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盛洪：

今天是天则所第 517 次双周学术论坛，今天我们的内容主讲就是我们的坛主——张曙光老师。，张老师一直在操持我们的双周论坛，但是主要是别人讲，但是他有心得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我们都知道张老师这些年一直在写制我们的经济所史，写了 40 万字，其中包括很多人物传记，有点类似于《史记》了，其中包括顾准，题目叫做“逆境探索的思想家故故——顾准的思想研究”。我看对这个题目比较感兴趣，因为我们了解不少顾准的东西，但是张老师有更多更细的地有关顾准的史料。我们非常好奇，等不及要听，我就不多说了，我们下面有请张老师讲这个题目。

张曙光：

大家下午好！感谢丁东等几位过来一起讨论，丁东这几年也在研究顾准，经济所的几位老同志，包括老唐都跟顾准一起待过。我从 2009 年到现在花了五年做经济所所史，全书大约 120 万字，关于顾准写了 7 万字，题目是《顾准：逆境探索的思想家》，上半部分已经发表在《领导者》杂志 2014 年 12 月总第 61 期上，下半部分今年 2 月发表。今天我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把一些主要内容讲一下。

我先用几分钟对顾准做一个介绍。顾准出生于 1915 年， 12 岁就到潘序伦会计事务所去打工当学徒， 16 岁登台当老师第一次上课被学生轰下来了，第二次就站住了。接着就帮潘序伦写书，不到 20 岁就出版著作了。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在上海武卫会做地下工作，后来武卫被破坏，他转到临委，后来到苏北解放区工作。 1943 年步行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陈云曾想留他做关于会计方面的事，但未正式提出。 1945 年他随刘晓回上海，被曾山留在苏北和山东工作，解放前夕，中央决定组成青州大队接收上海，他是队长。上海解放后，他是上海第一任财政局局长、财委委员，出色完成了上海经济财政的恢复和重建。按照顾准提出的查账、办法，上海的税收增长的很快，有力地支持了解放初中央和全国的工作。但是 1952 年 2 月 28 日，上海市委突然对顾准做了处分，认为顾准搞个人英雄主义，与党对抗，决定撤销一切职务。这是顾准人生的转折点。 1955 年去党校读书，还随万里到河南洛阳拖拉机厂去工作。 1957 年参加由竺可桢带队的黑龙江综合考察，因抵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陈剑飞队长发生争执，被打成右派。 1959 、 1960 、 1961 年被下放河南商城、山西赞皇、北京清河劳改，两次到经济所， 1962 年第二次到经济所， 1964 年经济所“四清”，批判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顾准第二次带上右派的帽子。接着在文化革命中挨批挨斗挨打， 1969 年到干校劳动改造。 1972 年回到北京，借运动瘫痪之机，他加紧进行自己的研究探索，早上买几个馒头，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书，做研究。我当时被打成 5.16 反隔离审查，住在一个没有暖气的平房里面，冬天允许我生炉子，顾准经常到我那去煎个鸡蛋。当时顾准写了《希腊城邦制度》，还写了《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这是与他六弟陈敏之的学术通信。 1974 年，顾准得了肺癌，他信进协和医院，两个医生就害怕他知道，用英文讲他的病，顾准英语很好，这两个人讲他都听到了。 12 月不幸逝世。这是顾准大体的生平，很多年轻人不了解，就做这样一个介绍。

下面我主要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顾准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第二个问题讲顾准在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理论上的建树；第三个问题讲顾准在逆境探索和苦难中悟道；第四个问题讲如何来评价顾准。

有些问题我讲的很简单，比如顾准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我讲三个问题，一个是顾准的市场调节理论，主要是他 1957 年的那篇文章，尽管当时讨论问题还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范式、概念和方法。但是，这篇文章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第一点，他认为我们现在的计划经济是经济核算下的计划经济，而马克思没有经济核算的概念。第二点，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货币的问题，斯大林的解释是因为存在两种所有制，顾准不同意，认为主要是经济核算问题，企业有自己的经济利益。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消费品是商品。他认为，既然消费品是商品，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不能把完整的再生产过程割裂开来。既然生产资料的一部分是商品，也可以推导全部生产资料都是商品。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既然承认价值、承认价格，价格不仅是调节消费品的生产，而且调节生产资料的生产，调节整个经济。这一点恐怕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所突破。所以吴敬琏有一个概括我认为是对的，即顾准是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

