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把日本看作一个文化整体来承担战争责任
我们讲东亚文化异同和价值标准，其实是在想解决东亚的问题。既然是东亚，按照现在世界的格局，按照西方的概念，就是由若干个民族国家组成，就会有东亚秩序。我们希望有一种秩序，是一个理想的秩序，当然这个秩序现在还没有，这个理想秩序有什么功用呢？就是要实现东亚的永久和平。当然最终目标是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这是我们一个理想。对于中国来讲，对于东亚来讲，首先实现东亚的永久和平。其实要追求这样一种秩序，这个秩序应该说以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判断为基础。如果东亚这几个国家的文化和价值标准是不一样的话，这样一个政治秩序是没法成立的。
为什么要提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其实一直是有很多的问号，当然最近日本的安倍首相的一些言论和行为，表现出了一种对二战时期日本行为的辩护。这种辩护在中国和韩国看来是不能被接受的。我也不认为这只是安倍首相个人在做这个辩护，我相信日本国内有很多人反对他，但是也相信也有很多人支持他。为什么支持他？确实是这些人的文化和价值判断使然。他们到底是依什么样的文化认为日本在二战时期不是侵略？这是要探讨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就我自己的猜测，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传统国际秩序中，有所谓的儒家文化圈，它的政治表现是朝贡体系。儒家文化圈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应该说中国、韩国、日本和越南这四个国家是最紧密的儒家文化圈国家。其实他们确实有很大不同，我们所以讲“同”，因为都是儒家，但是也有很多“异”。
但是，总体来讲，越南我不太清楚，我暂时不能说什么，韩国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就我对韩国的理解，韩国更接近中国，应该说她对儒家的理解和把握以，对儒家价值的遵循，可能更接近中国，可能有很多原因，我也不能说有多少，我就是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的社会结构跟中国很类似，就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这个家庭是中国式的家庭，甚至再说清楚一点，就是汉族式的家庭。我前几年经过韩国，参观了她的国家博物馆，里面有非常完整的祭祖仪式的画。这样一张画我好像在中国都没有看到过，就是韩国这方面比中国要强很多。而且我们现在看韩剧，知道韩剧里面的文化跟现代中国人文化不一样了，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他们更重家庭，这个是应该能看出来的。这个更重家庭的特点应该是跟传统中国更相象。
再谈一下日本。日本跟中国和韩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日本的家庭不像中国的家庭，不像韩国的家庭，这是我的看法，而很像欧洲人家庭。什么意思？就是 family 这个词和中国家庭是有区别的， family 就是活着的看得见的家庭成员组成的家庭团体，中国的家是上至列祖列宗，下至子孙万代，这个家与 family 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讲家不是仅指现在活着的家庭成员，而是有一个纵向的传统。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非常不一样。
所以，当儒学传到日本，日本作为一个有独特历史的民族，是拿儒学里面的部分内容为我所用。我记得沟口雄三说过，日本的“公”字就是指国家，没有公平、公正和天下的意思。汉字这个“公”，在日本也这样写，中国也这样写，但是含义不一样，所以天下为公之“公”，到日本以后，含义立刻不一样了。日本的“公”是什么？民族主义之公，国家之公。我就理解了，如果日本人接受了儒家的文化传统，就是有一些做了这样修正的。所以，中国人讲“忠孝不能两全”，大家知道中国是把“家”放在“国”前面，但是日本是把“国”放在“家”前面，这是有非常大的区别。而这样的区别导致日本很容易接受民族国家的概念，民族主义的概念。民族主义就是把本民族利益至于世界上所有其他人利益之上。所以，我觉得日本虽然也是在儒家文化圈，但是它为什么有二战那样的行为，我觉得与日本人对儒家的修正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是有关系的。
