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邓小平的贡献和局限性
改革开放三十六年之后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历史，比较能够看清楚当时认识混乱的问题。这并不是说可以用现在的认识要求当时的人物，而是说我们能够更清楚他们在当时的环境下作出这些决策的贡献和局限性。
1976 年毛泽东死后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大的问题是“中国往何处去”。华国锋接班后这是他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毛的路线已经是天怒人怨，显然是没有前途的。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是绝对不许可的。所以他派出了多个考察团去欧洲考察，主要是访问东欧国家，因为东欧还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成员。那时候中国领导人比较普遍的想法是东欧的经验教训比较适合中国的需要。也有去了英国的，但是绝不敢讲英国如何好，只能评判一通。考察团回来后并没有能够回答往何处去的问题。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只是认为要搞大项目。宝钢就是在他在任时决定的。后来大家批评他的洋跃进。他在制度上没有什么贡献。
邓小平最大的贡献就是解决了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他力排众议扭转了被宣传为反革命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制观念，领导中国走上了私有化和自由交换的新路，开创了中国连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他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想与他青年时期在资本主义的法国生活过有关。更直接的一个原因是 1979 年一月他首次访问美国，亲眼看到美国的制度和各方面的优势，下定决心向美国学习。在深圳设立特区也是那时候提出来的。他还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句话以后常常被引用。从这句话可看出当时改革的阻力有多大。现在我们都说市场经济好。可是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说市场经济是犯大忌的事。与华国锋相比较就能看出邓小平不同凡响之处。
邓小平不是经济学家，他基本上不懂经济学。可是在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学家是不是真懂了经济学呢？据我回忆，改革开始后的十年左右中国的经济学还处于非常幼稚的时代。那时候的经济学家都看到了价格扭曲造成的问题，都主张价格要改革。但是很少人懂得所有权和价格形成的关系。所以在价改中没有人提出要先搞私有化（据我所知成都的李开先提到过，但他不是经济学家）。所有权和价格的关系是在 1991 年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3 年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才被中国的经济学家普遍认可。科斯和诺斯都特别强调了财产所有权和价格以及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
但是邓小平却凭他的直觉否定了公有制。所以他在 1992 年南巡时说不要问姓资姓社，意思就是要开放私人所有制。其实公有制的大问题谁都看得见，但是受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几乎没有人提出要搞私有制。不要说九十年代，直到今天谁要说一个“私”字还是要有点勇气的。所以说，邓小平的伟大之处是解放了思想，突破了几十年禁锢人的那些条条框框。
再如他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样是突破了原先“富人可耻”，“富人是剥削者”的观念。现在有些人抱怨说，现在的贫富不均就是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造成的。这种看法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形势。解放后的三十年不断宣扬富人可耻，富人是剥削者。每次政治运动都要“忆苦思甜”，忆受剥削的苦，思解放后的甜。认为富人都有罪，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没有平等受教育，入党，参军的机会。干部提拔要求三代贫农。结果是谁也不敢变富，大家一块受穷，把中国搞成了穷人国，变成全世界头号穷国，人均 GDP 全球倒数第一。邓小平的一句话解放了大家致富的愿望。这才有三十多年的高速度的财富创造。以后的贫富差距扩大主要不是他的责任。
邓小平突破了公有制，富人是剥削者，做买卖赚钱是资本主义等限制，在实践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但是他不是理论家，他未能清除这些错误的理论根源，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由此得出的剩余价值论，剥削理论，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这些错误的理论根源至今还束缚着中国社会的前进步伐。实践上创新，理论上落后的特征至今未变。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现在还处于邓小平时代。
与邓小平在经济上的创新相对照的是他在政治上的保守，始终没有跳出他一贯的政治哲学，即无产阶级专政。他先是支持西单民主墙，后来又镇压，他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一直到六四开枪，表现出他在政治上的顽固思维。在他的头脑里人权，自由，平等是没有地位的。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好的人治社会，他的好坏标准是经济是否繁荣，和政治的良治关系不大。他蔑视生命，死人是无所谓的。所以才有 1979 年的抗越自卫反击战。这场战争双方死了大约有十万人。是六四死人的一百多倍。现在看起来这场战争确非必要，它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影响。这件事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淡去，死去的人为什么牺牲找不到答案。
应该说，邓小平在政治观点上并不是没有进步、不想改革。他曾经多次提到过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他亲身经历了毛泽东劣政的弊端，也下决心要改变。他和胡耀邦联手平反冤假错案，评判两个凡是，开放对真理的辩论，都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上他终究不是一个自由派，而是专政派。所以在 1988 年终于和胡耀邦分手，以后导致六四事件，影响了以后二十多年的中国的政治进程。他在政治上最大的贡献是确定了领导人的任期制，不能赖在台上不肯下。如果这一届还能坚持这个原则，这就成为中国政治中最重要的不成文规则。他树立的最大政治改革的障碍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动。所以说，在政治上我们今天也是生活在邓小平时代。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 110 周年，是他去世的 17 周年。我们纪念他应该看到他的贡献和局限性。我认为我们至今还生活在邓小平时代。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我们继续享受着他所开创的经济发展的新时代，也继续受制于他给我们设定的政治进步的限制。如果不能突破这一限制中国的进步将是困难重重。
[ 茅于轼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人文经济研究学会理事长 ]
2014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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