第二，顾准的价格理论。他同时写了一些有关价格，粮价之类的文章。他的价格理论和他的上述思想是一致的。薛暮桥的价格理论实际上是沿着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走的，是成本价格理论，或者是供给决定价格的理论，因为马克思的价值论也是供给理论。顾准认为价格不光取决于成本、供给，而且决定于需求。薛暮桥没有看到价格的需求因素，既然价格既与供给有关，也有需求的因素，也就与市场的波动和变化有关。这是他在价格理论上很重要的一点，和这些人的看法不一样的地方。

我着重想讲的是顾准的“糊口经济”和 “饥荒理论”，这是现在研究顾准的人都没有提到的问题，所以我想重点讲一下这个问题。顾准的“糊口经济”和他的“饥荒理论”没有一个成型的东西，主要是他在商城日记里面的记述。我把他的商城日记看了好几遍，梳理出一个大致的脉络和框架。

改革前的中国经济属于什么样的经济形态，理论界有多种说法，诸如，计划经济，战时经济，自然经济，短缺经济，二元经济，等等，这些概念虽然都能描述当时中国经济形态的某些特征，但都不够恰切。有的着力描述中国经济的外在表征，有的侧重于描述中国经济运营的方法，有的界定是通过类比进行描述，有的界定则名实不相符合，有的界定在概念上还有混淆。总之，这些概括都没有揭示出它的结构状态和生产目的，而顾准提出的“糊口经济”，不仅生动具体，微妙微俏，而且入木三分，切中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本质和要害。

所谓“糊口经济”，顾名思义，就是全部经济生产都是为了填饱肚子，也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当时甚至到 1978 年，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80% 以上，在农村和第一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也占 70% 以上，基本格局的确是几亿人刨食吃的“糊口经济”。其特征有，一是自然经济和自给经济而非商品经济，商品率极低；二是存在广泛的稀缺和严重的匮乏，但严格地说，不存在短缺，也不是短缺经济，因为短缺是相对于有货币购买力的需求而言，既然是自然经济和自给经济，也就谈不到有货币购买力的需求；三是以生存为第一要义，以满足最基本的需要为唯一目的；四是没有经济剩余，也没有储蓄和积累，充其量是一种简单再生产，在一定情况下，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是“糊口经济”？按照顾准的分析，这种经济形态有其必然性。因为中国各省的条件很差，人口稠密，个别年份和个别地区除外，几乎是“无一省不旱，无一省不灾”。于是，对地球开战，“啃山吃水，消尽自然资源，若非灾荒一兵一匪，必是治山治水，慢性饥饿和死亡”（《顾准日记》第 184 页，本节以下只注页码）。顾准以商城的实际加以论证，他指出，“商城全县平均，每人不足耕地一亩，还包括北部平原黄泥巴地在内。 1929 年以前，商城红了，又变白了，死了一批，走了一批，但人口 / 耕地比例，若有（不） 确切数据，目前必低于 1927 年以前”（第 185 页）。因此，吃饭问题确是当时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治理中国最大的问题。

针对艾奇逊预言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吃饭问题，毛泽东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中国人口广大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 。 1956-57 年，毛泽东曾经几次谈到过节制生育问题，提出“要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 ，但 1958-1974 年再也没有讲过这个问题，反而大讲“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推动了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从 1950 － 1960 年，人口从 5.5 亿增加到 6.6 亿，“糊口经济”也愈演愈烈。顾准以在商城的亲身经历给以确证，“彭铁不过三十，四个孩子。黄渤一家十五口，其中孩子九个，没有超过九岁的”（第 185 页）。“人口如此，而农村经济的基本方向，可以何详福昨天所引证的商城山区人所自豪的一句话来描摩其典型的糊口经济的方向。如果山区的这家人家，过神仙生活之余，孩子一个一个下来，又无新耕地可辟，必定做樵夫，破坏山林，最后全家沦为贫农”。在这种糊口经济和人口大量繁殖的情况之下，“农村不会有积累，所能积累的只是自然增殖的过剩人口”（第 186 页）。在这里，顾准不仅准确地描述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现实，而且揭示了中国当时体制下的人口规律及其与糊口经济之间的关系。