我也看过一些日本的书，一本叫做《靖国神社》，一本叫做《国家与祭祀》，都是很好的书，就在剖析儒家在日本的流变。有一个人叫做朱舜水，他在明末跑到日本，创立了三个学派，有一个学派就是水户学派，水户学派有一个传人叫做会泽安，他写一本书叫做《新书》，这本书奠定了日本近代国家神道的基础，这是在明治维新之前。他的理论资源就是儒家的，就是祭祀的传统。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种国家神道，本来是安慰生人，告慰死者，但是可以用来支持战争。所以，为什么靖国神社有问题？问题在于它是一个战争机器，在战时靖国神社是隶属于陆军部的；它不是一般的神社。一个士兵为天皇死就变成神了，你就在靖国神社了，你就不怕死了。
同时日本也受到了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我觉得还有一种思想，这主要是沟口雄三的观点。他说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化，不是为了反抗西方，是为了反抗中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这是日本在传统儒家文化圈里面的一种想法。朝贡体系是儒家文化圈的政治表现，在这个朝贡体系中是有一个中央帝国的，一般就叫“中国”。中国这个词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词，中国是在中间，这在汉语中是了不得的。但是，日本想当”中国”。所以日本是很有意思的，她不是一直在朝贡体系之内，有时候进入这个体系，有时候跳出去，为什么？她有点不服中国。
所以，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为什么发动二战，包含很多很复杂的因素，很多文化资源共同起作用。当然我是非常肤浅的在想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日本很多人反对东京审判，日本很多人不承认二战败给中国，甚至不承认它的侵略行径，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思想资源构成的这个现象。但是在日本人看来是很正常的，我们中国人根本不去了解，我们不去想日本或者是在儒家文化圈内的想法，或者根本就是反人类，只觉得他们就没有文化，没有思想，都是不的对。所以，我觉得核心问题就是要搞清楚这些想法到底对不对？这些想法真正交锋、真正讨论，才能形成中国和日本一致的看法。
所以现在中国的做法，经常说“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伤害我们的感情”，这太肤浅了。这是根本没有在基本文化层面说话。而且“伤害我们感情”这句话，其实是非常弱的话，而且根本得不到理解。为什么？我最近读《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有一句话我比较震惊。他说二战时德国法西斯越是杀犹太人，越是仇恨和鄙视犹太人。这是让我很震惊的。所以，你假设他能体会你的感情，你这个假设就是错的。所以你必须了解他，你必须知道他背后的文化是什么，我们真正在文化上去对话。我们可能才能知道我们争论的症结在哪。比如对东京审判这种争论。比如说对南京大屠杀的争论。我前几年到日本参加一个会，我当时说一个问题，对事实或有不同看法，这并不重要。中国人说日本人在南京杀死 30 万人，日本人说我杀死 30 个人，我说这在我看来没有太大区别。关键在于谁杀谁？在哪儿杀？为什么杀？这是核心问题。问题不在于杀了 30 个还是杀 30 万。难道杀了 30 个人就没有罪吗？核心在于价值判断。你这个行为对还是不对，你杀了一个人也是不对的，核心是在这。我们的不同到底在哪？我们的不同是对事实的看法不同还是价值的看法不同？日本人说搞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了亚洲人民利益，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我们可以讨论它带来什么好处。就是你的价值是什么？这个事很重要。
那么，我们要构建什么样的东亚秩序？刚才大家都讲了很多有关儒家的话题。其实我们与其去打问号，不如看儒家主张什么。我觉得第一点，儒家主张的国际关系是什么样的？很简单的讲，儒家认为国际关系应该如同人际关系，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废话吗？不是。在西方是倒过来的，有一本书叫《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就是讲西方在一个社会里面都讲道德，但是到了国与国之间就不讲道德。我想中国和西方的区别就在于国际如人际，人际的规则都很清楚，刚才张老师说没有底线规则，其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底线规则，这个规则可以用于人际，也可以用于国际。要“以德服人”，不要“以力服人”，对于天下的看法，就是“杀一不辜，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之”。