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欧元区深陷债务危机泥潭无法自拔？
为什么欧元区深陷债务危机泥潭无法自拔？
在美国经济逐渐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的同时，大洋彼岸的欧元区依然徘徊在停滞和通缩的困境中。经济复苏的缓慢不仅要归结于债务危机的严重程度，也与经济调整政策的乏善可陈以及欧元区国家政府之间不断的相互攻讦有关。一方面，德国被指责缺乏作为，其巨额的贸易顺差更是“以邻为壑”；另一方面，德国官员则质疑债务国政府经济改革的意愿和决心。而饱受高额外债、通缩和失业困扰的希腊将在本月举行大选，极有可能上台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一直主张重新谈判希腊主权债务并放弃目前的紧缩政策，这无疑会引发与国际债权人的冲突。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 Jeffry Frieden 撰文阐述了由债务危机是如何演变为围绕着经济调整负担如何分配的政治冲突的。政治冲突通常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在国际层面，债权国与债务国的分歧在于如何分摊清理坏账的成本。在国内层面，债权国和债务国内部都分别面临哪个群体的利益将被牺牲以解决债务问题的利益集团之争。Frieden教授认为，不断的政治角力严重阻碍了富有成效和建设性的政策产生，这正是欧元区至今无法走出债务危机困境的重要原因。
简单来说，在国家间的债务关系中，债权国希望债务得到偿付，债务国则希望减免债务。但是国家间的调整并不完全是经济层面的，很多时候需要采取政治手段解决失衡。双方之间协商与谈判的筹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的退出选项（exit option），债权国与债务国分别会以切断融资和违约相威胁。1980年代初，深陷金融危机的发展中国家因不愿失去外部融资途径而失去谈判筹码，最终接受了代价高昂的债务重组。相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欧元区：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债务国几乎没有谈判筹码（除非它们愿意退出欧元区），所以不得不接受痛苦的经济调整。
债务国国内经济调整的过程通常是降低实际工资水平、减少消费并提高产出；为了刺激出口、减少进口，还要使本币贬值；政府为了偿还债务，还需要增税并且减少非偿债支出。这些措施将不同程度地影响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利益，如货币贬值会降低本国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但有利于出口产业。因此，与国际层面的谈判相似，国内经济调整的中心问题是由谁来承担经济调整的成本。目前欧元区的边缘债务国正采取被称为“内部贬值”（inter devaluation）的经济措施，即在缺乏汇率手段的情况下，通过紧缩手段以压低工资水平和价格水平，这意味着经济调整的成本主要由劳动者承担。换句话说，债务国不得不通过大量裁员和降低工资水平提升竞争力，而外部赤字的降低则来源于国内需求的剧减。在债务国面对通缩痛苦的同时，债权国内部也会围绕如何处理坏账而产生分歧，即在接受债务重组的情况下，债权国的纳税人是否愿意为本国银行不当的贷款决策埋单。危机爆发前，正是即使出问题也会被纾困（bail-out）的想法，使得北欧几国的金融机构不断在债务国身上加码。
Frieden教授认为欧元区各国政府有不同的经济调整政策，而不同的政策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的政策影响力。同时，国家间和国内的调整紧密连结，国内的政治考量往往限制了国家间的政策协作，也使得国家间的妥协更难以达成。德国在应对此次债务危机时的进退维谷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尽管有评论不断指责德国不愿向债务国施以援手、将紧缩政策强加于人、甚至为提高自身竞争力不惜损害他国利益，但是意大利Trento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德国的立场来自其对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发展模式的坚持以及对于失去通过20多年艰苦改革换取的竞争力提升的担忧。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目标是在提升经济竞争力和实现持续改善个人和社会福祉之间保持平衡发展，实行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包容性的社会政策同时保证工业产出的可持续增长。两德统一后，为了摆脱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以及2000年代初的经济乏力，德国总理施罗德推行了艰难的社会改革——“哈尔茨改革”（Hartz reforms）。其目标是鼓励就业，降低失业救济水平；降低雇主的社会保障负担；并向劳动者提供激励，促使其学习新的技能等。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德国为了提升竞争力，努力控制实际工资水平——目前的实际工资水平只略高于1999年。通过艰苦的国内改革和辛勤工作，德国成为欧洲最出色的经济体，同时也是全球第二大出口国。
在这种背景下，德国政府一边面对国内民众不愿为他国纾困的抵触情绪，另一边还要面对要求德国允许更高国内通胀、增加内需的欧元区其他国家，但是这既有悖于德国一贯实行的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同时还可能导致失去十多年来的改革成果。另外，德国政府也担心纾困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以及债务国政府缺乏约束公共财政的改革决心。
虽然欧洲央行不断采取措施推出欧洲战略投资基金等复苏计划，欧元区经济至今仍无法走出困境。而经济衰退和紧缩政策使得债务国走向了政治极端化，激进政党崛起进一步威胁欧元区的政治团结和欧元的稳定。因此，正如Frieden教授所说，摆脱政治角力对更加有效的改革政策的阻力是解决欧元区经济问题的关键。
参考文献
- Frieden, J. (201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djustment and rebalanc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forthcoming).
- Bonatti, L., & Fracasso, A. (2013). The German model and the European crisi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51 (6), 1023-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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