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s-Joachim Voth：用经济史解读东西方文明的“大分流”
Hans-Joachim Voth：用经济史解读东西方文明的“大分流”
#访谈
【“政见”系列访谈之十】
Hans-Joachim Voth：用经济史解读东西方文明的“大分流”
【精彩观点集锦】
◆在西方入侵之前，中国的人均GDP就在处于停滞乃至下跌的状态。我做过的所有模拟都暗示着，只要当时的人口结构不发生变化，中国独立地实现工业化的概率就几近为零。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那些最终“赶超”的，即开始向高人均收入水平转型的国家，主要是具有长期政府历史的国家，比如中国，比如日本，比如韩国。而表现糟糕的国家，比如几乎没有政府历史的非洲国家，从未出现这种“文化演进”，或者文化规范和国家能力建设的共同演化。
◆有这样一个国家：她从无民主的传统，她具有非常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他们有失败的民主实验，所有国民都相信他们无法让民主制度正确运行。这个国家就是德国。如果你问1945年的任何观察者：德国是否适宜于民主制度？他会说：当然不。
◆很多支撑了美国发展的特质，其实是在冷战阴影之下，对基础设施、教育和研发进行投资的结果。
◆“历史对于下一次变得聪明并无用处，但它能让你永久性地更加明智。”由于历史帮助我们思考大的问题，它对于考察政策的含义是非常有用处的。
◆数据总比你能想象的更多。只要我们有这样一些东西：它们面向更广泛的观众，同时和中国历史有关，我相信会有一个很好的市场。如果我们几代人不做这个，那么中国会被仅仅当作又一个数据点。
Hans-Joachim Voth 教授，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瑞士苏黎世大学，学界知名的经济史学家，论文发表于American Economic Review，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等顶级期刊，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前工业时代的欧洲经济发展，纳粹德国的反犹暴力和政商关系，以及近代欧洲的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等。Voth教授擅长用数理模型和历史数据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对于“欧洲婚姻模式”和反犹文化根源的分析影响深远。
2014年7月6日，政见观察员在北京大学博雅国际酒店对Voth教授进行了专访，就工业革命能否发生在东方，民主制度是否和中国文化相适应，以及经济史研究的实际意义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从黑死病到“大分流”
在其2013年发表于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论文中，Voth教授指出，黑死病导致欧洲人口锐减，进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封建领主转而发展成本较低的畜牧业——因为在种植业中需要使用重犁。
先前只有男性能够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之中，畜牧业的大规模发展为女性走出家门就业提供了条件。但与封建领主签订的长期劳动契约使得女性不得不推迟婚龄，导致所谓“欧洲婚姻模式（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的产生。这一婚姻模式的结果是欧洲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速度放缓，生产剩余不断积累，从而得以最先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婚姻模式”的兴起可以说是东西方“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由亨廷顿提出的一个说法，指西方世界最先克服了前现代世界的诸般限制，在19世纪成为最为强大和富有的文明这一过程）的先决条件。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今天东西方之间的种种差异，都源自数百年前的那场大瘟疫？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东方文明今天统治世界的概率又有多少？
【政见CNPolitics】 我们知道黑死病可以被视作一个随机事件，所以您认为东西方发展路径的不同是偶然因素的结果吗？您如何看待偶然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Voth】 黑死病当然是一个外生的事件，一个随机冲击。然而，世界上其他很多地区也曾经遭受过瘟疫侵袭，大量人口死于流行病；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死病也只是一个常见的冲击。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故事，来说明为何黑死病在欧洲起到了与众不同的作用。我认为这个故事跟偶然性关系不大，它更是一种政治、地理因素和瘟疫冲击之间的独特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以一种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方式，造就了欧洲与世界的断裂。
【政见CNPolitics】 根据您的理论，正是因为欧洲种植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封建领主转向畜牧业才有利可图。而中国历史上单位面积土地的生产力是欧洲的四倍，所以即便工资飞涨，地主也不会转而选择畜牧业作为主业。因此，生产力水平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Voth】 是的，谷物生产的低效率、源于某种原因的政治分裂、更多的宗教断层……这些都是引发战争的原因。此外，更高的人均收入可以被更容易地征税。拿走鸡肉和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如果你拿走人们的钱，事情会容易得多。
