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中国对东亚文化圈承担特殊责任
首先，刚才听了朝晖兄的高论，以前也听到过，我有很大意见，希望略作评论。
对于中国文化，究竟怎样理解？通过文化心理学进行分析，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角度。但是，经典文本的分析，也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比如你讲到我们中国讲人情，特别重视个别的私密的情感的联系。但我想，在任何一个文明中，人类要过正常的生活，都会把这个作为一个根本的东西，一个基本的东西对待。我不能想象一对夫妻在床上还讲法律，这一定是基于最亲密的情感建立、维护的关系。
可是，圣贤在经典里面讲的清清楚楚，“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掩恩”。在家里面，当然是要讲亲情，可是出了家门，就要讲义。义就是正当的、公正的，应该按照这样一个标准去做，绝不应该把私人情感带到公共关系中。我觉得，这两者在中国经典中是同等重要的，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也能在这两者之间求得一个平衡，否则，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能够建立起这么成熟的政治体系。政治一定是要按照公义运转的，而不可能按照个别的情感运转，这完全不可设想。你要治理如此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大概有五六个层级，你怎么靠情感维系它？
回到我们的主题，今天我们开会的日期，也是偶然选择的，但很有意义，“ 9.11 ”，这是一个在当代世界政治领域中具有特别含义的日子。 9.11 确实带给世界绝大的变化。因为这个变化，我们听到了一个非常刺耳的声音，就是“文明的冲突”。在“文明冲突论”当中，儒家文明被作为基督教文明最主要的敌人确立起来了，我们在亨廷顿的论述中看的清清楚楚。当然，我们中国人对此做了很多批评，但是直到现在，还有很多西方人，欧美学者，还有普通民众，对中国的敌意都在持续上升。因为，中国在 9.11 以后有了一个更快速的发展，国家的力量更为强大了。所以，这种声音在欧美世界越来越强烈。
可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词本身，我们会发现，就现实而言，这个词也许是不成立的，因为，当下东亚，根本没有儒教文明圈。在当代现实文化政治场域中，是不存在这样一个共同体意义上的东亚，没有一个文化上、政治上具有共同意志的东亚。东亚各个国家之间相互都是敌人，相互之间的敌意可能超过欧洲国家相互之间，也超过拉美那些国家相互之间。
可是，亨廷顿仍然提出了儒教文明圈、儒家文明圈概念，他主要是基于历史。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个儒家文明圈，像朝鲜、越南、琉球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日本、东南亚其他国家，也与中国之间有比较紧密的关系。所以儒家文明圈或者入教文明圈在历史上是曾经长期存在。
我想我们需要追究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讨论东亚文化的异或同，我们可能需要追究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东亚文明圈或者东亚的儒家文明圈是怎么形成的？它依靠什么样的机制建立起来，并得以维系的？这是我下面要简单讨论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复杂，可能有多种纽带、多种力量在维系这样一个共同体，我想要提出一个解释的模型。这个解释模型最初主要是用来解释中国何以如此之大？中国为什么成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并且文化、宗教、种族多样性最丰富的政治共同体？我提出一个解释模型：“一个文教，多种宗教”。一个文教，这个解释起来也是比较复杂，我也做一个简化，就是儒家的价值体系，以及它的教化机制，形成一套文教体制。“文教”这个词，我是刻意提出来的，为了与神教区别开来。人类要想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必须要有教化。而教化可有两种，一个是神教，一个是文教。神教的中心是对一个至高神的信仰，文教没有这个信仰。今天上午我开一个论坛也讲这一点，中国人信天，天不是一个人格神，由天的信仰生发出一套文教体系。
这样一套文教体系具有包容性。包容什么？它能包容多种宗教。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很早以前的古代中国，在西方人提出政教分离、宗教宽容原则之前很多很多很多年，在我们中国，宗教的多样性或者宗教宽容就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实。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宗教，在中国都有大量的信徒，更不要说，我们在汉人，在不同地方的人那里，还有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少数民族的族群那里，他们都各自自由地信奉者自己的神灵信仰。这样一个现象在其他政治共同体中是看不到的，比如在欧洲那些国家就看不到，可它在中国是始终存在的。
