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亮：日本人眼中的东亚文化共同体
感谢主持人，感谢天则经济研究所能够邀请我来和大家一起共同讨论。今天的这个主题我本人很感兴趣，也写过这方面的东西。所以，今天就把我学习到的一些知识和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下。
我今天跟大家汇报的主题是日本人是怎样认识东亚文化共同体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应该说在整个日本政界以及文化界，对于东亚共同体尚未形成一个共同的意见，有些人持乐观态度，有些人持悲观态度。悲观论者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东亚在价值观层面存在差异。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有两个论据。首 先，东亚各国的政治制度不同，有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君主制国家，很难像欧盟那样共享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理念。其次，东亚各国的宗教不同，有信仰佛教的国家、有信仰神道教的国家、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有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信仰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在根本上使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变得十分困难。
第二，东亚认同意识比较薄弱。持这样观点的人虽然承认历史上华夏文明曾辐射到北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南到越南等地区，形成了以中华帝国为中心，以华夏文明为纽带，以朝贡贸易和册封体制为特征的东亚世界体系。但是，他们认为这个体系中没有包括除越南以外的东南亚各国。不仅如此，近代之后传统的东亚世界体系被打破，各国纷纷在寻求民族独立，民族主义持续高涨，严重影响了东亚认同意识的培育。据东京大学教授猪口孝 2000 年对亚洲九个国家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东亚认同意识都很薄弱。
第三，文化异质论。有些学者主张东亚地区存在着不同的文明形式。如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 川胜平太的“文明的海洋史观”都主张日本与中国和韩国属于不同种类的文明。
第四，中华体系恢复恐惧论。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日本学者和政治家担心中国欲借构建东亚共同体之机来复活前近代的朝贡体制，或将东亚共同体打造成反美的堡垒。就如 JR 东海会长葛西敬之所说：“不难想象中国的目的是把日本领进排除美国的共同体构想之中，在良好的日美关系中打入楔子，”并使庞大人口流入日本。对于恢复中华体系的恐惧。
前三点实际上是通过与欧盟的对比中得出的观点，而后一点主要是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提出的观点。但是，无论哪一点实际上背后都隐藏着想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欲使日本掌握东亚领导权，抑制中国的政治意图在里面。
然而，从整体上看，日本的学者对构建东亚文化共同体仍持乐观态度。具体地讲可以将这些人大体分为两大类，即比较乐观派和谨慎乐观派。比较乐观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东亚文化共同体已经具备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加藤周一称之为“儒学文化圈”、“汉字文化圈”。他认为汉字是东亚，主要是日本、中国、朝鲜在文化上的连结点，汉字扩大了东亚文化上的交往，而“世俗的人文主义体系”则是东亚地区共通的思想基础。京都大学的金文京则在《汉文与东亚——训读的文化圈》一书中进一步将其称为 “训读文化圈”。原驻加拿大大使田島高志则认为相对于西方明显的狩猎文化来讲，亚洲属于农耕文化，这是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文化基础。
实际上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人们一直在摸索，我今天主要谈日方，日方和学者一直在摸索怎么建立东亚文化共同体。主要提出了以下几个视角。
1. 欧盟模式——东亚模式。以成蹊大学名誉教授广野良吉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欧洲地区的一体化经历自文艺复兴之后数百年的地区交流，在这一过程中萌生出了共通的文化和价值观。这与东亚的情况完全不同。然而，欧洲的一体化模式并不一定是普世性质的，亚洲应该建构自己的一体化模式。这一点东盟的经验值得借鉴。东盟各国克服了文化、民族、宗教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在 2004 年召开的第十次东盟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行为计划》，“ ASEAN 的‘多样性中的团结’是非常值得参考的模式。”
