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争录 | 2008金融危机的祸根埋在一百年前？
学术论争录 | 2008金融危机的祸根埋在一百年前？
#金融危机
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为什么会爆发？这是近几年西方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焦点。在纷繁多样的解释中，有两类占据了主流地位：一类从金融市场本身出发，研究市场交易的机制本身如何强化了道德风险，将市场中的个体不断引向危险的投机行为；另一类从组织变迁出发，研究美国的企业管理模式为何越来越强调短期收益，从而激发企业不负责任的牟利行为。
这两种视角各有长处，但其局限也显而易见：它们忽视了“市场经济活动是发生在更大的政治社会环境中的”这一事实，也就等于断然否认了金融危机背后有更加深刻的政治、社会根源。而历史社会学的分析视角，为弥补这一缺陷提供了可能性。
近年来的两部历史社会学著作，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Greta Krippner 的《发危机财》和西北大学社会学教授 Monica Prasad 的《过剩之地》，有利地揭示了社会冲突与政治决策如何塑造了美国的经济活动，将我们对这场危机的思考指向更深的层次。
Greta Krippner：政治危机如何导致经济金融化？
Krippner开宗明义地指出，要理解金融危机的发生，不能不注意一个现象：自1970年代以来，金融活动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飞速提高，也就是“经济金融化”。这一趋势主要有两大表现。第一，金融行业的企业利润在美国全部企业利润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第二，对非金融行业的企业而言，它们的生存也越来越依赖于从金融活动中获取的利润。换句话说，金融活动逐渐成为美国经济的“轴心”。
Krippner认为，这一金融化趋势源自于1970年代以降美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鼓励金融市场发展的政策，而政府之所以出台这些政策，是为了应对——或者说逃避——摆在其面前的棘手的政治难题。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动员能力强大、利益集团政治活跃的民主国家来说，政府面临着一个永恒的头疼事：各个社会群体会源源不断地把自己的诉求抛向政府，努力迫使政府提供自己群体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在分配有限的各种资源时向自己倾斜。这一压力强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三大危机。一是各个利益群体在争夺资源时的政治斗争导致社会撕裂，带来 社会危机 ；二是如果政府想尽力满足所有群体的诉求，必然带来巨大的财政支出负担，是为 财政危机 ；三是如果政府无法很好回应社会群体的各种诉求，就会导致社会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这便是政府的 合法性危机 。当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时候，这些都不是事儿，但一旦经济发展停滞，政府的麻烦就来了。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1960年代末。当时的美国社会，正在告别二战后持续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黄金时代”，开始露出经济颓势。经济不景气，政府面对的社会危机、财政危机、合法性危机就变得明显而尖锐起来。政府缓解这些危机的办法，是故意刺激通货膨胀——通俗点说，就是通过印钱的方式在名义上将服务、资源和利益送到各个社会群体手中。
但显而易见，通货膨胀这个法子不可能有什么持久作用。 当各个社会群体发现自己只是名义上拿到了好处、实际上被政府骗了的时候，他们对政府施加的压力只会更大。另外，长期的通货膨胀本身制造了更多的社会矛盾。所以，到了1970年代，那阴魂不散的三大危机又回到了政府面前。
社会危机，主要体现在各个社会群体对有限的信贷资源的争夺。美国当时实行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所以一旦通货膨胀率逼近甚至超过存款利率，大量资本就会撤出银行，去企业债券和国债市场寻找更高的收益。而一旦严重通胀成为一种长期现象，信贷机构吸收的存款大量流失，从而导致“贷款荒”。这种情况下，能自行发债的大企业不受影响，但中小企业和个体消费者却找不到资金来源。更坏的是，大型商业银行通过金融工具创新在一定程度上绕开存款利率限制来吸纳资本，而它们的贷款只流向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而小银行、储蓄所囿于存款利率限制完全找不到钱，而它们所主要服务的小本生意、个体消费者也就丧失了贷款来源。这两重不平等带来严重的阶级矛盾，利益最受害的广大消费者不断向政府施压，希望政府干预信贷分配。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身处尖锐的资源分配矛盾之中，自然苦不堪言，最后决定——我们不担这苦差事了，让市场来吧。一系列金融去管制化政策随之而来，尤其是1980年，存款利率上限被取消，分配信贷资源的责任彻底由政府移交给市场。这些政策的后果是， 存贷款利率应声而涨，钱更贵了，而存款利率上涨也使得更多资本留在了信贷机构，信贷供应从紧张变成充裕。
