋活跃。
英语授课的来龙去脉
要探索这种模式是否适合于某一国家、某一大学的特定情况，首先需要了解英语授课的来龙去脉。美国学者 Sandra McKay 指出，由于历史传统迥异，英语授课在不同地区的实践方式和原因也大相径庭。
长期沦为英语国家殖民地的地区（例如香港和南非）通常缺乏以当地母语传授高等教育课程的经验，几乎所有大学都仅习惯于英语授课。殖民统治时期，往往只有精英阶层有机会享受高等教育，而这些社会精英的小学和中学教育也大多是英语授课。如今，各阶层青年都得以走进大学，但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之前并未接受过英语授课，因而在这些地区，中、高等教育的衔接并不顺利。
另一些国家历史上未遭英语国家殖民，但鉴于新兴的经济发展机会，政府或高校行政部门决定推进英语授课的大学教育。然而，这些英语授课的课程只面向小部分期望从事全球化活动（例如国际贸易或外交）的精英阶层；由于母语授课的大学仍占主体地位，所有学生都可选择接受母语授课，因此不必过多担忧高中和大学教育的过渡问题。欧洲很多国家以及韩国、日本和中国都属于这种模式，但每个地区的具体实施情况又存在着差异。
欧洲于1999年发起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其参与国（目前已有47个）互相承认彼此的大学毕业文凭，以此建立一体化教育体制，增强全球化时代的人才竞争力。来自欧亚的多名学者均指出，该进程实质上大大推进了欧洲各国大学的英语授课。德国两位学者调查发现，到2008年，欧陆已经开设了2400项英语授课的高等教育项目，比2002年增长了240%。
亚洲学者更倾向于民族主义观点
英语授课的快速扩展也不可避免地滋生了一些问题。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两位学者对该校的英语授课政策提出了三点观察。
一是民族主义考量：英语授课是否会影响丹麦语言和文化的传播？研究者指出，这在丹麦政治和法律上曾引发过一些争论，但最终予以平息，而英语授课的现状也得以维持和发展。
二是政治伦理争议：丹麦的公立大学须要履行向丹麦公众普及知识的义务，以英语而非在国内通行的丹麦语授课，似乎违反了此项民主原则。
三是务实态度需要：学生和教师的母语皆非英语，如此何以保证授课和学术活动的有效性不受沟通不畅之害？
但在具体关切上，欧洲和亚洲学者表现出了某些差异。欧洲学者普遍关心上述第二和第三点。例如英国两位学者针对意大利各高校英语授课现状的研究，虽然承认了博洛尼亚进程减弱了欧盟发展多语种的目标，但也将重点放在了英语授课的教学质量上。同样地，一项针对比利时的大学生和讲师关于英语授课观感的调查显示，虽然讲师对其母语（荷兰语）的地位感到担忧，但学生对此似乎并不介意。
相较而言，来自亚洲的学者在审视英语授课问题时，往往更倾向于民族主义的观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学者对东亚各国近来迅猛催生“英语狂热”的反思有关。
韩国狂热，日本冷淡
澳大利亚的两位学者即在学界著名期刊《社会语言》中发表文章，抨击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暗渡陈仓地推进了韩国高等教育界的极速英语化。两位研究者以韩国科学技术院这一极富盛名的韩国公立理工科高等学府近年的英语授课改革为出发点，剖析了自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韩国社会如何一步步迈入以英语化为典型标志的恶性竞争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特别指出，大学排名暗中助长了（甚至直接推动了）各高校急促向英语授课转变。韩国各报的大学排名标准与英美机构大致相同，其“（学术成果的）研究和出版”评价中重视刊登英语论文的国际期刊而轻视本国期刊，而“国际化”评价则几乎相当于“英语化”。因此使用英语授课能立刻提升一所大学的排名，吸引更多的学生和家长，从而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韩国科学技术院2006年至2013年的校长徐南杓甫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进行英语授课改革，要求该校所有课程皆用英语教授。当学生质疑为何汉语、日语等外语课也必须采取英语授课时，学校当局回应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徐南杓母校）这样的世界顶尖大学仅使用英语进行外语教学，因而我们也应如此。”论文作者指出，如此滑稽而倔强的态度说明该校“并不在意公共利益与对知识的理性追求，只在乎是否完成了衡量大学优异程度的指标”。
与之相反，日本高等教育界几乎没有针对本国学生的英语授课项目。据来自澳大利亚的学者 Kayoko Hashimoto 所言，日本文化强调“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外国人”常被刻板地视作一个与“本国人”相对应的整体。相印地，英语作为“他者”的语言，自然不可能成为日本（“自我”）大学教育的主流媒介。
当然，日本政府和高校不可能对全球化的趋势熟视无睹。2009年，文部省推出了以增强日本大学全球竞争力为发展方向的“国际化据点整备事业”，提出目标：到2020年，在全国30所精英大学设立英语授课项目，以吸引30万国际学生——所以该计划又名“Global 30”。但正如研究者所言，“Global 30”只是又一个向外国人介绍日本的机会，并不面向本国学生。这与日本社会对“国际化”的理解——让世界了解日本——一脉相承。目前参加“Global 30”计划的公立大学设立的英语授课学位项目皆要求申请人不得持有日本国籍。特别地，东京大学由文部省出资设立的硕士项目甚至不招收居于日本的外国人，明确地贯彻了“吸引海外受众”要求。
中国的态度耐人寻味
与韩国的狂热和日本的冷淡相比，中国对英语授课的态度则更加耐人寻味。香港学者 Andy Kirkpatrick 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多次提到，2001年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在视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时明确表示，希望该院所有内容皆采用英语授课，以利中国与世界的学术思想交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一些高校开始用英语教授特定理工和经贸课程。如今，部分颇具声望的中国大学中，英语授课已逐渐常态化，而外国大学在中国设立的校区也几乎完全使用英语授课。
