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凯南：演化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综合研究
感谢！我补充一点，我觉得林毅夫老师创建的新结构经济学十分关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边界。在他的理论中，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最终落在有效率或有竞争力的产业政策中。而有效率的产业政策则是“最大化实现它的潜在比较优势”，因此 , 这里便存在最优的边界。同时，由于要素禀赋是内生的，比较优势也在发生变化，政府与市场的有效边界也是动态变化。这是我对林老师理论逻辑的一个理解，我在这里做个补充。
我今天汇报的题目非常大——“演化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综合研究”。主要是向大家汇报一下过去几年我做的主要工作。首先，先谈谈我个人理论思考的起点。我是从对均衡的思考才走向演化的。当我在受新古典均衡分析训练时，我始终有一个疑问很难解开，即均衡怎么产生，以及均衡如何内生演变，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指引下，我开始思考经济学的个体微观假设。我们知道，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个体被视为同质，运用代表性的个体描述其它个体的行为。例如，代表性的消费者和代表性厂商。当新古典经济学从一般均衡理论发展到博弈论时，经济模型中的个体假设也从代表性的个体转向有差异的个体。博弈论中的参与者们在“策略集”、“信息集”、“行动次序”、“报酬集”等都可能存在差异。尽管博弈论允许参与者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博弈论依旧假定参与者是理性，并且参与者的理性以及博弈规则是共同知识，这意味着参与者之间运用相同的心智模型（ mental model ）或认知模式去解读他们所在的博弈场景，亦即参与者们在认知模式是同质的。尽管经典博弈论宣称是研究多人策略互动问题，但是，从本质上讲，由于参与者之间共享一个心智模型或认知模式，它实际上是一个人心智的博弈。因此，由于预设了参与者之间在认知模式上的同质性，博弈论实际上不探讨参与者的认知问题，或者说本质上不探讨知识增长问题，它仅仅关注激励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弱化博弈论有关认知模式同质性的假设，认为我们每个人的认知模式的不一样的，即认知模式存在异质性，经济学的研究将与认知科学结合起来，走向跨学科的研究。一旦参与者的 game model 不一样，或者假设参与者在互动中首先是依据其主观博弈模型（ subjective game model ）行事，博弈规则或共同知识外生给定的假设将挖掘，参与者之间如何形成共同知识或博弈规则亦即如何形成有关博弈如何进行的共同信念将是十分重要。这意味着，参与者存在两个层面的学习，即学习博弈规则（ learning games ）和学习如何博弈 (learning how to play in games) 。这样一来，均衡的形式可能就不再由完全理性的参与者瞬时实现，而是要经过上述两个层面的学习过程来获得，亦即均衡是演化出来的。由于强调参与者认知模式的异质性，很多封闭的模型很难接受，这时更多运用多主体模型来建模，以及仿真模拟来描述。
我认为，演化经济学理论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1 ）在理论分析框架方面，缺少一个较为统一的分析框架是制约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原因；（ 2 ）在微观行为假设上，同样缺少较为成熟和统一的行为分析逻辑，因而也很难构建基准的行为模型；（ 3 ）在模型构建方面，尽管越来越多的模型被贴上流行的“演化标签”，但是，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数学模型还存在很大的争议；（ 4 ）演化分析与均衡分析的比较、融合与发展还有待更为深入的研究；（ 5 ）制度演化分析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还有待更为深入的研究；（ 6 ）从技术变迁的视角研究经济演化增长较多，但是从需求和制度的视角研究经济演化增长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的研究。（ 7 ）在实证研究方法上，有关计量、行为实验和仿真模拟等方法的综合运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针对流行的仿真模拟分析存在的局限，如何运用历史分析、行为实验和计量分析来确定和校准各种参数和初始条件等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应用。
我从方法论、微观、中观和宏观等方面阐释我在这些领域的理解、研究和一些创新。
