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政府总在“市场化改革”和“国家主导”之间摇摆？
为何中国政府总在“市场化改革”和“国家主导”之间摇摆？
#市场经济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9% 以上，并于 2010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于这种“经济奇迹”，学界一直存在着两个不同的解释取向——第一种解释强调市场化改革的作用，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因为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第二种解释更强调“国家主导”的作用，认为国家的具体政策（如财政包干、干部绩效评估等）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学者 杨宏星 和芝加哥大学学者 赵鼎新 发表论文，提出了第三种解释取向，尝试基于政体合法性的角度来重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在两位研究者看来，两种既有的解释和经验观察并不全然符合。如果按照 “市场化改革” 的解释逻辑，国家的高度干预会影响市场机制的作用，但现实情况是：两者的并存并没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单方面强调国家的主导作用同样会忽略很多政府政策往往并不成功甚至产生了预料之外的负面后果的事实。
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 “经济奇迹” 并不是某项特定的政策或制度设计造成的。他们提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逻辑事实上非常简单，就是中国政府如何运用其 “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来维持政体的“绩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
“国家自主性” 在本文里可以理解为政府为贯彻其统治目的所具有的资源调动和决策能力。强大的 “国家自主性” 容许政府快速调动资源，发展经济，摆脱利益集团的俘虏，作出必要的决策。但不受约束的权力也可能使政府专断独行、漠视民意，为社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两位作者认为，中国社会虽然无法用选举之类的途径约束政府，但是其合法性来源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合法性在本文的定义则来自林茨（Juan Linz），指的是 “相信一种特定的政治制度，即使其可能存在缺陷和不足，因此对其服从。” 一个政体的合法性可能通过多种方式获得（比如意识形态或选举）。两位研究者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政体的经济绩效上，因此称之为 “绩效合法性”。在 “绩效合法性” 下，中国政府需要不断回应社会诉求来维持其统治的地位。而当社会一定阶段的诉求得到满足后，“绩效合法性” 的惯性又会使社会提高其福利预期，进而逼使中国政府维持经济增长来创造更多可供再分配的资源。
两位研究者进一步把 “国家自主性” 和 “绩效合法性” 的交互作用放到历史事件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来解释为何中国政府看似总在 “市场化改革” 和 “国家主导” 两者之间摇摆，亦不曾脱离经济增长的轨道。比如，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政府进行了多项改革，诸如分税制、国企改组等。这些政策原意是调整央地财政关系和减低政府在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负担。它们虽然提高了生产力和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但也产生了地方政府转向土地财政和群体性事件迅速增加的意料之外效果。所以在 2003 年后的 “胡温时期”，中国政府尝试通过国家社会福利政策如新农合、废除农业税、新劳动法等措施缓解逐渐严重的社会矛盾，同时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来维持经济增长势头。
总括而言，本文基于 “绩效合法性” 和 “国家自主性” 交互作用的视角为理解中国经济奇迹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角度。但两位研究者同时提醒：上述两者往往使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充满张力而非平衡稳定的状态。它可能继续激发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增长动力无以为继时，无法被满足的社会诉求将把国家引向混乱和不稳的方向。
参考文献
- Yang, H. & Zhao, D. (2014).Performance legitimacy, State autonomy an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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