面对这种经济现实，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而且确立了十五年超英赶美的目标。这样，农业就肩负着三重负担却几乎不能有所得，“㈠支援国家工业化，低价搜尽一切农产品；㈡支援城镇工业建设，商城的机械厂之类也靠在它的身上；㈢完成农业本身商品率提高的改组，水利和猪场建设属于此类”（第 210 页）。为了做到这一点，顾准认为必须消灭和改变“糊口经济”，将此看作是中国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实现这样的任务和目标，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顾准指出，“ 1953 年以前他（指毛泽东――引者注）不懂，以后他逐渐懂得了，并且摸索一些解决办法，他试过好几个药方，结果选择了现在的药方――马列主义的人口论，恐怖主义的反右斗争，驱饥饿的亿万农民从事于过度劳动，以同时达到高产、高商品率的农业和消灭过剩人口――最堂皇、又是最残酷、最迅速、最能见效的办法”（第 232 页）。为此，毛泽东“建立了一套实现这一办法的体制，经多年经营，已经成功。其结构如下。

甲、 公安户籍体制。有此一条，灾区农民，无法流入城市，每天吃菜一顿，也不能再外出逃荒。

乙、 人民公社，依然是产业军体制，它把纯粹农村结构组织成营连，并可以从中随时组成野战（如水利）队伍。

丙、 公共食堂，把农村粮食消耗彻底控制起来，使‘粮食出荷’不足以造成骇人听闻的个别饿死人事件，饥饿限于慢性，死亡起于肿病。医生若说是饿死的，医生就是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者。

所以，在宪法有居住自由这一条规定之后，有逃窜犯的名目”（第 184 页）。

通过这套体制，政府就能控制生产，控制分配，控制消费，控制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控制生产和控制分配的办法是“征购”和“核产”，“所遵循的唯一原则是根据上级的指标定产量，根据上级的意图做调查”（第 183 页），于是就形成了高指标，大征购，甚至把口粮和种籽也拿走。控制生产和分配是为了控制消费，只有控制消费，才能极度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而“公共食堂成为粮食消费管理――管得彻底无比的武器”（第 149 页）。

通过这套体制，就可以把劳动力的价格贬低到无可再低的程度，并阻止城乡劳动力的流动，一方面为工业生产和城市建设提供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可以迅速进行积累，不仅可以动员七千万人上山搞水利，炼钢铁，而且“大小工业都可以不计成本地建立起来，还有剩余，那么北京的大会堂，商城的戏院就应运而生了”（第 196 页）。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的大饥荒和严重的经济危机。《商城日记》真实地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并总结出饥荒中死亡的规律：病了，肿了，“走”了。缺粮和饿死人从 1959 年冬就开始了，顾准该年 11 月 1 日的日记就记有“农村如此紧张，水库民工回去背米不得，吃一顿菜上工，成为偷萝卜的根源”（第 139 页）。 11 月 4 日的日记有，前日徐云周儿来，“徐家断炊。收成，亩产三四百斤，各家偷藏一些稻米，均被翻检出去。来时断炊，吃菜而已”。“刘引芝的父亲死了，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足。缝纫室张的哥嫂几乎同时死亡，也是肿病”（第 139 － 140 页）。“肿，到处都是肿”。“民间肿得更厉害。民工，一眼望去，肿的很多，病员们说，还有全家肿的”（第 173 、 174 页）。接着，到处听到家内死人的消息，“死人，已知柳学冠之弟、杨文华的女儿、刘方惠的父亲。其他所听说的还不少”。还有“死人续志：柳学冠母弟同时死了，杨柔远母亲死了。夏伯卿家死了人。张保修家死了人”。“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孩子，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这个家庭特别大，……十五个人中死五个，则死亡比例不算小了”（第 177 页）。“徐云周说，沈家畈附近一个生产队，七十余人死了三十余人，这是一个典型的数字了”（第 242 页）。同时发生了人相食的骇人事件，“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 19 日城内公审，据说 20 日要宣判。二起人相食，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第 183 页）。