在方法论层面。通过对“综合达尔文主义”的深入研究和发展，尝试构建一般性的演化分析方法。 将“普适达尔文主义”的“变异、选择和遗传”转述为“创新、选择和扩散”，其中，“创新机制”对应于“变异机制”，“扩散机制”对应于“遗传机制”。相应地，一个简单的演化分析可以建立在“创新机制”、“选择机制”和“扩散机制”三段论的描述上。例如，考察某种新技术是如何产生的（创新过程），并且在竞争中是如何具有优势从而脱颖而出（选择过程），以及技术是如何被广泛接受和使用（扩散过程）。但是，如果考虑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必须拓展传统三段论的机械描述，还必须考察这三种机制的互动关系（例如，“创新机制”、“选择机制”和“扩散机制”各自如何相互影响），从而考察三者的内生关系，构成一种相互反馈的环状解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这三种机制应用到解释社会经济系统多层级和多个互动者（例如，个体、企业、产业和国家）的演化分析上，并考虑各个层级的演化机制相互嵌套和互为因果关系，便能够构建多层级和多主体的共同演化分析。因此，“创新机制”、“选择机制”和“扩散机制”的相互作用及其在多层级和多主体（即互动者）间的互动机制构成了社会经济系统的一般性演化分析方法。根据问题的复杂程度，研究者可以选择社会经济系统的层级数目和主体数目进行研究。在此视角下，深入研究这些演化机制的互动机制以及多层级和多主体共同演化的机制。在解决这一理论难题的基础上，将此演化分析逻辑进一步运用到解释个体与制度的关系上。在阐释“个体主义方法论”和“集体主义方法论”两份法的局限和困境后，从学理上论证个体与制度的共生关系，研究个体如何影响制度生成和演变、制度如何影响个体认知、偏好、激励和行为，以及个体与制度相互影响的机制等。对演化经济学数学模型的研究，基于演化经济学基本共识，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考察演化模型。其一，根据是否将创新内生化，将模型分为完整演化分析模型和局部演化分析模型；其二，根据参与者理性的程度强弱，将演化模型区分为无意识演化模型、弱意识演化模型和强意识演化模型；其三，根据模型中是否考虑参与者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的差异，将演化模型区分为个体演化模型和群体演化模型。
在个体行为演化方面主要基于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演化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神经元经济学、脑科学和生物学等跨学科研究视角下尝试构建个体行为演化研究框架、模型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个体偏好不仅包括新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享乐主义效用，还包括各种由基因遗传的本能、个体心理倾向、内化的社会道德、价值和习惯等。可以不严格地用以下四个维度来阐释偏好的内涵：生物演化的维度、基因与文化协同演化的维度、社会文化制度维度和个体认知心理维度。这四种维度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共同作用于个体，塑造了个体的具体偏好。存在四种类型的偏好演化动力机制：物质收益变化驱动、信念变化驱动、价值变化驱动和心智模型变化驱动等。在这四种动力机制中，前三种实际都是由收益（包括外在物质收益和内在价值收益）变化驱动的偏好演化，后一种则涉及到学习规则的变化。对于个体理性假设，我提出了“认知理性”的概念，即拥有完整生物神经结构（ neurobiological structures ）的个体（即正常人）通过生物调节过程（ bioregulatory processes ）、个体学习过程和社会学习过程等各种层次的认知过程，建立应对外界环境刺激的稳定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能够促使个体有效地处理各种有关内部机能和外部环境的能量、信息和知识，提高个体在各种演化环境中的适应性。我认为，这是一个更为一般性的理性概念，它涵盖了当前各种理性研究的主要特征，充分体现了当前经济学理论与认知科学结合的趋势，它也能够调和建构理性和演化理性的冲突。在认知理性的视角下可以归纳一些个体的学习模式：（ 1 ） 无意识学习（ non-conscious learning ），强化学习模型（ Bush 和 Mosteller ， 1955 ）、参数化的自动学习模型（ parameterised learning automaton ）（ Arthur ， 1991 ）；（ 2 ） 较弱意识基于惯例的学习（ routine-based learning ）。这是一种较弱意识的认知行为，包括满意模型（ Simon ， 1957 ， 1987 ）、模仿模型（ Bandura 1977 ； Rumiati & Bekkering ， 2003 ）和 VID 模型（ Brenner ， 1999 ）等；（ 3 ）较强意识的个体学习模型。 随机信念学习（ Stochastic belief learning ）（ Brenner ， 2004 ）、规则学习（ rule learning ）（ Kandel & Schwartz ， 1982 ）、贝叶斯理性学习（ Jordan ， 1995 ）、虚拟行动（弗登伯格和莱文， 2004 ）、遗传编程（ genetic programming ）（ Back ， 1996 ）、神经网络（ Heinemann ， 2000 ）和经历加权吸引模型（ Camerer&Ho ， 1999; Brenner ， 2006 ）等。