而按照一般常理，多元的神灵信仰通常会导致共同体的解体，因为一个神只维护一个共同体。可是在中国，并没有导致这样一个政治体的崩解，而相反我们这个政治体还不断生长，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儒家价值体系的维系，靠它给所有的人提供一套共同的话语体系，提供一套共同的价值标准，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价值标准。而且，这个价值标准更多的涉及的是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如何打交道的原则，就是刚才方朝晖教授讲到的“仁”。这是最抽象的程序性价值。它把信仰的自由给予每个人，你可以信任何神灵。但同时，你要读一些儒家经典，四书五经，那你就可以做这个国家的国民，就可以与这个国家中随便什么人，不管他信什么神，完全充分地交流，就可以共同生活在一起。我觉得，这样一个文教体系是中国能够不断成长，最终成为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政治共同体的根本机制。
当然，这样一套机制也向外扩展，向我们比较稳定的共同体之外扩散，扩散到东亚其他的族群、其他的地域，由此就形成了东亚秩序，就是儒家文明圈。当然这个中间有冲突、有血泪，这都是不能排除的，但总体上，在这些族群与中国之间最重要的联系纽带还是那些价值，就是儒家所传承、所守护的那套价值。会议提供的材料当中讲到了中国文化在日本，讲到了韩国的安重根，我们从这里面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儒家价值如何深入渗透到那些族群士人的心灵中，由此塑造出了一种共同生活的意愿。
当然，我们都知道，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东亚秩序开始解体，最早是从日本，然后是中国自身，还有其他国家，陆陆续续都被拖入到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组织形态，这个形态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神灵，这个神灵就守护这个城邦国家本身。其实，这是西方基于它的历史事实形成的基本原则，很不幸的是，我们东亚人都接受了这样一个原则。
东亚秩序解体的标志性事件，或者说敲响东亚秩序丧钟的第一句话，就是日本人提出的“脱亚入欧”，整个东亚国家陆陆续续都被拖入了欧洲人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由此，这些国家就开始走上了相互疏离、乃至于相互对立、相互战争的状态。这个状态就是过去 150 多年来东亚一个基本的形态。今天依然如此，所以今天，虽然在地理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东亚，但在文化意义上和政治意义上，都不存在东亚。东亚只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在东亚，这个国家的人与另一个国家的人，相互之间根本恐怕任何什么共同的情感，不存在“东亚情感”，只有我是一个日本人的情感，我是一个韩国人的情感，我是一个中国人的情感，而这个情感通常是以对对方的仇恨作为发酵剂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状态。我相信，韩国人或者日本人也不会认为这是好的状态。
那么，怎么走出这样一个状态？我想我们还是得回到历史经验。东亚秩序的解体，当然原因很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自身的解体，在文化上的解体。我们仅从事实角度看，维护东亚秩序，靠的就是中国自身能够维护儒家的价值，以之教化其臣民，并外溢到其他地方、其他族群中。这个价值是需要不断再生产的，它才能够具有生命力，才能教化中国人，才能影响其他人。
可是，二十世纪，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了怀疑，进而彻底摧毁中国文化。结果，中国自身没有文化了。尤其是二十世纪中期一直到今天，在整个东亚，中国文化最薄弱的，反而是中国。相反，儒家文化在韩国保存得倒好一些。在东亚，中国最大，中国抛弃儒家，摧毁儒家，东亚怎么可能有儒家文化圈？东亚的儒家文明圈解体，中国自身要承担全部责任。
另一方面，在抛弃了中国自身文化之后，中国人的国家馆、世界观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完全信奉了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的社会达尔文，走上了建设民族国家之路。中国人要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东亚就没有一个凝聚核了。所以，中国人现在自己建立民族国家的做法，其实把中国变成所有周边国家的敌人。我们看到，这些年来，中国和所有周边国家都在发生边界纠纷，不能不重新划分边界。
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上，面对东亚目前的状况，我首先会自我反省，反省中国人自己做错了什么，对于东亚共同体的解体，中国人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略加反思就能发现，中国人犯的一个巨大的错误就是要拼命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中国人接受了以种族，不管是文化意义上的种族还是政治意义上的种族来界定这个国家的理念，并把它付诸实施。
