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宗族的集体行动力量
农村宗族的集体行动力量
在民主制度和官僚体制都孱弱的环境下，社会团体推动的非正式制度是否会促进地方良治？对此，已有研究的结论不一。研究者们往往很难准确定义和测量非正式制度，考察其对治理结果的因果效应也非常不易。
宗族是中国农村最重要的非正式制度之一，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的 徐轶青 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 姚洋 ，利用中国1986-2005年220个村庄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宗族的农村治理作用。
他们的研究显示，与其他村长的任期表现相比，村内两大宗族推选的村长在任期内的公共投资额平均增加35%。此外，来自两大宗族的村支书也显著增加了公共投资水平。如果这些大宗族保存了族谱和祠堂，它们的凝聚力则更强，这种宗族治理效应也更明显。
宗族与村治
这项研究同麻省理工学院的 蔡晓莉 2007年发表的研究可谓异曲同工。他们都发现了非正式制度（如寺庙和宗族）在乡村中国的公共问责作用，这些制度使农村公共物品提供成为可能并得以可持续发展。
他们将非正式制度定义为国家以外的社会团体所制定和执行的规则和规范，并关注可能影响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的一系列非正式制度，特别是宗族。
在古代中国，宗族是中国农村治理的关键力量。乡绅是联结统治者与基层的主要纽带，修渠治水，济弱扶贫，树立道德模范。在朝廷管制低效的地方，宗族甚至成为其替代性的制度安排。尽管帝制瓦解和激进革命打破了宗族的主导地位，但其作用仍延绵久远，改革者乃至革命者都不得不仰赖其支持。
多数情况下，一个村内有多个宗族，它们要么同姓，要么分为几房。宗族成员多聚居并交往频密，并通过定期举行祭拜祖先的仪式，从而强化成员之间的联系，树立成员对宗族的身份认同感。宗族成员之间彼此合作，特别是在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方面更是如此。宗族内部有一定的差序格局，成员会尊敬族长等年长者，并对宗族存有强烈的义务感和贡献意识。
宗族影响公共投资的机制
农村基层组织和村官的主要任务，就是筹措资金并提供各项公共物品。由于不可以征税，村干部主要依靠向村民的摊派来筹资，因此村民的配合与支持至关重要。
村干部可以利用宗族的社会力量来动员村民，并获取公共投资的必需资源。村干部也会受到宗族纽带的道德约束，使他们善用现有资源。
与小宗族相比，大宗族往往历史悠久而组织严密，并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大宗族的“老人会”乐于参与公共事务，并受到村干部的尊重。
村干部需要获得大宗族的族长的支持，否则很难开展税费摊派和农业生产等各项工作。研究者假设，来自大宗族的村干部比来自其他小宗族的更可能获得强有力的非正式制度支持。
宗族效应的实证证据
1980年代末，中国逐步引入农村选举。农村治理的两套班子通过不同方式产生，村委会主任或村长通过选举产生，而村党支部书记多由乡镇党委任命。该研究关注于农村选举引入后的时期，因为可以获取选任村长的完整资料，并观测选举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
研究的样本是基于农业部的全国定点调查选取的，它自1986年开始从各省分层随机抽取约300个村，根据村民日记来统计各村状况。其中220个村有连续20年的数据，研究者主持的农村民主调查项目对这些村庄进行了调查，选举结果和公共投资的数据即来自该调查。
宗族数据来自村干部和年长者的调查，他们记录了各村最大的四个宗族。宗族的规模以其人口占比、掌握的设施和开展的活动等来划分。尽管会有偏差，但村民对各个宗族的大小排序都有共识。
该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选任村长是否来自村中第一大或第二大的宗族。宗族凝聚力的衡量依据是宗族是否保存了族谱和祠堂。研究的因变量是公共物品的投资总额，包括教育、道路、供水和污水处理、供电、灌溉、造林等六类。
控制变量的数据来自全国定点调查汇总的村庄记录，包括村人口总数、村民人均收入、村资产规模、上级政府转移支付、人均摊派、人口外迁等。利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并控制上述变量，可以较好地估计村长的宗族出身对其任期内公共物品支出水平的影响，避免截面数据难以估计因果效应的缺陷。
研究发现，来自村中两个最大宗族的村干部显著增加了公共投资。村内两大宗族推选的村长在任期内的公共投资额明显较多，平均而言要比其他村长的增加35%。为解决选举结果的内生性，研究者采用回归断点分析，结果仍然稳健。
村长的宗族出身对各类公共物品投资水平的影响不同，其中对村小学和灌溉设施的影响最明显。
将大宗族出身的村长的任职年数考虑在内后，数据显示这些村长任职前的公共投资额不高，但他们任职后的公共投资水平显著提升。这验证了村长的宗族出身与公共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
当宗族的凝聚力较强时，这种宗族的投资拉动效应就更强。保存了族谱或设有祠堂的大宗族推举的村长，使公共投资水平显著提升。但是，宗族人口规模的影响并不明显，表明是宗族凝聚力而不是宗族规模影响宗族的动员力量。