再谈谈对制度演化的理解和研究。从“个体与制度的关系”这一视角来梳理当前制度经济学研究存在的局限和困境。无论是仅仅从个体的视角研究制度，将制度视为个体选择的结果，还是仅仅从制度考察个体，将个体视为制度的产物，都不能准确解释个体与制度的关系。前者在方法论上容易陷入还原主义的窠臼，后者容易被贴上集体主义方法论的标签，进而被视为制度或文化决定论。这里遵循“个体与制度互动主义方法论”，从共同演化的视角来阐释两者的互动关系，将偏好和制度都纳入内生解释中，这必将推动制度演化理论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偏好和制度的内涵与外延，深入研究偏好演化机制和制度演化机制，考察制度和偏好如何相互影响，进一步构建两者的共同演化机制。集中考察两种类型的共同演化机制，即由参与者收益变化驱动的共同演化以及由学习规则变化驱动的共同演化，建立相应的共同演化模型，对其进行仿真模拟实验，考察不同类型的学习规则对制度演变速度的影响。针对当前流行的制度博弈分析（经典博弈论和演化博弈论）存在的局限，系统探讨演化经济学与博弈论之间的学理关系，指出主观博弈论是沟通演化与博弈的重要工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和“演化分析”与“均衡分析”的冲突，并为构建一个包含制度生成和制度内生演变的理论分析框架提供良好的分析工具。进一步系统演化主观博弈论，在主观博弈论的视角下探讨两种类型的制度，即作为共同主观博弈模型的制度和作为有关博弈如何进行的共同信念的制度，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多群体、不对称、连续策略空间的解释制度生成和演变的主观博弈模型，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运用 Swarm 平台进行仿真模拟实验，考察参与者主观认知的差异程度以及不同类型学习规则对制度生成和演变的影响。在此理论基础上，选取城镇小区住宅共有资源的治理制度转型为例，使用微观田野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制度可以被定义为参与者之间互动形成的规则系统，而这种规则系统一旦形成又会进一步协调、组织和约束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从而降低互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作为互动规则系统的制度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规则：其一是行为层面上的规则，即共同遵循的行为规则，它刻画了参与者之间的行为均衡，是可以观察的层面；其二是信念层面上的规则，即共享信念（ shared belief ）（例如， Aoki ， 2001 ），它描述了参与者之间对互动场景的状态不确定性的共享信念。当存在多种可能的互动结果时，它描述了参与者之间有关达至某一具体结果的共同信念，刻画了参与者之间的信念均衡；其三是价值层面上的规则，即参与者之间拥有的共享价值观，描述了参与者之间对行动意义和重要性拥有共同的评判标准，它通常塑造了参与者的行为动机；其四是认知结构层面上的规则，即参与者之间对互动场景的共同认知模式或共享心智模型（ Shared mental model ）（例如，； North ， 2005 ）。它是指参与者之间对互动场景的信息拥有共同的信息加工和处理模式（即共同的信息结构），包括共同的信息编码规则、抽象规则和解码规则（例如，布瓦索， 2003 ），刻画了参与者之间认知模式的均衡。它使得参与者之间能够运用相同的心智模型来感知和解释其所处的互动场景。在这四种规则中，除了行为规则，其它层面的规则都是很难被直接观察，但是，其它层面的规则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作用在行为规则上，并且会影响行为规则的稳定性。上述四种类型的规则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包含行动规则、共享信念、共享价值和共享心智模型等在内的规则系统。这种规则系统会影响和塑造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模式、互动过程以及互动结果。在这意义上讲，制度实际上很难被明确地区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任何制度都是包含所谓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规则系统。
最后谈谈演化宏观问题。对于经济演化增长过程的理论描述是基于种群思维（ Population thinking ）。假设整个经济系统由多个不同的产业（种群）组成，每个产业由多个不同的参与者主体（包括企业、消费者和各种组织等）组成。因此，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是由各个产业的演化及其互动构成的，而各个产业的演化则是由各自产业内部的参与者主体的互动演化构成的。经济演化过程伴随着产业内和产业间的演化，是一个多层级的复杂系统演化。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演化伴随着经济演化增长，而且是推动演化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因此，经济增长涵盖以下一些演化过程：一是企业的演化。这主要表现为企业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提升自身的生产率；二是产业内部的演化。