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圖顯示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三年人民日報上「敵對勢力」的頻率變化。圖上的傳播高峰，是本文分析的重點。

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如一個巨大鐘擺，有時擺向右邊，強調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甚至提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有時擺向左邊，嚴厲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重申「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鐘擺向左，人民日報上「敵對勢力」一詞就抬頭。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頭版轉載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稱「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無產階級只有依靠自己掌握、領導的國家政權，憑借這個政權的力量，才能鎮壓被推翻的剝削階級和一切 敵對勢力 的反抗」。同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第四版轉載《解放軍報》評論員文章《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武器克服錯誤思想影響》，強調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敵對勢力 」保持警惕。

（一）有一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政策水準，能夠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同破壞社會主義的 敵對勢力 作鬥爭，同黨內外各種錯誤傾向作鬥爭。（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九月九日第一版）

同年年底，中國全國人大通過新憲法（史稱「八二憲法」），憲法序言稱：

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八年，人民日報上總共有七十二篇文章使用「敵對勢力」，次數不多。頻率較高的年份，除了一九八一年（十條）、一九八二年（十八條）、一九八三年（十六條），還有一九八七年（十條），是年，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因學潮下臺。這是六四的預演。一九八九年，人民日報上使用「敵對勢力」的文章達一一四條，其中一〇八條出現在六月之後。

槍聲後的深紅話語潮

當坦克碾過長安大街，中國大陸風向丕變。筆者當時是解放軍報記者。報社有位同事，文革時曾當紅，他說，倉庫裡還有不少文革時學習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教材，現在，可以拿出來用了！

六四次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共中央、國務院　　　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文中「敵對勢力」一詞極為刺眼。

該文稱：

這次反革命暴亂的策劃者和組織者，主要是極少數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搞政治陰謀的人，同海外、國外 敵對勢力 相勾結的人，向非法組織提供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　陳希同向人大常委會作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七月七日，第二版）。

陳希同報告點了大批「動亂的組織者策劃者」的名，譴責他們「得到海外 敵對勢力 和一些組織與個人的財力物力支援」。這些人，亦被稱為「境外 敵對勢力 」，人民日報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發表「本報評論員」文章《決不容許境外敵對勢力向內地伸手》， 點了一批「營救民運人士」的港人名字 。

一九八九年五月，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遭罷黜，江澤民上任。九月二十九日，他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週年大會上發表講話。在這個講話中，江澤民七次使用「敵對勢力」一詞，包括「國際敵對勢力」、「國外敵對勢力」、「外國敵對勢力」、「國際、國內敵對勢力」和三次「國內外敵對勢力」（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九月三十日，第一版）。

一九九〇年六月四日，六四週年。人民日報特別選擇這個日子，在頭版發表社論：

社論如此論述天安門事件：

那場風波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造成的，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項基本原則的尖銳對立，是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激烈鬥爭。國內外敵對勢力製造這場風波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制度，使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附庸。

一九八九、一九九〇、一九九一，「敵對勢力」在人民日報的使用篇數，是該報歷史上的三個最高位，分別為：一一四、一七五、一九八。三年全部四九七篇，形成傳播高峰。

運用布爾邏輯（boolean logic）方法，筆者對這批文章進行了檢析。

用「邏輯或」（A or B）方法，發現使用「國外敵對勢力」、或「國際敵對勢力」、或「境外敵對勢力」、或「外國敵對勢力」、或「西方敵對勢力」的，共二一九篇（另有少量文章使用「境外勢力」，在人民日報第一次出現是在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五版）。使用「國內敵對勢力」、或「國內外敵對勢力」、或「境內外敵對勢力」的，共一六二篇。這一數據，顯示六四後中共整肅內部力度很強。

用「邏輯與」（A and B）方法，筆者分析了八九.六四語境下「敵對勢力」的語義構成。發現關聯度最高的政治詞語是「和平演變」（有三二四篇同時使用「敵對勢力」與「和平演變」），以下分別是：

「敵對勢力＋自由化」（二九二）；

「敵對勢力＋動亂」（一九二）；

「敵對勢力＋顛覆」（一八三）；

「敵對勢力＋暴亂」（一七六）；

「敵對勢力＋毛澤東思想」（一四七）；

「敵對勢力＋滲透」（一二六）；

「敵對勢力＋專政」（一一四）；

「敵對勢力＋階級鬥爭」（九十八）。

這組關鍵詞，構成一個「語族」，它們同屬專政話語體系。數據證明，天安門事件後，政治話語大規模重組，極左力量捲土重來。 在鎮壓暴亂、反對動亂、抵禦滲透、防止顛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和平演變的口號下，毛澤東思想、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深紅色詞語高調重歸。這套專政話語，不僅是對知識分子、青年學生的高壓恫嚇，從政治大博弈的棋局觀之，也是對鄧小平的規行矩步。中共黨內的頑固派，頻頻用「敵對勢力」之類的誇張敵情，對鄧規制之，刺激之，激怒之，慾使鄧的鐘擺固定在極左一側。蘇共垮臺後，中共黨內形成「反戈爾巴喬夫機制」，「敵對勢力」一類話語，是給一切可能改革的人的緊箍咒。

一九八九之後，政治改革旗幟倒下，經濟改革風雨飄搖。鄧小平當然咽不下這種苦果。一九九二年，他暮年一博，南巡號召改革（當然是經濟改革）。「敵對勢力」一詞的傳播頻率，應聲跌落。

＊作者為知名報導文學作家及記者，現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畫主任。（編按：本系列第5篇定下周四8月28日刊出。請繼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