财政危机，主要体现在美国政府为实现各种政策目标而开支无度同时又难以加税而导致的债务高企。糟糕的是，在1980年前后的几年，美联储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拒绝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美国国内的资本供应越发紧张，美国政府如果继续赤字财政，则必然导致其他企业和个人难以借到钱。而这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由于美国国内资本紧张造成利率飙高，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变得大为容易，于是外国资本被美国的高利率大量吸引过来。当里根政府看到这一现象时，无疑大喜过望：终于找到新债主了！一系列推进跨境资本流动自由化的政策随之出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资本市场在美国政府的努力下形成了，国际资本排山倒海一般涌入美国，一边负担着美国飞速扩张的财政赤字，一边为美国国内的信贷市场提供几乎无穷无尽的资金供应。
合法性危机，集中体现在美联储身上。在通货膨胀形势严峻的1970、1980年代，美联储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无疑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经济体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都会被社会公众认为是美联储施政的问题，从而激发社会不满、动摇其合法性基础。为了逃避这种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美联储走向一条不断推卸责任、由主动干预市场转向被动迎合市场的道路。在1980年代，美联储试图动用多种相对“隐形”的政策工具，使得利率水平看起来更像是市场决定的，尽力缩小自己的存在感。而当这一方式变得不可行之后，1990年年代美联储干脆逐渐避免使用任何政策工具来干预市场，而是通过向市场释放政策信号、塑造市场预期的途径，引导市场在反应过程中“自动”达成政策目标。当公众相信他们看到的经济问题是市场规律——而不是美联储干预——所致，美联储受到的合法性挑战也就不复存在了。美联储通过放权给市场，化解自身的合法性危机，但同时美联储也在不断丧失干预市场的主动权，变得越来越听命于市场。
以上的一系列政策创新，为美国经济的金融化铺平了道路（当然，这并非政策制定者的本意，他们制定政策时只是想着如何化解眼前的政治危机）。一方面，随着国内各种金融管制的取消和外国资本的涌入，信贷市场中再也不差钱。源源不断的资本供应带来了飞速的信贷扩张，而信贷的扩张自然给这些信贷的经营者——金融机构——带来了巨额利润。另一方面，利率管制的取消和紧缩的财政政策，使得利率长期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剧烈浮动。对实体经济来说，高且不稳定的利率带来难以负担的成本和极大的风险，使得非金融企业也越来越倾向于放弃实体生产活动、转而通过金融渠道牟利。金融化过程一旦开启，就一发不可收拾，即使在1990年代利率水平大幅回落后，金融化的势头也无法逆转。再加上美联储干预市场能力不断减弱，金融市场的发展成了不受限制的自我膨胀。
简而言之，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根本上是一个政治故事。当1960、1970年代经济增长停滞、社会矛盾爆发、政府成为利益分配矛盾的焦点时，政府选择用推卸利益分配责任、把一切交给市场的方式逃避难以承受的政治压力。这背后的潜台词是“你们就别找我了，我不管了还不行吗”。执政者希望，市场可以代替政治决策来分配稀缺资源，而各个社会群体无休无止的利益诉求也可以被价格机制所约束。Krippner将这一责任转移的过程称为“去政治化”。
但讽刺的是，市场并没有分配稀缺资源，因为随着海量的国内、国外资本被美国信贷市场动员起来，信贷再也不是稀缺资源了。同时，价格机制也没有约束大众的利益诉求，因为美国社会对信贷的需求是如此旺盛，以至于不管钱有多贵，美国民众借钱的热情依然高涨——当然，由于资本供应的充足，利率也不会高到十分夸张的程度——使得信贷市场一直在扩张，并未有周期性回缩。因此，金融活动的日益发达就用这么一种怪异的方式满足了社会各界诉求、平息了利益冲突，制造了一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假象。
