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关系”究竟是不是全世界的通病？
“搞关系”究竟是不是全世界的通病？
“Guanxi”这个源自中文的英语单词，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已是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意识到，想要在中国市场上分一瓢饮，产品和宣传尚在其次，“关系”，特别是和政府的关系，才是决定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
其实，不仅仅在中国，即便是在发达的欧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或者说政治联系，对于企业的运行来说也至关重要。国会山上云集的游说集团，竞选募捐时企业家的慷慨解囊，便是明证。当然，在监管乏力、腐败盛行、市场缺乏透明度的发展中国家，政治联系往往具有更大的潜在价值，在经济活动中也有着更强的影响力。
在今年的一篇工作论文中，乔治梅森大学的 Earle 教授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 Gehlbach 教授，在考察乌克兰2004年的“橙色革命”时发现：尤先科取代亚努科维奇成为总统之后，在大选中投票支持尤先科的地区，企业的平均产出在之后的三年中有了显著的上升，即便排除了地理位置和时间趋势的干扰，结果依然如此。此外他们还发现，地区层面的失业率和进出口并未出现太大差异，同时大企业和为政府提供设备的企业产量上升尤其明显。因而两位作者认为，这一观察到的产出变动，并不能用经济政策或宏观形势的改变加以解释，而更像是与尤先科的政治联系带来的回报。
当然，仅仅根据选票分布和企业产量之间的相关性，我们并不能百分百地断言，是政治联系导致了上述结果。想要衡量政治联系的影响，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从微观角度出发，先摸清每家企业跟政府的关系，再对比其市场表现的差异。然而，想要在重重黑幕之下挖出那不可告人的利益链条，又谈何容易！不过，已经有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哥伦比亚大学的Raymond Fisman就曾利用印尼的上市公司数据，首次在微观层面估计了政治联系的价值。
在苏哈托统治期间，印尼的上市公司基本上由25个主要财团控股。为了给不熟悉印尼国情的外国投资者提供便利，雅加达当地的一家咨询公司特地编制了一套“苏哈托指数”，取值从1到5，用以衡量不同财团和苏哈托家族的关系密切程度。结合“苏哈托指数”和控股信息，Fisman计算出了各家上市公司和苏哈托家族之间的政治联系。然后，他巧妙地利用了金融学中的“事件研究（Event Study）”方法，以1995年为时间窗口，考察了关于苏哈托健康状况的传闻对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结果显示：政治联系较强的公司明显受此类传闻影响更大。而且传闻越可信（即股指总体波动越大），政治联系强的公司股价下跌就越厉害：雅加达股指每下跌一个百分点，政治联系最强的公司相比于最弱的公司，股价会多下跌将近1.2个百分点。其他的坏消息，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则不会导致这种差异。如果把股价视作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正确预期，那么Fisman的结果就表明，政治联系对于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显著。而且，苏哈托即使真的由于身体原因而离职，其政治影响力也依然存在，因此上述估计只能被视作政治联系真实价值的一个下限。
基于Fisman这一开创性的工作，许多后来的学者使用了类似的“事件研究”方法，估计了不同国家政治联系的价值。比如Johnson和Mitton就以马来西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而Faccio则利用跨国企业调查证明政治联系的影响普遍存在，在高腐败程度的国家尤其明显。但这些文献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研究者们并未区分这些政治联系，是“先天”还是“后天”的。换言之，究竟是当权者（如苏哈托的子女）会自行开办公司，还是企业家会寻求和政治人物搞好关系？
2008年，Ferguson和Voth从历史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基于前辈史学家的研究，和纳粹德国时期的公司资料，两位作者得以识别出当时的上市公司中有哪些曾经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对纳粹进行过资助。他们发现，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魏玛共和国总理之后，跟纳粹有联系的公司股价普遍大幅上升：柏林股指在一月中旬和三月中旬之间上涨5.8%，其中93%源于这些公司的贡献。与先前的研究相比，这项结果清楚地说明，企业家会有意识地建立政治联系，并且能从中获利丰厚。
政治联系不仅仅能带来经济上的益处。Fisman和Yongxiang Wang2013年的一篇工作论文指出，在中国，如果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包含前厅局级（或以上）干部，其工伤死亡率会明显偏高。通过对比同一家公司在拥有官员董事前后的表现，他们也得到了相近的结果。但是，在安全生产和升迁明确挂钩的省份，这一效果要弱得多。两位作者认为，这说明在中国，政治联系可以被当作规避安全检查的保护伞。
看起来，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搞关系”和官商勾结，远非某国独有。然而，Fisman等人2012年的文章却颠覆了这种看法。利用类似的事件研究方法，Fisman等人考察了跟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关系密切的各家公司，他们发现，无论是切尼心脏病突发，还是被提名为副总统，还是布什赢得2000年大选，这些公司的股价都没有发生大的波动。Fisman等人给出的解释是，美国完善的制度体系和无孔不入的媒体监督，使得政治联系失去了其本来具有的价值。事实上，这恰恰印证了North等人在”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 （《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中，对“权利受限社会”和“权利开放社会”所做的区分。前者的特点是高度人际关系化，政治和经济活动都沿着熟人网络的分布展开。而后者则更依赖于非人格化的制度，同时权利开放导致的激烈竞争，会使得一切政治租金迅速消散。随着前者向后者逐渐转变，政治关系所起的作用会不断淡化。而如何在给定的初始条件下，促成这种转变的发生，则还是一个有待社会科学家和全体人类共同探索的宏大命题。
参考文献
- Earle, J. S. & Gehlbach, S. (2013). The productivity consequences of political turnover: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 Faccio, M. (2006).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369-386.
- Fisman, R. (2001).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1095-1102.
- Fisman, D., Fisman, R. J., Galef, J., Khurana, R. & Wang, Y. (2012).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connections to Vice-President Cheney. The B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12 (3).
- Fisman, R. & Wang, Y. (2013). The mortality cost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Unpublished mimeo, presented at the NBER Chinese Economy Working Group.
- Johnson, S. & Mitton, T. (2003). Cronyism and capital controls: Evidence from Malaysi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67 (2), 351-382.
- North, D. C., Wallis, J. J. & Weingast, B. R. (2009).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 . New York.
- Voth, H. J. & Ferguson, T. (2008). Betting on Hitler-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in Nazi German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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