产业内部存在多个参与主体的互动（例如，企业间以及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等），这种互动伴随着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演化，而后者又影响企业的生产率和效益，促使高效益企业的扩张和低效益企业的收缩，也伴随着新企业的进入和落后企业的淘汰。在这一过程中，各个企业的增长率是不同的，产业增长率可以通过产业内部企业的平均增长率来描述。同样，伴随着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演化，产业增长率也发生变化，产业可能经历“成长、发展、成熟和衰落”等不同阶段。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整个产业内部的技术结构、制度结构和偏好结构都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在产业的成长和发展期，创新频繁发生，在共同演化的作用下，技术空间、制度空间和偏好空间都得到扩展，产业内部存在多种技术的竞争，制度和消费也呈现多样性。当产业发展到成熟期时，创新减少，在竞争的作用下，多样性减弱，产业可能会出现较为流行和标准的技术、制度和偏好；三是产业间的演化。各个产业间的互动会进一步推动产业间的竞争和演化，这种演化伴随着优势产业的扩张、劣势产业的收缩，以及新产业的兴起和落后产业的淘汰等；四是整个经济系统的演化。产业间存在不同的增长率，整个经济系统的增长率则是由产业群体的平均增长率来描述。由于无论是产业内部还是产业间的增长率都存在差异，经济增长过程伴随着结构性的演变。而这一结构性演变的过程伴随着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演化。演化增长具有如下一些不同的显著特征：一是，在经济系统中，不同要素、单元、部门或产业并非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具有相同不变的增长率，相反，它们具有不同的增长率，即增长率是异质的。例如，在一个多部门的经济体中，每一部门并非沿着一个加总或平均增长率发展，而是每个部门拥有不同的增长率。因此，作为刻画整个经济系统增长的加总增长率或平均增长率更多是一个统计意义的概念，它表示各种差异增长率的均值。因此，演化增长分析并非直接从加总生产函数或加总增长率出发，而是基于各种差异化的经济活动及其差异化的增长率。而这种差异化的增长率是促使经济系统发生结构性变迁的重要驱动力（例如， Metcalfe 和 Foster ， 2009 ）；二是，经济增长并非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所描述的动态一般均衡的过程（例如，平衡增长路径），相反，由于诸如技术、组织和制度等各种创新的涌现，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非均衡的过程。当然，在经济演化增长过程中也可能存在均衡 ，但它仅仅是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驻点，而不能成为演化增长的终点，更不是演化增长的起点。正如 Foster （ 2011 ）强调的，演化增长过程首先是一个非均衡的动态过程，其次才是在此非均衡路径上可能产生均衡的动态过程；三是，在演化增长过程中，由于各种经济活动主体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演化增长本质是一个复杂系统的自组织过程。在此过程中存在诸如正反馈效应、路劲依赖、锁定和结构不可逆性等复杂系统的特征；四是，演化增长更为强调经济系统的结构性变化，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不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副产品，它是演化增长理论关注的重点，是内生于演化过程中，并且是促使演化增长的根本原因。从这角度上讲，演化增长不同于新古典的“狭隘”增长观 ，它更接近于经济发展的概念，这也是演化增长理论向古典经济学宏大分析视角的回归（例如， Dopfer 和 Potts ， 2008 ）。我构建了一个多层级、多主体的演化增长模型，由于时间原因，模型的具体细节不再讲，讲一个最近我们做的一个研究结论：（ 1 ）经济体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可以被分解为自身增长效应和结构变迁效应，经济增长率受到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自身增长效应和结构变迁效应等因素的影响；（ 2 ）从 1990 至 2011 年，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呈上升趋势。 1991 年到 2011 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均值为 10.54% ，其中，由各行业自身增长效应均值为 9.39% ，结构变迁效应均值为 1.15% ，结构变迁效应占增长率比重为 14.95% 。