然而，就像通货膨胀只能帮政府暂时逃避危机一样，去政治化于政府而言也并非一劳永逸的万灵药。正如2008年我们所看到的一样，经济金融化是不可持续的，它只是延后、而非解决了美国社会棘手的利益矛盾。在市场手段失效后，美国政府能重新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由利益分配冲突引发的危机吗？此间的挑战在于，在“去政治化”将近四十年后，政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政治行动力，不具备进行有效政治干预的条件了。同时，由于社会利益冲突被“去政治化”长期掩盖，美国政治系统尚未建立一种不同利益方讨价还价、达成共识以决定资源和利益分配的机制。这样看来，2008年后美国政治极化加剧，恰恰是四十年前政府“去政治化”的直接恶果。正由于此，金融危机远不止是一次市场危机那么简单，而是更为深刻的政治、社会危机的反映。
Monica Prasad：信贷主导的消费经济模式何以形成？
应该说，Krippner的研究成果虽然具有很强的分析力度，却也留下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其中最关键的是，美国社会的信贷需求为何如此旺盛——或者说，美国人为什么这么爱借钱？毕竟，源源不断的资本供应如果不能被足够多的信贷需求所消化，信贷扩张和金融业膨胀也还是无从谈起。
其次，1970、1980年代的金融去管制化恰恰说明了：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对金融活动有很强的管制。事实上，在二战后的二三十年里，美国的金融管制之严格远远甚于欧洲各发达国家，而美国的金融去管制化，不过是把金融管制程度降到和欧洲差不多的水平。同样的管制程度，为什么在欧洲就没什么事，而在美国造成了经济快速金融化的夸张后果？
再次，虽然在Krippner的分析中，美国政府在1970、1980年代的一系列政策是偶然、不过大脑、情急之下的逃避危机之举，但这后面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必然性——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美国社会的某些结构特性使得“刺激信贷扩张和金融发展”注定为执政者在进行棘手的决策选择时提供了一条“最小阻力道路”（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Prasad的研究成果说明，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得把时间从1960、1970年代再往前推多半个世纪，回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
那时的美国，正赶上农业生产力以大跃进式的速度飙升的年代。猛增的农业产出看似是好事，但悲剧的是，当这种猛增遇上紧张的货币供应和依然孱弱的购买力，就造成了全球性的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和恐怖的通货紧缩。在通货紧缩危机中，美国农民自然是首当其冲：他们殚精竭虑地提高农业生产，却发现生产再多也赚不到钱、还不起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农民通过政治行动诉诸于政府，希望政治干预能缓解他们的经济困境。而巧合的是，当时的美国政局，正是代表新英格兰地区新兴工业利益的政治力量和南部保守势力互相制衡的局面，在这种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代表中西部地区农民利益的政治力量就成了关键的“摇摆票”，获得了与其人口比重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 在通货紧缩之下叫苦不迭、而又拥有了强大政治影响的农民，便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成了塑造美国政策的关键角色。
农民的诉求其实很简单：政府得想尽一切办法提高社会购买力、刺激消费，需求上去了，农产品价格也就上去了。与此相关的一个诉求是，政府不能坐视资本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任凭贫富分化加剧——因为贫富分化会损害社会整体购买力。另外，由于农民极度依赖贷款来获取购买生产工具所需的钱，而农产品价格下跌又使得农民常常还不上贷款，因此农民还需要政府提供强力的破产保护。
通过积极参与利益集团政治，农民的这些诉求一一被政府兑现了。1898年，美国通过第一部正式的破产法，对借款方破产后的责任免除程度到了惊人的地步。1927年，美国政府正式通过法律，不准银行跨地区开设分行——因为农民担心，银行的自由扩张会使其成为垄断巨头，加剧资本集中和贫富分化。然而，一个由地方性小银行组成的金融系统抵抗风险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1930年前后，随着新一波农产品下跌导致农民还不上贷款，大量银行倒闭，成为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时，罗斯福政府拯救金融业的努力和农民希望政府刺激消费的诉求发生了奇妙的化合作用：如果能用一系列政策来鼓励人们用贷款来进行消费，那么既帮助了金融业，又提高了购买力，一石二鸟，岂不美哉？鼓励贷款消费、尤其是贷款买房的政策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纷纷出台。1934年，政府主导建立了住房贷款担保体系。1938年，“房利美”成立，住房贷款的次级市场出现。而与此同时，由于在农民利益的推动下，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防止资本过度集中、加剧贫富分化的严厉监管体系，美国政府依然维持着强有力的金融监管框架。