顾准进一步揭露了，一边是饿殍遍野，人相食，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他说，固然劳动队是天堂，“生活水平高于农民是事实，可是在此哀鸿遍野之时，商城生活水平高的人还有的是。蔡璋说，他那儿住着城关公社的党委书记，天天吃肉，天天吃油炸果。接新兵的人在这儿，开各色各样现场会的人在这儿，天天好招待”。“沈（万山，劳改农场的场长――引者注）公开地吃，鸡、肉常有”（第 188 － 189 页）。

为了维持这一套体制的运行，于是大讲和大搞政治挂帅、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一边是“为饥饿所苦”，是“对肿的恐怖”，一边说什么“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空话连篇，相互欺骗”（第 195 页）。

顾准明确指出，“二三年以后来统计人口，就会知道大跃进实行 Malthus （马尔萨斯）主义”，“强迫劳动，慢性饥饿和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也是新的人口问题的解决之方”（第 146 － 147 页）。这是“用说谎、专制、严刑竣法、无限制的斗争来完成历史的使命”。顾准明确表示，“我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的向地球开战的战役”，在“新局面开始前，沉默自全，跟着走，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够为后人所知”，并坚决主张改弦易辙，代之以“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式，“这意味着粮价的提高，农村粮食供应尺度放宽，公共食堂方向取消而代之以严格的工资制”（第 186 、 187 页）。

大家知道，诺奖获得者阿玛亚蒂•森深入研究了贫困、饥饿和饥荒，写下了《饥饿和公共行动》（ 1989 ）、《贫困和饥荒》（ 1981 ）、《饥饿的政治经济学》（ 1990 ）、《以自由看待发展》（ 1999 ），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反贫困和反饥荒理论，其中也讨论了中国的饥荒问题。他认为，“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这却是现在识别贫困的通行标准” 。“在分析饥饿现象时，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个人和家庭所拥有的、用来建立对足够数量的食品具有所有权的实质自由” 。“我们必须集中注意的是，不是经济体中的粮食总供给，而是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 entitlement ）：一个人可以建立其所有权并加以支配的商品，在不能对足够数量的粮食建立起他们的权益时，人们就会挨饿” 。饥荒甚至会在粮食生产或可供量丝毫没有下降甚至粮食可供量高峰期发生， 1974 年孟加拉饥荒就是如此，“即使饥荒确实与粮食生产下降相联系（中国 1958 － 1961 年的饥荒和爱尔兰 19 世纪 40 年代的饥荒就明显是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超越产量的统计数字，进一步去解释为什么一部分人口丧失了生命，其他人则安然无恙” 。“饥荒的防止非常依赖于保障权益的政治安排”，“在正常运作的多党民主制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饥荒”，“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审查的公共批评的活动空间，掌权者就不会因为防止饥荒失败而承受政治后果。而在另一方面，民主会把饥荒的惩罚作用传递给统治集团和政治领导人，这就给了他们以政治的激励因素去试图防止任何有威胁性的饥荒” 。“政治权利与经济需要之间的关系，就防止饥荒这个特定问题而言，可以通过考察中国 1958 － 1961 年的大饥荒来加以说明。即使在最近发生的经济改革以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多重要方面就一直比印度成功得多。例如，中国的平均寿命期望值的增长大大高于印度，而且远在 1979 年改革之前，就已经非常接近于现在达到的高水平（出生时寿命期望值接近 70 岁）。即便如此，中国在防止饥荒上曾有重大的失败。在中国 1958 － 1961 年间的饥荒中，许多人未能幸免。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发动的所谓‘大跃进’是一个重大的失败，没有一个自由的新闻传播体系，政府听到的是它自己的宣传和争着向北京邀功的党的地方官员粉饰太平的报告。确有证据表明，当饥荒正达到顶峰时，中国地方还在错误地相信他们有超过实际拥有量 1 亿吨的粮食” 。