对委任村支部书记的研究显示，他们如果来自大宗族，同样有助于公共投资额的增加。但是，村长书记“一肩挑”以及村长列席党支部并不会增加公共投资额。
宗族的作用机制
研究者还检验了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的两个机制：集体行动机制和问责机制。
首先，与小宗族相比，大宗族推举的村长并不会增加村民的人均摊派水平。但是当需要公共投资时，村民的摊派水平显著提升，表明宗族的确可以缓解集体行动问题。成功地向村民征收税费或摊派，是为公共投资项目融资的关键环节。如果村民抗拒摊派，那么村干部就很难推动公共物品供给。大宗族的支持可以使村干部更容易地征收摊派，并为其公共物品供给动员资源。
其次，非生产性的行政管理费是衡量村委会是否接受村民问责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宗族能够有效监督村委会，那么村委会的行政成本将得以降低。但研究显示，村长任期内的行政成本并不受宗族的影响，表明大宗族对公共治理的影响很难从监督村干部中产生，而宗族的问责机制也难以发挥作用。
大宗族的村治效应可能不是因为非正式制度，而是因为大宗族推举的村长可能比其他人更胜任工作。但是，将村长的学历、年龄、工作经历、政治面貌和家庭背景等纳入模型，它们并不影响公共投资额，说明这个竞争性假设是不成立的。
另一个竞争性假设是，随着选举制度的完善和选举竞争的日趋激烈，大宗族成员当选与公共物品改善可能同步发展而不是因果关系。但是，将差额选举、公开提名、秘密投票等反映选举制度质量的因素考虑在内，原来的结论仍然成立。
总体来看，这项研究表明宗族或可称为中国村治的重要力量。宗族推选和支持的村干部会更有能力融资并投资公共物品供给。更为重要的是，宗族还帮助地方官员克服了公共物品融资的集体行动困境。
但是，宗族很难向村干部问责。尽管宗族有利于公共投资，但宗族可能被“俘获”，导致大宗族的村干部贪污或偏袒本宗族的村民。此外，尚待研究的是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共演共生过程，因为它会影响两种制度的交互治理效果。
此外，利用这套纵贯的村庄调查数据，姚洋及其合作者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考察农村选举对公共治理的影响。例如，他们的研究发现，选举的引入提高了公共支出占农村预算的比重，但却降低了行政支出的比重和向乡镇政府上解的收入(Wang & Yao, 2007)。选举还增加了农村的人均公共投资，进而降低了村民之间的收入差距(Shen & Yao, 2008)。选举使村民对村委会的问责能力增强，提高了村民的消费保险水平(Gan, Xu, & Yao, 2012)。选举还提高了村民的医疗保险覆盖面，使因病致贫的恶果得以缓解(Zhang, Gan, Xu, & Yao, 2014)。总体来看，尽管农村选举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它的公共问责作用的确在强化。
参考文献
- Gan, L., Xu, L. C., & Yao, Y. (2012). Local elections and consumption insuranc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 (3), 521-547.
- Shen, Y., & Yao, Y. (2008). Does grassroots democracy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2 (10–11), 2182-2198.
- Tsai, L. L. (2007). Solidary groups, informal accountability, 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1 (02), 355-372.
- Wang, S., & Yao, Y. (2007). Grassroots democracy and local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35 (10), 1635-1649.
- Xu, Y., & Yao, Y. (2014). Informal institution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ublic investment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forthcoming.
- Zhang, J., Gan, L., Xu, L. C., & Yao, Y. (2014). Health shocks, village elections, and household income: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30 (0), 15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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