将欧洲各国同时期的政策发展道路和美国进行对比，能发现一种十分有趣的差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各国同样受到通货紧缩困扰，但由于通货紧缩问题的根源并不在这些国家内部，欧洲各国政府纷纷选择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解决问题——不让美国农产品进来，本国农产品的价格不就不下降了嘛。然而贸易保护主义必然带来贸易摩擦，恶化欧洲各国关系，因此成了世界大战的助推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普遍把经济政策重心放在战后重建、尤其是工业重建上。这其中重要的一环，便是压低工资水平、限制消费、鼓励储蓄，把攒下来的资本投入到工业再生产、尤其是出口行业的扩张中去。这种鼓励生产、压低工资、限制消费的政策，必然导致民众广泛不满。作为妥协的一部分，政府不得不承诺为社会提供一定的公共福利和生计保护，以换取民众的支持。而这，就成了欧洲式福利国家的雏形。
从这一角度看，美国和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本质不同，在于对待消费的态度。欧洲诸国一个劲儿限制消费，而美国不遗余力地鼓励消费。而这一路径差异的历史后果是，欧洲诸国出现了规模庞大而完善的公共福利体系，而美国出现了以信贷为主导的消费经济。某种程度上，公共福利和私人信贷确实具有等价的作用：如果民众能相对容易地借到钱，去市场上购买住房、医疗、教育等“商品”，即使还不上贷款也由于强大的破产保护而不用承担什么后果，这实际上不就和政府直接向人们提供住房、医疗、教育一样吗？换句话说，美国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福利”，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鼓励贷款消费、降低贷款难度、减轻借贷者的偿还责任来实现的。
罗斯福新政时期建立和巩固的，便是这样一个鼓励人们借钱消费、破产保护强大的体系。而与此相悖的是，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依然极强，限制了金融机构提供信贷的能力。这就成了美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一个内在矛盾。在二战后的十余年，由于经济高速发展，这一矛盾还没有显出来。然而当1960年代后期经济速度放缓之时，金融机构在严格监管的制约下，完全不能满足美国消费者日益增长的贷款需求，这就使得金融去管制化成为了美国民众的普遍诉求。由于信贷在美国人的经济生活中已经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公共福利的职能，“能借到钱”在很多人眼中已经成了一项公民权利（civil rights）。因此对于民权运动人士来说，为少数族裔、女性、穷人降低贷款门槛，成了追求“社会公义”的一种途径。因此，“信贷扩张”神奇地成为了美国右派和左派在1970年代的共同呼声。
而金融去管制化之后的美国，虽然在管制力度上和欧洲各国近似，但美国消费者不断飙高的信贷需求迅速推动了信贷扩张和金融行业的发达。而在欧洲，许多民众生活所必要的服务和资源都由公共福利体系提供，所以欧洲民众没什么借钱需要，也就不会出现信贷扩张。换句话说，经济是否金融化，其实和一国社会公共福利体系的强度、规模大有关系。
简而言之，美国消费者对信贷的旺盛需求，源于罗斯福新政时期建立的鼓励贷款消费的政治经济模式。而当人们不断增长的信贷需求和严格的金融管制在1970年代形成尖锐的对立，金融去管制化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在Prasad眼中，造成金融去管制化和信贷扩张的幕后元凶，并非政策制定者，而是作为一个庞大利益集团的美国消费者，而美国消费者之所以对贷款消费这样痴迷，是因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美国农业发展造成通货紧缩而带来的一系列政治后果——鼓励信贷消费的政策框架和公共福利体系的欠发达。
但令人担忧的是，私人信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发挥公共福利的作用，但和公共福利相比却有着明显的劣势。一方面，私人信贷不具备社会再分配功能，无法向公共福利一样“劫富济贫”；而另一方面，不断降低的贷款门槛和宽大的破产保护带来极高的借贷风险，而不断扩张的信贷又为金融市场中的投机牟利活动提供了宝贵土壤，两者相互作用，终于带来了我们所看到的严重危机。而危机过后，美国有可能重塑政治经济体制、破除对信贷消费的依赖，转而建设更庞大而完善的公共福利体系吗？这又谈何容易。
历史社会学的力量