这就回答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说法，日本杀了多少人给亚洲人带来幸福呢？大家知道美国在伊拉克杀了 60 万人，说是为伊拉克人民带来幸福，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按照儒家看法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追求世界永久和平的规则就是在国家之间要行仁义，国家之间要行个人之间的道义。这个逻辑就很简单，一个社会里面如果只有法律而没有道德，这个社会就崩溃掉了，国际上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说国与国之间就是利益，没有朋友，没有道德。但是儒家的主张就是国家间要有道德，如果不这样，世界就崩溃掉了。
刚才大家讨论了半天朝贡体系，其实我建议大家多看看朝贡体系的文献。这个朝贡体系就是这样一种儒家规则的近似体现，它的基本的成就很简单，就是以一个中央帝国为中心，和周边国家建立这样一套体系，而以这样的朝贡方式作为一种仪式化的政治关系来维系这一群国家之间的和平与国际秩序。这个朝贡体系跟西方的宗主国、殖民地之间关系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中央帝国根本不想依赖于这个朝贡体系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一个基本原则叫做厚往薄来，这有大量历史记载。我们回头看一下，中国从汉代到清代的朝贡体系，是不是基本上维系了周边的和平？有没有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没有。最重要的是中央帝国并没有剥削这些朝贡国家。而周边这些国家不像我们现在想象的那样觉得是一种屈辱，那是往上仰望的国家，一个天朝上国，一个具有高度道德的国家，他愿意向你朝贡，尤其是韩国是最紧密的，最有认同感的。也要承认，很多国家是为了经济利益。但是总而言之，朝贡体系维系了和平的国际秩序。
而我们现在说现代民族国家是个失败的体系，大家要看到这一点。两次世界大战，然后就是武器竞赛，核武器出现。即使冷战没有战争，但是你看武器变成什么样，这是最令人恐怖的事情。大家看好象都没有暴力，但是有可置信的完全摧毁的核威慑，以这个战略保持和平，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我觉得要反过来想。当然，我同意很多人说的，不可能完全照搬过去的朝贡体系，我的意思是你要想它的内核是什么？它的内核是，它是有中心的，任何一个文明都是有中心的，不可能没有中心，即使今天的欧盟，你把德国和法国去掉，欧盟是什么东西？大家不要想我们都是平等的，不可能，肯定有中心国家。康德都说过，有一种世界和平联盟的中心国家，康德也这么说的。任何一个能形成组织的东西都是有核心的，这个核心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他肯定有一定实力，没有实力，人家不听你的。第二，他有很高的道德自觉，这个你不得不承认，你如果没有这个根本不行。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想我们要什么样的国家间的关系，如果不讲道德，这个国家间关系是不是就能维持世界秩序？而在传统中国相当长时间中，国家关系采取的是道德原则。
最后，我其实不敢说将来的这个“中国”是谁。为什么？很简单，哪个国家经历了文化革命？哪个国家这么彻底地抛弃了它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没有一个国家。东亚国家都没有。你放心，你到日本去，你到韩国去，你到越南去，你到新加坡去，对儒家的尊重肯定超过中国大陆，因为你有文化革命，你去中国化了，你去儒家化了，你现在没有什么儒家的东西，你拿什么号召我们？没有。而且我也不认为这个中心一定落在中国，世界历史也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原来是希腊，后来跑到罗马，后来跑到英国，后来跑到美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想这个朝贡体系的好处，关键在于我们现在要寄托的一些民族国家实体上，它成为中心，这个中心是谁？取决于这个中心能不能创造出新的更高的道德传统，形成新的世界的理想体系。
讨论部分
提问：
有一个问题，目前有一种文化决定论的研究方式，当然有很多争论，有人说文化决定论，有人说文化不决定论。如果是文化决定论的话，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必然这个文化不可改变，从中国情况看，可能不是这样，中国既有焚书坑儒，又有罢黜百家。这种文化是自发性的，还是可以灌输的，还是可以改变的，事实好象证明他被改变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这种情况下，文化这种决定就变成了一种比较飘忽的东西，不是真正唯一的一种因素。我对这个问题很困惑。
