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科学地）破除民主迷思？苏东剧变后的民主与生活（1）
如何（科学地）破除民主迷思？苏东剧变后的民主与生活（1）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当地人民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民主化究竟是造福社会的福音，还是摧残生活的噩梦？
随着相关数据资料的完善，不会当地语言、没去过当地的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分析数据一窥究竟。你所需要的工具就是一台连上互联网电脑，一点基础统计学知识，以及 下载好的盗版 Excel或者STATA等统计学分析软件。这一次，政见君将带领大家走进（政治）科学，揭开苏东剧变之后当地生活的神秘面纱。
我们分析所需的数据都可以从网上免费获得。但在搜集数据之前，我们必须要建立自己的理论假设。听起来十分高大上的玩意儿，但本质上就是开脑洞，想象一下，如果民主化是坏东西，当地将会发生什么？
在这篇文章里，政见君先开第一个脑洞：如果民主化是坏东西，在越民主的前苏联东欧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就越低。
这个大脑洞会带来两个小脑洞，第一，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第二，如何衡量人民的生活水平？所幸的是，这两个脑洞都有数据可以支持。
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可以从公民的政治权利上去衡量。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通常拥有比较宽泛的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而在世界上，有一家叫“自由之屋”的非政府组织，吃饱了撑着没事干，专门对每个国家的公民自由权利进行评分—相当于一个志愿者大妈 在跳完广场舞之后， 在社区内家庭评比“文明家庭”称号一样。在自由之屋的评价体系里，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各占七分，自由越少的国家得分越高。虽然这个评分不是直接评比民主制度的高低，但可以看作在间接衡量政体的民主程度。
而衡量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指标就比较多了。由于篇（作）幅（者）原（太）因（懒），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仅对一个指标进行讨论，那就是人均GDP。而且，本文关注的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就采用经过购买力平价折算后的人均GDP，英文简称—跟我一起念—“鸡的屁屁屁屁”（GDP PPP, GD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这个指标与普通的人均GDP不同，将各国商品的物价之间的差异也考虑在内了。这样就不会出现“A君年收入20000美元，但在A国连鸡蛋都买不起；B君年收入2000美元，但每天都买一只鸡”这样的问题。所以，它更有利于比较人们生活花费之间的差异，也就有效反映了生活质量。
人均GDP PPP的数据从哪里来？政见君这次找的是世界银行的数据。世界银行是这样的银行，你不用办网银买U盾，不用IE浏览器，也可以在上面……下载经济数据。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上去瞅瞅： data.worldbank.org/ 。
所以，指标已经找好了，由于本次关心的是前苏联东欧国家，我们就将所有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的数据都找出来。其中包括15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6个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和7个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除了东德）。为了作比较，我们也把中国的数据拿出来。现在让我们先看看2013年这些国家的GDP PPP和民主政治的比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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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说，自由之屋指数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公民自由，满分7分，另一部分是政治权利，满分也是7分。分数越高的国家的自由程度越低，也就是民主程度越低。为了方便，这里把两部分的分数加总，组成自由之屋指数。
所以，这张图传达的意思是……从东欧各国的情况来看，人均GDP PPP越高的国家，例如排名前列斯洛文尼亚（SVN）、捷克（CZE）、斯洛伐克（SVK）、爱沙尼亚（EST）和波兰（POL），自由之屋指数越低，也就是民主程度越高。而民主程度最低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其他国家，人均GDP PPP也越低。
那么，难道民主制度真的能改善人民生活吗？这里的因果关系能不能成立呢？答案当然是—“还不能”。因为人均GDP的高低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除了政治环境之外，各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工业基础和人口等也有可能影响经济产出。更重要的是，民主制度不一定是经济发展的原因，更有可能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为了摒除这些因素，我们将更多的数据纳入我们的理（脑）论（洞）模型进行考察。
那么，有什么因素可能会影响经济水平呢？首先是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通过出口原材料发财致富。在这里，我们使用了“能源租金占GDP份额”作为变量。
其次，如果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贸易约发达的国家也可能经济越发达。所以，第二个变量是“贸易占GDP份额”。 </br>