看到这里，也许有些读者会疑惑：这还是社会学吗？诚然，金融活动、货币政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范畴，然而从根本上说，以上两本著作中的分析视角却是十分“社会学”的。尽管在具体论点上存在分歧（毋宁说是相互补充），但这两项研究的根本视角是一致的：即使在美国这样看起来十分推崇“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政治决策依然能以十分深远地方式影响经济活动的发展，而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政治决策在本质上是由一个社会的利益矛盾冲突和国家-社会关系决定的——这便回到了政治社会学的基本分析立场。
从根本上看，这两部社会学著作体现的对历史进程的观察角度，和历史社会学领域的传统立场（参见《 聊聊制度分析：几百年前的世界，会影响今天的生活？ 》）一脉相承。历史当然是重要的，但这种重要性并非体现在“过去的制度会几百年保持不变”这种简单幼稚的层面，而是以更加复杂的方式展开：过去的制度，塑造了特定的社会利益格局、为参与政治博弈的各方提供了特定的激励和限制，也约束了制度革新中可能的道路选择。换句话说，制度是在不断变化演进的，而这种变化又是被过去的制度所影响和制约的，这就是历史发展中的动态美感。
与此同时，这两部著作也体现了历史发展进程中讽刺与荒谬的一面：无论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农民，还是1970年代的政策制定者，都绝不会想到，他们当时的政治行动为美国经济的将来埋下了要命的祸根。很多时候，历史事件能点燃一条复杂而怪异的因果链，其对后续历史进程的影响往往超出甚至违背当时事件参与者的预期。更多时候，历史中的行动个体只是单纯考虑如何应对眼前的危机挑战，完全没想到他们的行为会如何影响未来，而这些个体在危机面前的应对方式，恰恰极大地塑造了历史走向。这样的“非预期性后果”是如此多见，以至于它更像是历史跟人类开的一个永恒玩笑。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位学者的研究并非是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的“事后诸葛亮”。Krippner的著作脱胎于她的博士论文，而她着手开始进行这一研究的时间是1995年。Prasad的研究始于2005年左右。这种“未卜先知”体现的，是两位学者对历史与现实的敏锐洞察力。虽然目前看来，社会科学基本没有可能精准预测历史向什么方向发展、经济危机何时爆发，但社会科学中历史研究的力量在于，将眼前的现实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从而揭示现实发展所遵循的历史逻辑。虽然“以史为鉴”更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当我们对现实事件的历史意义有了更深的了解，至少在面对当下的挑战与危机时能更为谨慎一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著作分别在2013、2014年获得了美国社会学会的年度最佳著作奖，使得该奖在最近四年内三次被授予经济社会学领域的历史研究著作（另外一部是2011年Marion Fourcade的 Economists and Societies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社科界对经济制度问题的关注程度猛增”这一背景下，历史社会学的分析视角和工具在经济制度研究方面贡献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是足以令整个社会学界骄傲的。而美国社会学会对这些研究成果的高度认可，也说明“美国社会学界被定量研究统治”这样的传统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是夸大其词。支持“定量统治”观点的论据，往往来自于学术期刊中定量研究论文所占的高比例。但这一论据忽视了一个事实：许多定性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概念框架复杂、实证分析庞杂，难以被“浓缩”成二三十页的期刊论文。而当我们转而考察学术著作的出版情况，便会发现每年社会学界依然在涌现大量优秀的定性研究，而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便是历史研究。也许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学术研究主流范式如何转换，深刻而有力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永远是有生命力的。
参考文献
- Krippner, G. (2011). Capitalizing on crisi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rise of financ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rasad, M. (2012). The land of too much: American abundance and the paradox of poverty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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