盛洪：
文化肯定是一个慢变量，它完全不变是不可能的，但是它的变化不是一下子就变的。
提问：
我说的是截然不同的变化。
盛洪：
欧洲的例子。原来罗马帝国是压制基督教的，君士坦丁时又接受基督教，基督教就成为坐上宾了，但这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文化的变化时间非常长，儒家也是一样。
提问：
以这个相当长时间不变的东西推动一个事物的过程，是不是有逻辑上的问题？
盛洪：
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它的变是比较慢，但是它也有一些关键节点，比如周公出现、孔子出现，肯定是关键节点，像轴心时代，是有很多文化英雄，像基督出来，他就是一个文化节点，你不能不承认。文化有时候一个是传统的，互动的，形成了某些均衡的东西，有时候出现那种超凡天才，一下子有很大提升。
提问：
由文化带来文明，这种文明是否有高低之分？是否有好坏之分？是否需要在评价的时候有一个时间轴线？比如有一个例子，在现在今天可能在亚马逊某一个咱们不知道的地方有原始部落，有猎人族，他吃人肉。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节点上不同文化出现的不同文明是否需要评价？是否需要加入时间轴线？
盛洪：
实际上是有高低不同，可能很简单的一种选择方法，吃人的那个部落最后就消失掉了。
提问：
应该有。
盛洪：
他就消失掉了，为什么？你老吃人，别人就会恐惧你，或者仇恨你，不可能跟你和睦相处，你很强，你吃人，但是部落总是有波动的，哪天你稍微弱点，它就会被推翻。像罗马帝国也是这样，罗马帝国多强啊？他强大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它会被推翻，但是推翻它的都是蛮族，就是野蛮人。所以，要看人类历史的话，我觉得要跟别人和睦相处，以德服人的文化可能更能生存。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国现在三分之一的人是周的后代，秦始皇的后代我们不知道是谁，就是这样的。有没有高低之分？到了后来，比如高级文明，你现在不好判断，太复杂了。比如说基督教是不是很好的文明？伊斯兰教是不是？犹太教？儒家？佛教？非常复杂了。因为他们都是轴心时代产生出来的东西，而且它们都被历史证明它们所覆盖的人群发展起来了。你说中国十几亿人，怎么出来的？它没有文化传统不行，基督教世界也有十亿人，伊斯兰世界也有十亿人。谁更优秀就很难说了。只能说我不知道。
提问：
马上顺延这个问题，既然出现亨廷顿所说的六七种文明同时不可调和不可判断所谓共同的，特别是地域民族国家共同体、共同价值或者地域的矛盾就肯定不会解决，这就是一个逻辑推演下来就是这样。
既然各种文明形态如果不能评价高低，然后去向更高一等去靠拢或者怎么样统一，这个词其实不太好，不符合多元化的要求。如果是这样，所谓的地缘政治和民族国家的矛盾就必然不能解决，这个逻辑推演就是这样。
盛洪：
就是所谓的文明冲突。我的想法，就是这些文明互相的交往、交融，最后形成一个全球的共同的价值。
提问：
最后还是要统一。
盛洪：
对，有重叠共识部分，各自保留自己的主体，但是有重叠共识。但是需要一个过程，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金规则，很多文明都有，我们这个是共识。所以可能就是这样的。
盛洪：
我还是受爱因斯坦的启发，他有一句话还是惊世骇俗的，他说德国人杀害犹太人是整个民族在犯罪，所以要以整个民族的合法的程序来谢罪。中国现在对日本怎么说呢？说少数帝国主义分子发动战争，日本人民是没罪的，这是错的。爱因斯坦为什么从法理上讲德国是民族犯罪，因为他们选了希特勒，他们把票投给了希特勒，希特勒上台之前他的主张德国人都知道，这是有法理依据。中国人也应该有法理依据，二战时日本的政体是天皇加议会，决定战争是整个日本人的问题，不是少数军国主义分子的问题。中国想让日本有一个国家层次的道歉，有两个方式，一个是日本天皇郑重签署一个悔罪书，再就是日本议会通过一个悔罪的决议。不是首相，不要总盯着首相，首相是来回换的。只有天皇认错和议会认错才是整个民族在承认自己错了。如果中国知识分子学爱因斯坦的样，总是强调日本民族是有罪的，日本天皇是有罪的，要求日本天皇和议会悔罪，才是应该做的事情。
[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在 2014 年 9 月 11 日天则经济研究所 / 中评网 / 新浪博客共同主办的「东亚文化异同与价值标准」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 ]
201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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