【政见CNPolitics】 基于您关于马尔萨斯时代的一系列研究，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中国注定要长期停留在马尔萨斯陷阱中这一结论。以您的理解，在历史上中国是否有机会摆脱“工资铁律”（即在马尔萨斯时代，任何产出的增长都会被人口增加抵消，实际工资不会出现任何变化。在其2013年的论文中，Voth教授利用数值的方法，证明在给定的人口结构下，中国实现工业化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并独立地步入工业时代？
【Voth】 这取决于你如何思考内在的过程。从历史上看，这个概率是很低的。这与人口体系有关。在今天，藉由政府的命令，你们已经改变了生育的规则。通过规模史无前例的独生子女政策，你们人为地设计了一场人口结构转型。在很多方面，共产政权的领导者们基本上完成了马尔萨斯告诉他们要做的事情，也就是摆脱妨碍资本深化的东西（指人口负担），使得经济增长转化为更高的人均收入。
【政见CNPolitics】 问您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有一些中国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中国不遭受西方的入侵，很有可能会实现独立的工业化。
【Voth】 我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证据。在西方入侵之前，中国的人均GDP就在处于停滞乃至下跌的状态。我做过的所有模拟都暗示着，只要当时的人口结构不发生变化，中国独立地实现工业化的概率就几近为零。只要你生活在一个不可再生要素——比如土地——影响人均收入，而且生育率随着经济条件而变化的世界中，逃离马尔萨斯的威胁就是一件很难的事。中国在这个节点停留了最久的时间。
【政见CNPolitics】 目前关于“大分流”的起源，有基于不同维度的各种解释，比如地理因素说（戴蒙德在《枪炮、细菌和钢铁》中指出，欧洲曲折的海岸线导致了更大程度的政治分裂）、制度因素说（Eric Chaney等人在其2013年的文章中，认为罗马帝国覆灭后国家能力的衰败使得西欧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封建制度，从而王权较弱，政治自由更大。以上两种解释都暗示着，由于较少受中央权力的钳制，技术和思想革命更容易在西欧发生）、宗教因素说（Greif和Tabelini发表于2010年的文章则认为，大分流的源头在于公元2世纪中国采用了儒教，而西方采用了基督教作为核心意识形态，后者直接导致大家庭的解体和核心家庭的产生，使西方人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跨越家族的契约来保证公共品提供，这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以及偶然因素说（黑死病）。那么，各类要素在“大分流”的形成中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您能否谈一谈您的看法？
【Voth】 我们越是思考这个事件，就越能理解生育率是一切的关键。在西方，这一关键事件看起来与教堂影响的减弱有关。法国那些教堂力量比较弱的地区比其他地区更早地经历了生育转型。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好的故事可以说明生育转型何以发生。那么在世界范围内,其含义又是怎样的呢？我相信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首当其冲的就是国家的作用。当我们考察今天哪些国家比较富裕时，会发现他们基本上是500年前也比较富裕的地方。其次当我们进行了移民调整之后，这一效应看起来更加明显。你所在之处国家存在的历史有多悠久，（对今天的富裕程度）有很强的预测力。当进行过移民调整（Putterman和Weil于2010年发表的文章构建了一个“移民矩阵”，将一国的居民分解为来自各个地区的移民，是为Voth教授提到的“移民调整”——政见观察员注）后，这一效果就更强。
因而国家的存在改变的是人们脑中的某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文化经济学的故事：使你更有生产效率的事物，是一些已经变得自然而然的惯例，比如不要暴力，要合作，要尊重合约等等。大部分现代人已经将这些惯例内化了。并不需要外界的强制，他们自然地就会按规则出牌。但这完全不是天生的。如果你有小孩子，你会知道他们并不耐心，并非不暴力，并不遵守合约。所以这些基本上是教育的结果；父母对孩子所做的事情，也正是国家对其人民所做的。回报的期限越长，这一机制运作就越好。
所以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那些最终“赶超”的，即开始向高人均收入水平转型的国家，主要是具有长期政府历史的国家，比如中国，比如日本，比如韩国。而表现糟糕的国家，比如几乎没有政府历史的非洲国家，从未出现这种“文化演进”，或者文化规范和国家能力建设的共同演化。Gennaioli和Rainer有一篇有趣的文章，他们指出在非洲之内，那些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只有酋长，并无更高层政治结构存在的地区，今天是最贫穷的。而那些有一些科层体系的地区——即便这些体系在我们的理解中甚至称不上是国家——他们的表现要好得多。我认为在导致“大分流”的诸般原因中，这是位于次要地位的——技术水平提供了一个你可以达到的极限，而其他因素使得你可以接近这个极限。生育率是一个方面，源于跨国交流的文化变革是另外一方面。当然国家本身也做了一些有用的事，诸如执行合同等等。
二、民主的代价及其文化根源
最近，文化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中一个新兴的分支，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目光。通过精巧的数学模型和严谨的数据分析，文化经济学家向我们证明，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影响显著，且相较于政治制度更少发生变化。Voth教授于2011年发表的文章，就发现黑死病之后在德国发生的屠犹事件，可以很好地预测纳粹时期反犹暴力的地区差异。