2. 地域主义——地域化。这一点是与前一点相联系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所长 T.J. Pempel 教授在 2004 年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召开的“朝鲜半岛•台湾•东亚——最近的发展与展望”国际会议中指出，从推进方式上看，区域合作关系有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方向可以称为“地域主义”，它是自上而下的方式，重视政府的行动以及正式的决定和制度。欧盟就采用的是这种方式。另一个方向是“地域化”方向。它并不是自上而下的方式，而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它不是由政府而是由社会中的企业、民间团体等来推进的。 T.J. Pempel 认为在亚洲可以采用第二种方式，通过持续的、非正式的对话，使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政府采用与欧洲不同的方式来推进亚洲一体化。
3. 全球主义——区域主义——民族主义。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出现了全球主义、区域主义和民族主义三者并存的局面。伊藤宪一认为这三个主义之间已经并不是对立的、排他性的关系了，应该是相互补充、共生的关系。所以，仍然坚持 19 世纪和 20 世纪那样的民族主义是不行的，在全球主义——区域主义——民族主义的共存发展中来构建文化共同体才是东亚文化共同体未来形成的重要路径。
那么，要建构一种什么样的东亚文化共同体呢？日本学者和政治家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日本学者主要从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探讨。从历史学家角度上讲，日本在 1960 年代形成了一股东亚研究热，石母田正、藤间生大、松本新八郎以及远山茂树等人从东亚的视角来把握日本史，既开辟了日本史研究的新视野，也奠定了东亚世界史研究的基础。而西岛定生教授 1962 年发表的《东亚世界与册封体制——— 6-8 世纪的东亚》、 1983 年发表的《东亚世界的形成》奠定了东亚世界史研究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东亚存在固有的文化圈，这个文化圈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具有汉字文化、儒教、汉译佛教、律令等四个标志特征。这个包含着现在的中国、日本、韩国、北朝鲜和越南等的东亚文化圈，不仅仅是文化通过文化的扩展而得以形成的，其背后存在着中国的皇帝与周边各国、各民族首领间通过授受官爵为媒介形成的册封体制。以册封体制这一政治结构为媒介中国文化得以扩张延伸。西岛将这一文化圈和政治圈合为一体的自我完结的世界称为“东亚世界”。吉田悟郎进一步发展了“东亚世界理论”，他认为东亚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且是“意味着包括今天的日本、韩国、朝鲜、中国、越南等组成的历史的、文化的和政治性的地域世界。”
与历史学家不同，一批以青木保为首的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则认为在今天中国模式，特别是文化模式在东亚是不起作用的，应该构建以“现代文化”构成的文化圈。青木保高度评价文化交流，特别是 1990 年代之后在东亚地区盛行起来的流行文化、大城市文化和中产阶级对东亚文化共同体形成的作用。他认为东亚文化的基本性格是一种具有四个层次的混成化的文化，即最底层是土著文化，日本的神道教、泰国的精灵信仰就属于这类；第二层是亚洲传统，它们是佛教、印度教和儒教；第三层是受西欧化、近代化影响而形成的共通的文化事项；第四层是受 1990 年代之后兴起的全球化影响而形成的共通的文化事项。
价值观是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核心要素。有人主张自由、民主、人权等普遍的价值观就是东亚的价值观。实际上，安倍晋三 2007 年提出的“亚洲自由之弧”就是这一思想的产物。也有人不同意这种主张，谷口诚就认为当代的亚洲有扎根于本土的“亚洲价值观”。亚洲混杂有多种多样的文化、政治、宗教和经济，对于其他文化和宗教抱有宽容的态度。这种“宽容性”、“容纳性”、“中庸”、“自助努力”、“与自然共生”，构成了“亚洲价值观”。
