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起点公平和终点公平不能兼顾
在经济活动中的起点公平就是机会均等，没有特权。你能做的事我也能做；我不能做的事你也不能做。没有什么事只有你才能做不让别人做的。你能开银行，我也能开银行。你能进口石油我也一样可以，如此等等。没有特权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这一点在中国还远未能做到。有不少行业只有国家能办，普通老百姓是不能办的。比如上面提到的开银行，进口石油等等。经济活动之外的特权也一样，有些人有特权，杀了一个外国人都可以伪造证据，公安机关帮助他隐瞒起来。杀中国人就更不在话下了。大家对特权非常痛恨，变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即使如此它还是顽固地存在着。它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现在该到结束的时候了。
经济活动中的终点公平就是人跟人的收入水平都差不多，大家享受的衣食住行也差不多。人跟人在社会管理中有同样的机会，所能发挥的影响力都一样，在社会中有差不多的发言权。没有人有被排除在外，受压迫，被剥削的感觉。在这些平等中最重要的是收入水平的平等。因为在市场经济中钱的威力极大，有了钱方面的平等才谈得上其他的平等。不过其他方面的平等会影响到收入的平等，所以管理权，发言权的平等也至关重要。
上面提到的起点平等和终点平等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可是我们不得不说，这两种平等是相互排斥的。有了前者的平等势必牺牲后者的平等；反过来也一样，有了后者的平等就必须放弃前者的平等。因为在一个起点平等，或者机会平等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施展自己的长处，追求自己的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人天赋的不同，运气的不同，最后的收入必定是不同的。一个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其收入能上百倍于普通人；一个杰出的歌唱家或运动员的收入比普通人也能高出上百倍。
这种现象就是我们可以在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看到的贫富差距。富人生活悠闲，消费中一掷千金；穷人为衣食奔波，仍然食不果腹。而且富人花钱可以购买穷人的劳动，让他们为富人服务，替他们劳动赚钱，替他们看小孩，做饭，开车，拎皮包。总之在这样的社会中贫富的不同构成极为不公的现象；处于基层的劳动者对此感到无比愤怒，要想造反。
在现实社会中，美国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比较是很自由的，也是最富的，但是它的贫富差距也比别的国家更大。特别是香港，是全世界经济最自由的地区，也是非常富裕的地区，但是它的贫富差距甚至比大陆中国更大。我国改革的经验也说明没有起点的平等，人人追求财富的愿望被严格限制时，社会非常之穷。现在农民可以自由选择职业，起点的平等有了改进，国家富起来了，但是贫富差距也非常之大。这些都说明起点平等的结果是经济富裕但收入差距很大。这二者确实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贫富差距不但在生活中表现出来，在社会活动的其他方面也对低收入的基层群众有众多的限制。比如在社会管理方面，包括司法，治安，环境，一直到公共交通的管理者很少有收入低的穷人能够参与。有资格成为管理者的人绝不会是社会底层的人，多半是有专业知识，有社会地位的人。穷人只能望洋生叹，完全没有机会参与。在社会舆论方面穷人一样受歧视。舆论是被有知识的专家学者所控制，没有知识的底层群众只能听人摆布。他们的诉求没有人关心，因为没有话语权。有些不是穷人的人替他们说话，又往往说不到点子上。他们的真实痛苦很少有人关心。在这样的社会中，穷人焉能安心生活。所以有些人认为最合理的资本主义规则，在穷人看来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起点的公平造成了终点的极大的不公平。而且起点的公平或机会均等是看不见的，终点的不公平则到处可见，它引起社会极大的不满。怎么办？有人下决心要消除这种社会的痼疾。首先是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由于受生产力的限制，不可能让穷人立刻变富，消灭差距只能是消灭富人，强行瓜分他们的财产，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以抵偿过去的罪过。对他们的子女限制他们上学，入党，参军，以防止他们的下一代再次成为富人。对一切想致富的想法和行为统统加以制止，这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禁止人们做小生意，老太太养鸡下蛋也在禁止之例，这叫做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在中国经过 1949 年以后三十年的大力贯彻，基本做到了消灭富人，把中国变成了穷人国。
使穷人受压的不光是贫富差距，还有社会的管理权也要从权势者的手里夺回来。所以要打倒当权派，打倒公检法，取消使基层群众感到压抑的各种组织和制度，让群众有充分的自主权。当然，社会需要管理，但是要让没有特殊的普通人来管理。最高的管理层是国家的领导。为了实现公平，让没有多少知识的人，像王洪文，陈永贵这样的人当主席或总理。靠专业知识成为管理者的当权派统统靠边站。因为贫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统统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提拔干部都要三代贫农才有资格。严防富人再次当权。
在社会舆论和话语权方面，也要彻底改变由专家学者控制的局面。首先要打倒学术权威，由于这些人往往抵制走向公平的路线。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不公平。办法是取消大学（搞科技的例外，因为科技可能是有用的）。中学小学都要学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少学那些使人糊涂的逻辑。交白卷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在那里终点的不公平统统都被消灭了。张眼望出去看不见任何特殊待遇的人。旧世界被彻底改造了，穷人真正翻了身。再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也是毛泽东一生追求的公平社会。他从来不认为文化大革命错了。他说过，他一生就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去了台湾，二是领导并实施了文化大革命。他所追求的目标一点也不错。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就是富人，走资派和学术权威三种人，打倒甚至消灭这三种人可以实现公平社会，这是绝对不错的。所以他坚持要不断革命。他也知道人都有发财致富的愿望，这种自发势力非常顽固，所以文化革命这样的运动每七八年要搞一次，以防资本主义复辟。可惜的是大部分人不懂他的伟大理想。他临死前最不放心就是谁能够真正懂得他的革命理论和社会目标，在他死后能够继续坚持这条路线。