我觉得，东亚秩序形成的前提有二：第一，中国自身改变对自己文化的态度，改变对儒家的态度。中国自身背离儒家，就没有东亚文化圈可言。第二，中国必须放弃民族国家的理念，重回文明国家的理念。只有这样，东亚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秩序可言。
在这方面，我倒是颇为乐观。中国之所以这些年不能在东亚发挥凝聚东亚秩序的作用，最根本原因就是中国自己没有文化了。大家都知道，在 20 世纪中期，中国不遗余力的破坏自己的文化。本来，东亚秩序靠的就是那些价值、那些文化，可是你现在把自己变成了夷敌，把自己变化了野蛮人，你凭什么作为东亚教化的策源地，你没有这个资格了？所以，中国要承担起重新在东亚建立和维护一种共同的秩序的责任，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回到自身的文化。我颇为乐观的理由就是，这一代领导人，像习近平，在这方面是有所自觉的，他对中国文化采取了十分亲和的态度，这一点，对于中国内部秩序建设，对于重建东亚秩序，均具有重要意义。顺理成章地，他表达出来的外交观念，在我看来，也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民族国家的泥潭，他在部分放弃民族国家的理念。他经常谈到文化、文明，在欧洲、在其他场合，在这方面有大量论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如果中国的领导人，中国的精英能够有更多的文化的自觉，能够在思考国家间关系的时候有更多文明的自觉，中国就有可能重新与东亚这些国家恢复建立起一种共同的，虽然是薄的价值基础。有了这样一个价值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基本文化上的共识，政治意义上的东亚就有可能产生。
总结我的看法： 东亚是因为民族国家的观念而被撕裂的，所以，东亚的再度团结或者说一个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东亚的产生，就要以抛弃民族国家的理念作为前提，然后重新回到文明，回到文教。中国在这方面担负着最大责任。
张翔：
非常感谢秋风教授精彩的发言。秋风教授精彩的发言让我联想到，我跟您探讨一下，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您所说的这个放弃民族国家的理念，是不是回到当年中华帝国所主导的朝贡体系？那个时候是有天下而无国家的概念，所以说中国是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形态看待周围国家，所以他和周围国家没有明确的边界也好、或者民族也好、或者文化也好的区别，您认为那个时代要比民族国家产生时代之后的东亚要好是吗？
秋风：
对。
讨论部分
秋风：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对日本的主流态度还是非常宽容的，尤其是二战刚结束的时候，国民政府是主动放弃了对日本的索赔权，我认为这是中国的精神。
盛洪：
国民政府马上放弃了吗？
秋风：
对。这是中国人仁爱的精神，我们中国人在东亚世界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领导地位，靠的就是这个精神，不是靠我斤斤计较，这次打了败仗，我花了一亿块钱，你必须赔我一亿。中国人从来没有这个想法，这是非常宝贵的价值资源。
其实，现在的一些民意调查未必真正反映真正民意，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网络媒体集中了最极端的民意。有一个特别小的事实，值得大家注意。最近中日关系紧张，可是中国人到日本旅游的热情根本没有下降。日本到中国旅游的人数急剧下降，但中国人到日本旅游的人数还在增长，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张翔：
抄底去了。
秋风：
到日本旅游的都是中级阶级。所以，我是这样看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中日之间塑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最重要是中国要有战胜国的观念。有了这个观念，也就不必追究什么责任了。追究什么责任？没有必要。很多人说西方追究责任，就是西方人。西方人为什么非常重视战争罪行清算？这跟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系，他们觉得，世间的事情是可以分出明明白白的是非曲直，你的行为按照上帝的律法，就是犯罪了，那我必须清算你。中国人没有这个想法，中国人观念里不会有这种特别严厉的、特别清晰的罪与非罪的分界线。所以，这个事过去就完了，还是往前看。中国和日本还是要在一起过日子，那个事情怎么算得清楚？这一千年大家互相来，你来了、我往了，你怎么把其中的是非曲直算清楚？所以我觉得，和稀泥的态度是建立东亚共同体最好的原则。
盛洪：
…… 你不像儒家了。
[ 秋风 （姚中秋）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本文为作者在 2014 年 9 月 11 日天则经济研究所 / 中评网 / 新浪博客共同主办的「东亚文化异同与价值标准」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 ]
2014-9-15
中评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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