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邓小平的转型智慧
今天还是应该将邓小平作为一个凡人来看待。凡人就有优点、有缺点，有成就、有错误，放在这个位置上，才可以比较冷静地来评价一个人。当然，对他的错误要批评，但是对一个凡人也不要期待太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还是高度评价邓小平。
应该说，邓小平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推动中国转到使人民幸福和国家繁荣的方向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邓小平改革了中国的基本宪政原则
首先，其实邓小平所有的改革，并不是在技术层面的改革，而是宪政原则的改革。谈到宪政，可能很多人认为宪政改革要有一个宪政改革的宣言，或者有很多重大的修法行为。其实“宪政”的含义，即“宪政主义”这个词，是包含“基本原则”意义的词。在现代国家中，所谓宪政国家未必有一部成文宪法，比如英国就是如此。
所谓宪政原则，就是在社会中普遍认同的基本原则。回头看一下邓小平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发生了重大变化。
邓小平有一句名言，看起来是一句俗话，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宪政原则——“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样一个原则是用来解构毛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这很重要。过去毛的意识形态系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对社会所有行为全用这样一套意识形态的话语判断，不管这种行为和政策是否对对百姓富裕和社会繁荣会产生正面还是负面影响。所以也能看到在邓小平的改革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阻力。一个最重要的阻力，实际上是原来的那些话语体系，包括“姓社姓资”，包括“是不是变了颜色”，这些说法都是毛泽东时代当时的基本原则的一个回声。
比如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个电视剧中，很多当时的情境还是做了一些回放。比如在谈到包产到户的时候，曾经有过辩论。谈到包产到户时正方就说：“给我们带来了生产力的增加，农民的致富”；反对派就说：“会出现两极分化，不几年就有人娶小老婆了”。这些话在很多记录中有，是毛泽东的原话，所有这些反对意见其实都是毛泽东的意见。邓子恢在一个自述中谈到，他在1961年晋见毛泽东时，劝毛泽东接受包产到户。他的理由是包产到户可以解决社员积极性问题，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农民生活，扭转粮食不足挨饿的局面。毛泽东立刻反驳，说“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这是原话。
所以，邓小平面对的是基本的宪政原则，即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一个社会中每个人的行为是对是错，一个社会中政府的政策是对还是错，这个基本原则的变化是非常根本的。
破除“政神合一”
第二，邓小平和陈云共同改变了一个规则，表现为陈云说的一句话——“毛泽东是人不是神”。这句话是非常根本的。因为在1949年以后，尤其到文革时期，其实中国政治体制是“政神合一”体制。什么是“政神合一”？就是政治领导人本人被视为神。
这个体制在世界历史中曾经出现过，比如在中国的商代，商代的君王在武丁以后就被当作神来祭祀。他被当作神祭祀，他的后代也是神。所以，商的统治者本身就是神。到后来商纣王时期就是酒池肉林，有人劝他说，如果你还这样做，老百姓就会造反；商纣王就说我有天命在身，哪个敢造反？就是他认为自己就是天生的政治领导人。还有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创造国家神道教，最高的神叫做天照大神，天照大神就是当代天皇的祖先，也就是天皇本身就是神，这也是“政神合一”。
这样一种制度带来的是灾难性的结果。商纣王被周推翻了。在周以后是政神分开的，周祭天，祭祖是作为配祀，周的祖先不是神，他们很清楚。在日本战败以后，当时盟军司令部有一个《神道指令》，命令政教分离，后来写入日本宪法，所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变化，这是一种非常根本的宪政变化。
所以，到了文革以后，中共中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表示“反对个人崇拜”，这就是把陈云提出的基本原则变成了执政党的基本原则，此后没有一个中共领导人敢把自己当成神，实现了政神分开。它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认为政治领导人会犯错误，他是凡人，如果认为领导人是神，就不会犯错误，领导人就会拒绝所有批评，就会坚持错误，那么中国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
从邓小平来讲，他一直持有这个观点，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邓小平经常说，你不能把过去错误全归于毛泽东一个人，我们都有错误，“我也有错误”，他几次坦率地说这些问题，包括中苏大论战，大跃进、三面红旗等问题上，他都承担了错误。这一点他和毛泽东非常不同，毛泽东基本上是不承认错误，坚持错误。所以这一点恰恰是“政神分离”的宪政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到今天为止，哪一个中共领导人也不敢搞个人崇拜，多多少少还是要接受批评。
走向市场经济，引入平等和自愿原则
还有一个结果，既然是凡人，就不再讲那套所谓的高深莫测的理论和理论描述的理想社会，只讲现实的东西，讲自己的理性有限，所以他才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在认识论上是对的，为什么？有人批评“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完整的方案。其实一个社会本来就很复杂，一个复杂系统不可能完全被参透。个人的理性不能完全把握，也根本不能完全把握复杂系统的变化过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摸着石头过河”恰恰是一种试错过程，其实人类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试错。
还有一点，就是从“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推导出来的。按照邓小平的解释，就是经济发展、人民富裕和社会繁荣，邓小平强调发展经济是唯一标准，这个标准怎么实现？计划经济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市场经济可以实现，事实上就是他在肯定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一个基础性制度。这是基本判断标准变化后，导致走向市场经济制度，而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是一个基础性的宪政原则。