除了 1997 年到 2001 期间以及 2007 年个别年份结构变迁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其它年份结构变迁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从总体上讲，过去 20 多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主要还是由各行业自身技术进步引致的，但就业结构的变化也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3 ）中国经济增长平均 68.5% 左右由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积累驱动， 31.5% 左右由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驱动，其中劳动生产率增长平均 7.14% 源于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重新配置的结构变迁。尽管资本积累依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是，结构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系数是资本增长的 2 倍多；（ 4 ）以 2001 年为分界点，劳动增长率的贡献在此之前呈现上升趋势，之后则呈现下降趋势，后 10 年劳动增长率的平均贡献仅仅是前 10 年的一半左右，但是，结构变迁效应的平均贡献则是前 10 年的 5 倍左右。因此，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下降，但是就业的“结构红利”总体上正在处于上升趋势。
实际上，我赞同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我更认为大量的投资应该投到促进结构升级的领域中，从而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结构红利”。
简单归纳一下：我研究的整个方法论是基于个体与制度的互动主义，研究个体时，我强调制度对偏好的塑造，即制度不仅仅具有激励功能，还具有塑造认知的功能。从这个角度上将，我们每个人的偏好都很难说是独立的，只要你承认个体偏好受社会制度的影响，个体偏好就带有一定的社会性，因此，我们或多或少都拥有社会性偏好，很难绝对区分利己和利他偏好。在制度演化分析中，我也秉承这个方法论，研究拥有不同主观博弈模型的个体之间如何通过学习形成有关博弈场景的共同知识以及有关博弈如何进行的共享信念。我尝试从主观博弈的视角来描述这个问题，秉承着这个方法论。在宏观研究中，我尝试基于偏好、制度与技术共同演化的视角构建多层级和多主体的演化增长模型，也是基于此方法论。我想说明一点，我过去研究的逻辑是相对一致的，我愿意将我的研究框架拿出来，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讨论部分）
黄凯南：
首先我一直强调我没有否定新古典，相反，我一直强调演化分析与均衡分析的对话、交融和互馈。我再强调一下，我的思考是从均衡如何产生以及如何内生演变。首先，我回答一下盛洪老师的问题。当前博弈论和机制设计理论对制度研究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它们主要关注激励问题。我不是认为激励不重要，激励当然很重要。但我更关心认知问题，我认为对于制度转型认知也很重要，而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我集中精力从演化的视角来研究参与者认知差异对制度生成和演变的影响。关于陈平老师的问题，我从方法论上谈个体与制度的互动主义，这个方法可以运用到多层级中，正如我在演化宏观中所谈的，企业、产业和经济体等层面。业进谈到的 GDP 问题，其实，我整个方法和传统的增长理论是不同的，我不是从加总的生产函数出发去构造计量模型，经济体的增长率是由产业增长率的加权得出的。而对于演化博弈运用的时间长度我有不同看法，由于假设博弈框架是给定的，对于生物演化系统，环境的变化可能较为缓慢，博弈框架可以视为给定，演化博弈可以被运用于解释漫长的生物演化，但是，对社会经济系统而言，尤其是转型经济而言，由于制度环境的变化，博弈框架很难给定，演化博弈很难解释，或者演化博弈只能被用以解释相对短期的演化现象。我和毅夫老师之间没有本质的冲突。我对他的理解时，在发展经济学中，对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分析新古典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发展中国家有一个相对清晰的产业升级蓝图。我认为，林老师的贡献是将结构变迁纳入新古典分析中，从而得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但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讲，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创新更为重要，充满不确定性，新古典分析就很难刻画这种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而演化可能更具有解释力。谢谢大家。
[ 黄凯南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山东大学县域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在 2014 年 5 月 6-7 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 ]
2014 年 6 月 20 日
中评网首发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