此外，文化还会影响制度的适用性。比如Alesina等人2011年的文章指出，家庭联系紧密的地区，人们更加不愿意流动，从而劳动力市场更为僵化，更加需要政府管制；Aghion等人2010年的文章也认为，信任和管制是替代品，高信任的国家管制程度往往较低。那么，在缺乏民主文化的国家，民主制度能否良好运行？某些独裁政权出色的经济表现，是否意味着实行民主的机会成本有时过于高昂？
【政见CNPolitics】 在您那篇关于反犹的论文中，您成功地向我们说明，社会规范或者说文化可以在一段非常长的时期内持续。而近来的一些研究，如Alesina et al. (2011) 和 Aghion et al. (2010)，等，指出有时候特定的制度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才能运行良好。今天有这样一种声音：在中国这样一个君主制历史超过2000年的国家中，民主制度将会毋庸置疑地失败。您对此怎么看？
【Voth】 好吧，让我跟你谈谈这样一个国家：她从无民主的传统，她具有非常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他们有失败的民主实验，所有国民都相信他们无法让民主制度正确运行。这个国家就是德国。如果你问1945年的任何观察者：德国是否适宜于民主制度？他会说：当然不，看看他们的皇帝吧。德皇基本上是被美国人赶下了宝座。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德国人都在为皇帝哭泣，并且声称他们希望他回来。然后，如你所知，他们得到了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独裁政治，但他们感觉不能更开心了。但再之后，民主制度真的（在德国）成功了。现在以任何标准而论，德国都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国家。你看到了这种（历史上的）不连续性，但是它们必须和历史发展上的一些停顿（caesura）一同到来，比如二战的失利，以及其后认为事情必须前进的集体信念或认识。实际上，你得到了足以支持一个新均衡的选举变革、文化变革和政治变革。
我觉得这（德国的改变）是正确的。但是你的提问引发了一些更加广泛的问题，其中之一是民主的益处究竟为何，以及在西方我们到底拥有多少（民主）。如果你考查一个平均水平的美国选区，典型情况是，他们会改变选区的边界直至自己成为多数。这里没有太多的政治竞争。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一个民主党人，而他们为了共和党的利益不公平地划分选区（gerrymander），那你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但你永远不会看到代表的变化。所以这就意味着，基本上是一群代表着当地选民的共和党白痴决定了谁会是你的候选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有更高程度的民主，因为你们在内部有更激烈的职务竞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美国）国家层面的职务上不存在激烈的竞争——中国在这方面确实不足。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我们做了更多的事情。
你知道现在政治科学家在讨论“后民主政治”，对吗？整个的政策制定领域决定了选民对于我们应该实行什么政策所知甚少。比如说货币政策，所有人都同意这必须由一些技术官僚加以管理。在其他很多领域中，我们会做相同的事情。我们不希望人民参与进来。（有人说）我们应该有公民投票权，应该相信民主，让我们问问人民的意见。如果你在德国这样做，我们会有死刑，明天会有零移民政策，会不允许政治庇护，会有25欧的最低工资。我们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们相信，人民不应该有权利决定一些在精英看来非常愚蠢的事情。通过称这个制度为“民主”，我们仍然成功地维持着这个把戏，但所有人知道它其实并非（民主的）。所谓的“民主”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从而这个把戏勉强可以运作。所以我不认为中国有任何与众不同之处。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你在哪些方面需要民主，在哪些方面不需要，以及你如何称呼这个制度。
我必须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在过去的150年里，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威胁等等，我们丧失了所有在政治经济学上进行知识交换的机会。但如果我们重新开始，我相信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智力上充满挑战的问题需要被提出。
【政见CNPolitics】 从最近的一篇工作论文Highway to Hitler中，您发现凡是高速公路系统经过的地区，在选举时投票反对纳粹的比例就会变低。我们看到希特勒确实给德国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遗产，比如高速公路系统。而且我们也知道，在希特勒掌权之后，德国从大萧条中迅速地恢复了。从您的角度来看，如果他不发动战争的话，希特勒是否会带领德国走向繁荣？
【Voth】 其实德国在二战之前就已经非常富裕了。希特勒做了很多正确的事情。他们本来可以放任经济不管，因为这正是到处都在发生的事情，但是希特勒做了很多有帮助的事情。然而，经济因之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却并没有变好。从失业到就业对你的心情和收入都有好处，但平均来说，一个有工作的人并不会挣多太多的钱，因为税率非常高——很多准税收和捐献，上交给给像纳粹党和纳粹慈善这样的事情。而且有很多东西你不能买。如果你想买一辆车，你的名字会被放在一个名单上，然后你就等待，等待，等待……这并没有太多益处。