第三，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充足的人力资源，在世界银行的数据库里，政见君找到了各国非劳动人口（65岁以上，15岁以下）与劳动人口的比率。这个指标比例越高，说明光消费不产出的老人和孩子占人口比例越多，劳动力也越不充分。
第四，每个国家的基础设施状况不一样，也有可能导致经济水平不同。这里采用了“每百人的电话线路总数”作为参考数据。原因很简单—这个数据与其他描述基础设施的数据相比，比较齐全。
第五，欧盟成员的身份可能可以得到其他欧盟国家的帮助和优惠，经济表现会更好。最后，战争也可能对经济产生影响。 </br>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模型，将1990年后的20多年分为两个部分，1990年到2000年，2000年到2013年，将所有变量取平均值然后进行回归分析。这样做的好处是，将同一国家在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异减少，以便突出对国家之间的比较。
统计结果发现，在这个模型里，有三个因素对人均GDP PPP有显著影响：百人电话线总数、自然资源租金和欧盟会员。根据我们的理论，它们分别代表了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自然资源或能源经济是否发达以及欧盟会员的影响力。其中正面影响力最高的是欧盟会籍。如果在每十年间，一个国家早加入欧盟一年，该国的人均GDP PPP就会平均多853.5美元。
至于民主程度，它的p值等于0.085，在95%的置信水平上效果并不显著，但在9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同的政治学家会下不同定论。一个谨小慎微的政治学家会说，没有充分证据表明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会对人均GDP PPP有影响。
但一个急于发论文拿职称的政治学家就会说，民主程度对国家的GDP PPP水平有显著影响。平均下来，自由之屋指数每减低一点，即民主程度每高一点，这个国际里每个人平均收入就会多409美元，如果升两点，每个人都多买一部iphone6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当然，如果一个政治学家这样写的话，他的潜台词是：看我的理论牛逼吧快给我发表吧快给我终身教职吧哇哈哈哈……
但是，细心的读者就会指出，你的理论有不妥的地方呀。首先你还是无法解决“蛋生鸡鸡生蛋”的问题，即到底是高人均收入带来高民主，还是高民主带来高人均收入。其次，人均收入受影响的因素很多。那些高收入的国家，可能在还没有民主化的时候就已经很有钱了。这个因素没有考虑到模型里。最后，如果你要证明民主的确能带来经济好处，你应该测量的是民主程度和人均GDP增长之间的关系，而非与人均GDP水平之间的关系。
于是政治学家悻悻回去，又找出人均GDP PPP增长率进行统计。他先看了这个图：
纳尼？！不是吧，这不是说明，在2001年到2013年之间，民主程度越低的国家经济增长越高吗？然后他们又看了前十年的图。
这条直线表明，人均GDP增长率和民主程度明明是没什么关系啊。但政治学家马上发现了中国（CHN）和波黑（BIH）这两个国家的增长率比较独（奇）特（葩），可能会影响对总体效果的影响。所以他把这两个国家去掉之后又画了一个图。
这个结果更是令人困惑，即在1991-2000年期间，民主程度越高的国家人均GDP PPP增长率也越高，这与后面13年的结果正好相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期间，只有八个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是大于0的，也就是在1991年到2000年之间，大部分苏东国家处于经济衰退。根据这几张图，政治学家得出初步结论：
第一，在苏东剧变之后，民主化和私有化改革进行的十年间，大多数苏东国家遭遇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个现象在Przeworski的著作以及后续学者的著作里有更详尽的说明。
第二，在这些国家里面，成功进行民主化改革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幅度要小于非民主国家。
第三，进入21世纪之后，非民主国家的增长率要快于民主国家。 </br> </br>
为了确证这些结论，我们用同一个模型再次测量对两个十年间苏东27国进行回归分析。所有自变量维持不变，因变量由人均GDP PPP的平均值换成了平均增长率。
统计结果表明，民主程度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9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而且影响与十年人均GDP PPP平均值的结果恰好相反！根据统计结果，自由之屋指数每升高1点，也即是一个国家变得相对不民主一点，十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就会增加0.76%。也就是说，从平均上来说，国家越不民主，经济增长率就越高！
到了这里，急着发论文的政治学家已经想跪了。但谨慎的政治学家就会问到，这个结果是不是可靠？虽然这个结果在95%的区间上显著，但是由于样本量太少（只有54个），所以现在就下结论说“独裁有利于经济增长”显然太武断。如果该命题成立，我们必然会在数据里找出更多的证据。
所以，我们现在说，在苏东国家范围内，国家的民主程度与它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间的因果关系暂时得不到数据支持。 </br>
而且，这个新的十年的模型还存在很多漏洞。首先就是牺牲了一个国家每年增长的不同差异。而且也没有解决“鸡生蛋蛋生鸡”的“内生性”问题。
在下一篇文章里，政见君将把十年模型变成一年，探讨从1990年起民主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 Przeworski, A. (1991).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ensen, N. M. (2003). Rational citizens against reform poverty and economic reform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6 (9): 109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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