新加坡研究者 Guangwei Hu 及其同事长期研究中国高校的英语授课进程。他们发现，虽然表面上英语授课的愿景往往表述为“学习高级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中外相互理解”等崇高理想，但这些课程项目更为实际的价值对于学生群体也同样重要，例如使得学生在职场更具优势，以及拓宽学生的海外求学前景等。不过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学生英语水平良莠不齐，其对英语授课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英语越好的学生越欢迎英语授课，这也与社会语言学者 Bernard Spolsky “语言表现由语言熟练度决定”的观察相一致。
因此，中国的英语授课项目尽管“看起来很美”，但真正实施的过程中常常遭遇各种妥协，这反而在某些方面影响了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此外，诚如本文开篇所言，目前中国的英语授课大幅向精英阶层倾斜，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教育公平。
这不是说英语授课不重要，或者应当暂停，而是说教育界和行政机构都应该更为谨慎地考量：如何才能更为有效地促进根植于中国土地上的大学走向世界。毕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单凭调整授课语言还远远不够。韩国科学技术院在推行英语改革的同时，恶意篡改维基百科上的负面评价，强迫学生不得发表对学校不利的言论，这些做法都大幅损害了该校的声誉。可见，仅仅采用英语这一国际交流的共通语言，而不愿接纳各国普适的学术自由思想，很难真正做到与国际接轨，成就“世界一流”。此间种种，可资我国高等学府殷鉴。
参考文献
- Costa, F., & Coleman, J. (2013). A survey of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in Italian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16 (1), 3-19.
- Doiz, A., Lasagabaster, D., & SIERRA, J. (2011). Internationalisation, multilingualism and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World Englishes, 30 (3), 345–359.
- Hashimoto, K. (2013). ‘English-only’, but not a medium-of-instruction policy: the Japanese way of internationalising education for both domestic and overseas students.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14 (1), 16-33.
- Hu, G., & Alsagoff, L. (2010). A public policy perspective on 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1 (4), 365-382.
- Hu, G., & Lei, J. (2014).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a case study. High Educ, 67 (5), 551-567.
- Jensen, C., & Thøgersen, J. (2011). Danish university lecturers’ attitudes towards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Ib’Erica, 22 (22), 13–33.
- Kirkpatrick, A. (2014).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universities. Springer 15—29.
- Kirkpatrick, A. (2011). Internationalization or Englishization: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today’s universities. Centre For Governance And Citizenship,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McKay, S. (2014). Commentary: English-medium education in the global society –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52 (2).
- Piller, I., & Cho, J. (2013). Neoliberalism as language policy. Lang. Soc., 42 (01), 23-44.
- Wächter, B., & Maiworm, F. (2008). English-taught programmes in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CA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Bonn: Lemmens.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