从经济上说，纳粹政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你跟我的祖父母聊，他们会说至少希特勒构建了高速公路系统（“autobahn”）。他们的经济管理很棒，还做了一些毋庸置疑的好事，比如建立了第一个高速公路系统。你的问题是，如果他们没有开启战争之门会怎样。有一种观点是，（经济中）已经存在着许多的不平衡，有很多被压制了的通货膨胀。沙赫特的辞职（沙赫特是1934-1937年间的德国经济部长，于1937年辞职——政见观察员注）就是因为人们认为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另外一种观点是，由于德国较小，他们（纳粹）幸而可以很容易地成功处理经济问题。但整个经济的齿轮从30年代开始就已经为战争做好了准备。那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事情。
【政见CNPolitics】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您觉得在经济效率和自由之间存在着权衡取舍吗？或者说有一些基本自由是不能被牺牲的？
【Voth】 确实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效率和自由之间存在着权衡取舍。我觉得学界的标准看法并不赞同这个观点。今天自由程度最高的国家一般也是最富裕的国家。这在跨国分析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我质疑这个结果有多稳定。比如说，很多支撑了美国发展的特质，其实是在冷战阴影之下，对基础设施、教育和研发进行投资的结果。在“斯普特尼克冲击”（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给西方人造成的冲击——政见观察员注）之后，拿到钱来修路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会帮助人们逃离城市以避免核打击。1950年有一场关于苏联是否会在经济上超过美国的讨论，因为苏联人投资更多。现在我们已经把苏联抛在了脑后，因为知道那种模式不会成功。但是潜在的论断，即在西方人们可以投票决定自己想要的东西，从而压低了公共品支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美国实在是一个耻辱：道路是最差的，机场是最差的，火车的运行简直可称之为“残暴”。这个国家在崩溃。所有人都很有钱，他们出门开很大的汽车。但公共品提供并不如人意。平均来看公共学校的水平十分差劲，不是吗？他们创造了这样一个实际上不甚自由和公平的体系。如果你的父母没钱，那么就算你学会读写，进入大学的概率也会非常低。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发达国家糟糕政治的结果，你也许能发现这种权衡取舍。
三、经济史的价值
近些年来，由于Daron Acemoglu，Nathan Nunn和Voth教授等一大批优秀学者的努力，经济史这个领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有人认为，埋首于故纸堆中，无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世界。果真是这样吗？在Voth教授看来，经济史研究的意义何在？回顾历史是否可以防止我们重蹈覆辙，比如引发金融危机这样的灾难？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又该如何与世界接轨？ </br>
【政见CNPolitics】 您预测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吗？我是说，四年前您刚刚发表了一篇关于南海泡沫（南海泡沫是1720年发生在英国的一次经济泡沫。Voth教授在2004年发表的论文中，利用一家投资银行在南海泡沫中的交易数据，证明泡沫的起因是有些交易者在“驾驭泡沫”，希望通过推高价格来牟利）的论文。您觉得您对南海泡沫的解释也可以应用到这次金融危机上吗？
【Voth】 唔，我没有预测到这次危机。我确实担心房地产。我认为房地产有泡沫，但是其他所有人都说没有。这是一个容易的判断，跟南海泡沫并无关系。制造南海泡沫的那些人所做的事情是在推升风险，或者说使得推升风险变得可能。你可以以（比市场价）低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五的价格购买股份。当股价上涨时，这会带来回报；当股价下跌时，你就停止支付。所以基本上你给了人们一条回头的路。而这有一点像发生于住房贷款的事情。特别是在美国，你可以选择住房抵押贷款。当房价上涨时，你变得更加富裕；当房价下跌时，你把钥匙交还给银行。我们知道这会创造泡沫。在这个意义上，激励结构是很相似的。关于这个问题，你必须更多地考虑管制。对于那些在衰退中不得不为他们付不起的东西买单的人，这（管制）是有好处的。避免这些导致不稳定的泡沫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让这些人为了抵押贷款做义工。
【政见CNPolitics】 一些对经济史研究的批评者认为，这类研究并不具有任何政策含义，因而毫无价值。历史事件已经发生了，你不能再做什么来改变结果。您会怎样回应这样的批评呢？
【Voth】 所有的数据都来自过去。经济史和当代经济分析的唯一区别，就是我们用的数据更老一些，而且我们会更多地思考。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过去。只要我们得到了数据，它们必然是来自某些不再能够变化的事情。所以瑞士艺术史学家雅克·布格哈特（Jakob Burckhardt）曾经说过，历史对于下一次变得聪明并无用处，但它能让你永久性地更加明智。所以我认为，由于（历史）帮助我们思考大的问题，它对于考察政策的含义是非常有用处的。
用金融危机做个例子，2003年我曾经和德国证券交易所的负责人合作过几篇论文，说看啊，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激励让家户去积累债券，同时还有会令公司变得不稳定的定额税。你所希望的是较高的股票份额，但他们反而积累了许多债券。债券不好的一点是，在事情变糟，公司破产的时候，你从其中得到了全部的负外部性。在2003和2004年，没有人想到这些。
