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中，人民日報上「敵對勢力」一度升溫，而後冷卻。 因為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共對敵對者使用了各種清晰的指稱：美帝國主義、蘇聯修正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簡稱「帝修反」）；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簡稱「地富反壞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

一九七六年清明，北京天安門廣場爆發大規模抗議 。公眾悼念已故總理周恩來的活動，演化為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幫乃至毛澤東的不滿的宣泄。抗議遭到鎮壓。數月後，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被捕，文革結束。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出爆炸性新聞：

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十字路口。文革結束，痛定思痛，媒體上「民主」、「法制」成為熱詞，對「封建專制」的批判比比皆是。當時，中共正在開中央工作會議。會場外，北京西單的「民主墻」上貼滿追求民主、呼籲政治現代化的大字報，會場內，對毛澤東的批評聲音升高。復出一年多的鄧小平在會上發言，他親手所寫的講話提綱，一頁紙上有四處提到「民主」。緊接著，中共召開歷史性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放棄毛澤東﹂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全會閉幕一個月後，十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發表 一萬七千字長文：

據前人民日報記者祝華新記述，這篇關於天安門運動的长文，由剛剛出任政治局委員兼中央秘書長的胡耀邦策劃。該文表達了胡耀邦心目中的中國民主化理想。

對於政治話語研究，這是個重要樣本——請特別注意它對「敵對勢力」的用法。

以文風觀之，《人民萬歲》接近五、六十年代中共與蘇共論戰的多篇長文：引經據典，言必稱馬列；慷慨激昂，筆蘸情感，這和論述內容有關。恰恰這內容，前所未有，必然引向對極權體制的批判。請允許我大段引用在那些黨報上難得一見的文字。

文章這樣描述那個專制時代：

⋯⋯林彪、「四人幫」是打著最「高舉」、最「左」和最「革命」的「社會主義」的招牌，登上政治舞台的。他們自稱是開創文化大革命的「功臣」和捍衛社會主義的「天驕」。一切不知道他們底細的善良的人們，起初也真以為這是他們的本相。但是，這些「功臣」、「天驕」們到底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什麼呢？⋯⋯在社會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人民群眾的生活長期得不到提高，甚至有所下降；老幹部、老工人、老模範、老知識分子，一夜之間被加上「叛徒」、「特務」、「走資派」、「工人貴族」、「反動權威」等等罪名，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許多黨和國家的工作人 員，失去了工作的權利；工人做工、農民種田、士兵訓練，一概成了「衝擊政治」、「為錯誤路線貼金」的非法行動；正在求學的青少年，則被強行剝奪了學習的機會；誣陷、拘捕、監禁、非刑拷打，已經加在千千萬萬人的身上，並且隨時等待著每一個對他們稍有不滿、稍有非議的共產黨員和革命者。

文章這樣記述對天安門抗議者的鎮壓：

⋯⋯正因為「四人幫」發現自己已經陷入全民族的包圍，預感到末日的來臨，這伙至死不悟的法西斯匪徒終於孤注一擲，撕下一切偽裝，徹底露出了同人民為敵到底的猙獰面目。他們把反革命的暴力提上日程，向著手無寸鐵的群眾進行殘暴的鎮壓。在他們的棍棒下，英雄們的鮮血，點綴著帶淚的花圈，滴進了廣場的土地。接著來到的，就是追查「謠言」，收繳詩詞，羅織罪名，把英雄們一個個投進監獄。這伙歷史的罪人在繼續嘲弄和褻瀆著莊嚴的歷史。他們企圖用反革命輿論吞噬真理的聲音，掩蓋自己的恐懼，用黑夜中的追捕、法庭上的審判，表示自己還有力量。他們在獰笑中舉起血腥的酒杯慶祝自己的「勝利」。

文章引述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一文中所說的話：「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作者發問：

我們怎樣才能避免這種歷史悲劇的重演？⋯⋯如果人民真正能夠按照他們的利益和意志選擇各級政府機關的領導人，真正能夠對這些領導人進行監督和在事實證明他們不稱職的時候，能夠把他們罷免掉，那麼，「四人幫」這類騙子怎麼可能爬到那麼高的位置？怎麼能劣跡斑斑而竟然長期地發號施令？如果我們的人民真正能夠行使憲法所規定的各種民主權利， 「四人幫」又怎麼能對天安門廣場革命群眾運動採取反革命暴力手段，使人民付出血的代價？

文章提出，繼續進行爭取和保衛人民民主的鬥爭，已「成為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的一項長期的、極為重要的政治任務」。作者寫道：

只要反人民、反民主的敵對勢力還存在，只要官僚主義還存在，爭取和保衛民主的鬥爭就不會結束。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天安門事件中，人民群眾同「四人幫」之間展開的民主與專制的激烈 鬥爭，充分反映了這種必然趨勢。

「敵對勢力」的定義，在這裡發生了根本變異。它的所指，已不是中共辭典中原有的各種敵人，而是「反民主」的力量，即專制。據祝華新記述，《人民萬歲》見報後，立即受到被視為天安門事件「總後台」的鄧小平本人批評。鄧看懂了這篇文章。

空前絕後的語義變形，轉瞬即逝。進入八十年代，「敵對勢力」又恢復原義。改革開放到來，其傳播頻率徘徊在低位，直至一九八九，驟然衝高。

＊作者為知名報導文學作家及記者，現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畫主任。（編按：本系列第4篇定下周四8月21日刊出。請繼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