对一个社会来说，就是由政府来统治整个社会、控制和支配全部资源和所有人的制度，走向了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是什么？从经济学讲，就是政府从私人物品领域退出，把这块空间让给市场决定，其实就给了非常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老百姓自由选择的空间。
由此还有一个派生的观念，就是要看百姓是否自愿，是否接受。杜润生的回忆录和邓小平的一些说法中，都有像当时包产到户问题的类似争论，当然很多人说包产到户能够提高生产率，反对的人说要造成两极分化。最后谁也没说服谁，妥协结果是不争论，看看农民愿不愿意接受，遵循自愿原则。邓小平其实经常在各处考察和百姓交流中，就是在判断政策。一个判断的依据就是政策百姓接受不接受，是被迫接受还是自愿接受？在社会中，自愿原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如果是强制的，经济上无效率，也是不公正的。
另外，还有公平的原则。这一原则虽然在共产党内部表面上讲的很多，但实际上很少人把公平作为非常优先的原则。在讨论恢复高考是不是知青也要参加的问题上，当时考虑很多功利性目标，但是邓小平提出一点，说这是否有利于公平，我觉得他还是有这个观念的。应该说，自愿和平等这样一些在中国实际操作中不太顾及的基本原则，通过邓小平的主政和影响，也在中国产生了非常大的转变。
还有一点，就是对观念开放的影响，或者说是对我们今天讲的思想市场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毛时代，尤其是对国外各种文献、各种数据是完全封锁，对国外各个电台都是完全封锁。邓主政以后，一直在强调要开放国外这些文献进入到中国。所以他一恢复工作以后，就强调要进口外国的教科书和各种各样的书籍。其实这种做法的重要性在于，我们必须要在思想和学术上开放。
虽然到今天我们还对开放的程度不够满意，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尊重思想市场的国家，有很多限制，但是反过来和毛泽东时代对比就会发现其前进。今天很少有人公然反对我们从国外翻译一本书进来，所以邓小平的开放带来了国内相对丰富的思想资源，各种思想资源涌入到中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关键的就是在于他颠覆了毛时代的基本原则。
总体来讲，我认为邓小平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将毛时代的那套原则从根本上转变了，转变了多少？180度，是非常重大的宪政改变。
实现社会和平转型的政治智慧
邓小平在中国转型时做的事情，换一个国家可能要经历一场战争或若干场战争。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方向突然转180度，恐怕就是要有很多人流血。但邓小平在做这样的一个重大转变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基本是和平的，还包括雷颐所言，共产党基本是没有分裂。在当时实际上有很多毛时代遗存的意识形态惯性，还有很多有这种惯性的人存在。邓小平如何做到这一点，也需要讨论一下，其实反映了他在实施社会转型时的政治智慧。
第一点，邓小平对所谓传统意识形态解构的本事非常大。《历史转折时期的邓小平》提醒了我发现一个问题，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肯定不是公然反对。他反复讲一句话，有点儿四两拨千斤，像一个万能武器对付所有复杂武器一样，他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就把所有的所谓的理论问题都化解掉了。他在共产党内肯定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但是他可以把党内的所有的教条用这样的“实事求是”化解。刚才茅老师说邓小平读书不多，他确实读书不多，但是他却有这样的政治智慧和对语言的把握来化解那些意识形态的攻击。第二点，也是中国改革可以总结的经验，就是勒庞讲过的“所有政治家天生就是社会心理学家”，邓小平明白社会心理转变的机理。所以，在非常巨大的转变过程中，他都是每次先走一小步。比如说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一口号并不是一开始提出来的，因为一开始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利用价值规律”，然后就走到了“商品经济”，然后才走到了“市场经济”，一直走到今天，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制度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制度。”
可以想见这样漫长的转变过程，如果从一个转型的起点就提出一个彻底的、理想的、伟大的框架和原则，基本上就无法推动了。实际上这是人的观念和实践，和改革结果的互动。也就是当放开包产到户，有了正面的结果反馈，就实行下去，也就有更多的人去实行；当实行商品经济，发现商品经济带来很多好处。在过程中逐渐使人的思想发生转变，转变之后改革遇到的阻力相对来讲就会变小。
第三点，是邓小平的实施能力。对比很多的政治领导人，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实施能力比较差。很多领导人可以通过一个很好的决议，但是并不能实施。比较突出的就是上一代的政治领导人胡温时代，我们看到的很多比较好的决议，比如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改革的决议。但最终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包括温家宝通过的两个“非公36条”等等，其实没有实际效用。当然，应该说跟邓时代比，胡温时代就像是罢工，现在就像是怠工，就是改革速度比较慢。如打破垄断的改革，国企改革，和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很慢。例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企改革唯一有时限的措施是“在2020年达到上交利润30%”。我们都不知道，这到底难在哪。邓小平一旦认准了，就着力去推行和实施。
所以可以理解，在邓小平恢复工作短短的时间内，尤其是头两年时间做了大量的事情，立刻改变了中国面貌，包括内政上恢复高考、支持包产到户，外交上和美国建交、解决香港问题等等。应该说从个人风格来讲，他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家，他懂得区分什么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原则，什么是技术性问题。在决策时很果断。邓小平说“我拍板”，“拍板”就是果断决策。虽然有一些争议，但他可以放在一边，又能坚持原则。
[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9月11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和《炎黄春秋》杂志共同主办的《邓小平与今日中国》研讨会演讲修订稿 ]
2014年10月22日
中评网 -与FT中文网同步首发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