就东亚文化的基础而言，仓田彻认为地理上的接近性和东亚人外观上的类似性是培养彼此亲近感和东亚自我认同的自然基础。青木保也认为虽然东亚内部有着多种方面的不同与断层，但是与南亚、俄罗斯、中亚或美国相比，仍然可以感受到一种精神上或心理上的同一性。稻作国家也是东亚的共同特征。近年来急速发展的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流行文化的传播，缩小了东亚内部的文化差异，增加了相互间的亲近感。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来实现这种东亚文化共同体呢？仓田彻认为，应该建立超越各国的东亚文化。要克服亚洲顽固的民族主义的方法是向东亚这一国民国家的上一个层次移动和向国民国家的下位即国家内部的小区域移动。向上一个层次移动，可以进行跨国家进行文化的共同制作，所有权不归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这样一来区域内各个国家的人都能够把它作为“我们”的东西来接受。向国民国家的下位移动，这样做可以发掘各国的地方文化，通过东亚的视角来发觉其中的东亚文化特征。例如，在东亚各国的不同地区收集民间传说，将相同和相反的传说等以各种形式进行编辑、整理成“东亚昔话”，然后再翻译成各种语言出版。因为国民国家没有必要介入其中，所以这个活动的普及会更有效果。
东亚文化的培育需要制度上的支持，应该首先构建“东亚文化登记制度”，以利于“东亚文化”概念的对外普及。其次，设立“东亚文化委员会”，在东亚地区将不属于单一国家的、共同制作和共有的文化作品、文化遗产认定为“东亚文化”。理想的情况是，“东亚文化委员会”认定为体现了“东亚文化”的优秀作品将其制成电影或出版，并且在东亚各国流通时有关税方面的优惠。东亚文化共同体评议会可以做以下工作： 1. 为了促进理解东亚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进行文化与知识上的交流。 2. 为了促进相互理解推进地域研究和历史研究。 3. 重视文化传统。在东亚的主要城市设置与各国文化设施合作的多国间的文化信息中心。 4. 促进文化理解和艺术创作。 5. 完善媒体扩大有关亚洲的信息宣传。 5. 促进实施学分相互交换和网络协作关系的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的交流。 6. 消除信息鸿沟。原驻加拿大大使田岛高志特别强调国际文化交流的作用。他认为文化交流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加深相互理解。相互理解有利于相互尊重，也会促进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第二，保存和尊重各国和各地区的文化，使其充满多样性。第三，发展文化。通过与异文化的接触可以产生新的文化。
日本的学者和政治家在探讨东亚文化共同体建构中提出很多东西，对我们有很大借鉴意义，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他们这些论点当中，仍然缺少亚洲内部视角，就如李成市所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日本谈论“东亚”的时候，都几乎不与作为他者的“东亚”进行对话，其归根结底是一种自白性质的讨论。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也不例外。日本近代以来形成了脱亚入欧的意识，战败后日本被美国占领，美国的冷战政策深深地支配着日本的战后改造。“日本的东亚”取而代之为“美国的日本”，这种国家定位在日本自画像的形成和国家认同的建构中发挥着中心作用，日本与亚洲诸国的关系也因此被大幅度地切断了。虽然随着美国东亚政策的调整，日本加强了与东亚各国的接触，但是文化的距离似乎比经济上的差距还要大得多，东亚依然是与日本关系疏远的贫弱的他者。另外，东亚文化共同体是被作为东亚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在东亚共同体中存在明显的中日主导权的争夺，而在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中似乎也暗含着中日文化主导权的争夺。在东亚价值观的构建上，日本学者强调普遍价值观的倾向明显。
讨论部分
唐永亮：
前一段时间中国社科院组织召开了一个题为“日本侵华档案”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副校长魏格林教授对日本与德国二战反省的外部因素做了对比研究，她指出，为什么德国对二战的反省比较彻底并得到欧洲受害国的谅解，而日本没有进行充分反省，没有得到亚洲受害国家的谅解，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德国在二战结束之后，受到美国和欧洲受害各国的集体制裁，在这种国际高压下德国选择必须走道歉这条路才能建立新德国。并不是德国人比日本人好，而是在外压下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选择。但是，日本不一样，美国在二战后没有对日本进行彻底清算，美国专家认为二战中日本人是日本精英的受害者。亚洲各受害国家也没有给日本施加足够大的压力，这也是日本没有彻底反省的重要原因。这是她个人的观点，我觉得有一点道理。
[ 唐永亮 哲学博士，日本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在 2014 年 9 月 11 日天则经济研究所 / 中评网 / 新浪博客共同主办的「东亚文化异同与价值标准」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 ]
2014-9-15
中评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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