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搞得天怒人怨，连得到公平对待的穷人也受不了了。因为最起码的吃饭问题不能解决，饿肚子是非常难受的。管理人员换成了王洪文，陈永贵这样的人，只能是一片混乱。火车都开不动，农民都在怠工，全中国生产极度萧条，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实在是混不下去了。幸亏他老人家也寿终正寝了。他的这个理想只能留到以后再说。但是终点公平的目标绝对是值得追求的。改革开放以后虽然经济上取得奇迹般的成绩，但是终点不公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所以有不少人指出，中国的现状就是毛主席最担心的，由于起点的公平导致终点的不公平，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是走资派当权。
从学理上说，起点公平和终点公平都值得追求，但是他们互不兼容，有此无彼。这一矛盾该如何认识？如何解决？人类社会永远会有矛盾，起点公平和终点公平的问题将成为社会的基本矛盾而长期存在下去，因此而发生的斗争也永远不会停止。当今的世界也能看到这一矛盾的表现。比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就是终点不平等造成的。这个运动一度波及全世界。但是最后不了了之，没有产生制度性的变化。世界上有些国家如古巴，重视终点公平，坚持了几十年。虽然社会公平了。但是非常之穷，有点受不了了。现在正在试图变一点，允许私人资本的有限度的活动。连北朝鲜也在试图慢慢改变，引进了经济特区，接受南朝鲜这个敌对国的资本，搞合资企业以赚取非常稀缺的外汇。
为什么坚持终点公平的国家都穷得不堪？以至于不得不让步以取得物质上的改善？这是因为终点的平等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有矛盾，和高效地利用资源有矛盾；和在竞争中公平的胜出有矛盾。劳苦大众打工，企业家赚钱，不是规定那些人不可以当企业家（像毛泽东时代地富分子和他们的后代不可当干部那样），而是通过一系列机会均等竞争的结果。最后能够胜出的是有企业家才能的那些人，是人尽其才的结果。如果反过来让企业家打工，让工人管企业，事情非乱套不可。企业能够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不是像改革前那样企业都亏损，都消耗国家的财富，是因为工人和企业家各尽所能的结果。而且工人也不是一辈子注定当工人，有机会也可以晋升为白领或企业家，这是一个社会中自由竞争的结果。
公共管理的事，是不是一般工农群众可以参与？也不是。公共管理是很复杂的专门业务，都需要很强的专业人员。你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外行行吗？外行人管你能放心吗？我们的法官原来大多数是退役军人，对法律的知识很少，判案往往搞错。现在要改为读过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其他的公共事务，事关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如果自来水停供，垃圾没人收，公共汽车不能准点，上下班迟到，火车撞车，显然是不许可的。可是这些事在文革的时候是经常发生的，弄得大家怨声载道，还得请专业人士来管。
同样地，社会舆论是让有学问的人主持，还是让一般群众主持？舆论对群众的认知有很直接的关系。当权者非常重视舆论导向，往往会控制舆论，灌输某种特定的认识给大众。文革时让工农群众主宰了舆论，极大地误导了整个国家的前进方向，其祸害人人都见到了。所以舆论必须客观公正。而判断是否客观公正，是需要知识的，并不是普通人容易做到的。特别是媒体提供不同的意见，供大家比较选择，形成准确的导向。舆论在提高大众的科学知识上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科学家不在媒体上发表他们的见解，大众的知识怎么能进步？人类不同于动物是因为人有知识，而知识从科学家传播到大众是靠媒体，靠舆论传媒。现在世界上各国都在竞争，争的是科学和创新。这些都不是知识贫乏的一般群众能胜任的。如果让知识不足的一般人主导媒体，国家必定在知识和创新的竞争中失败。最后倒霉的全体百姓。这样做是极不负责的。
前面说明了为什么终点是不平等的。这是追求效率的结果。反过来，如果我们坚持终点的平等，势必牺牲起点的平等，势必禁止公平的竞争，强制性地让人人都在社会中的分配相同，权势一样，都有同意的发言权。这样的社会我们已经试验过，那就是文革。社会完全失去了效率，生产极度下降，搞得民不聊生，天怒人怨，谁也不愿意继续下去了。但是终点平等还是有巨大的吸引力，虽然为了社会物质消费的需要，对终点不平等不得不做一些让步，但是终点不平等的丑恶现象也依然存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怎么办 ?
首先，我们必须真正认识到，终点的完全平等是不可取的。因为人都有偷懒搭便车的坏毛病。如果不管你对社会的贡献如何，大家的收入都一样，结果必然是吃大锅饭，都想让别人多劳动，多贡献一点，自己可以搭便车，偷一点懒。全社会的生产必定下降。所以终点的不平等有其必要。此其一。
第二，要保持通过自身的努力，从低收入阶层晋升到中高收入阶层的渠道必须畅通，也就是起点平等，没有制度性的晋升障碍，或特权造成的不平等。上升渠道畅通称为垂直流动性，或简称为流动性。流动性畅通在中国是很难完全做到的。现在大家对贫富差距非常关注，研究的人很多，认识也越来越深入。但是对流动性的研究非常缺乏，而这才是最重要的。整个社会被贫富差距所吸引，因为它看得见，但是并非最重要；而流动性却看不见，但是它又是最重要的。
第三，政府和社会公益组织要在终点公平方面作出努力。这方面的意见已经充分讨论过了。此处不再重复。
[ 茅于轼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 ]
2014 年 09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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