我并不是说我提前预测了金融危机。债务的积累只是金融危机的一个成因。但我们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些呢？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在1920年前后发生的事情。在2006和2007年，如果你去央行，去投资银行，去财政部，你找不到一个对二十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稍有了解的人。因为他们认为大萧条就像三十年战争一样遥远，一样不相干。突然间，在2007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了），在这样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里，我们可以去问谁呢？于是他们去问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著名宏观经济学家，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于2006-2014年间任美联储主席），他的论文是关于大萧条中的银行危机；他们去问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曾于2008-2010年间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她研究1929年和三十年代初期美国的经济萧条。所以我觉得对于真正重要的问题，我们（经济史家）比一般的经济学家更加有用——他们认为所有的数据都在网络上，你所要做的只是分析五年的数据然后（就能）找出某种规律。
【政见CNPolitics】 下面这个问题部分上是由师从香港科技大学龚启圣教授的复旦大学陈硕教授提出的。您知道这个领域中，发表于顶级期刊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关于西方的历史。在中国，我们并不像西方那样拥有系统的人口和工资数据，但有对历史事实的详细记录。基于这一点，您对中国的经济史研究有什么建议呢？在您看来，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要如何与源自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联系起来呢？
【Voth】 数据总比你能想象的更多。如果你想得足够长，足够认真，你就能够想出惊人的东西。每个人都说：“没有关于这个的数据”。你必须顺其自然地想一想，然后发掘一些别的东西。关于中国如何和已有的诸多理论相适应，我认为科学世界在等待人们提供一种更好的理解。每个人脑海中都有一个参照点，但是关于这些（中国和理论相适应）还没有太多优秀的工作。你知道，（已经）有人做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但只要我们有这样一些东西：它们面向更广泛的观众，同时和中国历史有关，我相信你会有一个很好的市场。每个人都知道存在着各种限制，但你必须参与这个游戏。一切都会好的。如果我们几代人不做这个，那么中国会被仅仅当作又一个数据点。
【政见CNPolitics】 您选择成为一个经济史学家的动机是什么呢？
【Voth】 这是一个意外。我本来想学历史，我的父母说：“学点什么能让你找到工作的东西怎么样？”所以我也学了经济学。然后我发现有一个东西能将这两者连结起来，那正是经济史。当我在英国第一次想到这个主意时，我发现那正是我想要的。
【政见CNPolitics】 您的故事让我想起了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自传里说他本来想受雇于一家保险公司，于是选择去哥伦比亚大学读统计学，在那里他的导师发现了他的天才然后告诉他去研究经济学。所以就有了今天的他。
【Voth】 哈哈！你知道Elhanan Helpman（犹太裔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是怎么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的吗？他曾经在以色列军队中服役，无聊得要死。和他同队的一个人正好在读萨缪尔森（Samuelson，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著作《经济学》是历史上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的《经济学》。他借来那本书，然后爱上了它。然后他决定这就是他将用一生来做的事情——他再也没有回头。
【政见CNPolitics】 哈哈，跟您聊天真是有趣，不过由于时间限制，我想我们必须在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您！
（政见观察员 曹起曈 亦参与了文稿整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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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gtländer, N., & Voth, H. J. (2014). Highway to Hitler (No. w2015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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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gtländer, N., & Voth, H. J. (2011). Persecution perpetuated: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anti-Semitic violence in Nazi Germany (No. w1711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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