如果把顾准的记述与森的分析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关于饥荒理论的一切要素在顾准那里已经提及，只是未曾展开，不曾成文，而关于中国大饥荒成因的分析，虽然森也强调了政治民主和实质自由的重要，但顾准的分析则要深刻得多，具体得多。然而，从时间来看，顾准的记述比森的分析提前了整整 20 年。这的确是相当了不起的。如果顾准能够有森的研究条件，那么，他在这方面的理论创造也许不在森之下。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顾准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学上的建树。主要是概括顾准和陈敏之的学术通信，就是《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里面的内容。我把他这套理论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关于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的理论。世界上的政治体制五花八门，概括起来就是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两类。根据顾准的说法，民主政体发生于西方国家，立足于希腊的海上文明，专制政体分布于大陆国家，建立于陆上文明，这个大概分歧不太大，而且历史也是这样，中国的古代文明和希腊文明都是从中亚出发的旧大陆的古老文明发展而来的。但是公元前 7-6 世纪，恰好是咱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希腊是向民主主义转变，中国是向专制主义转变。

在民主政制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有三个大问题最为，一个就是希腊的城邦制度，第二个是基督教的历史演变，第三个是骑士军制和骑士精神。顾准紧紧抓住这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学思想。因为时间关系，具体内容我讲不了了。希腊城制度就是希腊的民主制度，基督教既做了很多坏事，但是它是中世纪唯一的教育事业的组织者，也是唯一的学术研究中心，基督教会也成为世俗政治权威以外的另一个政治权威。希腊罗马的文明能够传下来，恐怕是同基督教有很大关系。至于说骑士军制这套东西，我们看顾准有一篇文章讲马镫的发明，就是马镫一个很小的发明，确实改变了军事战争的性质。那些骑士当时在西欧社会里面和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骑士不仅因“授土”而“效忠”，而且受封者和授封者都必须信守契约，也就是说，“除骑士不尽义务，不得享受权利而外，还有，王候超额需索，骑士可以反抗。这就是英国大宪章 Magna Carta 的来历，也是英法等国议会的实际起源”。他们之间是一个契约关系，不是血缘的关系，民主政制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这里的内容太多，我不能详细讲了。

第二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讲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这也是顾准思想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民主不是讲的，而是要实施的，要实施就要建立一套民主政治，就要解决民主的运作和方式方法问题。顾准认为从直接民主到代议民主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第一步是罗马传承，第二步是等级君主制的出现，第三步是议会的产生，第四步是权力分离和政党政治，这个也不用仔细讲了。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直接民主是复古，是复罗马的古，复希腊的古，人民当家作主是空话。大家知道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面批判议会清谈馆，推崇人民当家作主的直接民主，而且把当时巴黎公社的民主作为人类社会未来的政治图景来推荐的，他给出的法兰西政治体制包括，一个是法国各城市都组成巴黎公社式的公社，第二个是共和国是各公社的自由联合体，第三，打破拿破仑皇朝建立的官僚体制，恢复雅典时代的没有行政机构的做法。第四，取消常备军，实行不领军饷，轮流义务兵役制。顾准指出这是复共和罗马之古，即复直接民主之古。列宁相信直接民主并且亲自加以实施，结果是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变成一切权力属于党，后变成一切权力属于斯大林。这是历史的现实，也是极大的讽刺。毛泽东也信奉直接民主，并且加以推行，文化大革命就是直接民主的典型，结果是无政府主义的暴民政治，人民生存权利失去了起码的保证。所以，我认为顾准的批判是非常深刻的，他说直接民主的口号，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是一句空话，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人民当家作主，那一定是无政府。我们所要的是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为皇帝及其皇庭，就是政治权力不是独占的，而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他明确指出，政治是一个专门的行业，政治家也是一个混饭吃的营生，是一个专业，不是什么特权。

他的政治哲学的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关于资本主义和异化批判。关于怎么看资本主义，为什么西方发生了资本主义，顾准的说法也与马克思的不同，他认为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且是一套法律体系，英国之所以工业革命以后建立资本主义，是建立了足以保护它的商业利益的统一王国，并以保护商业利益的扩张为基本国策，所以它才成为资本主义。顾准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 60 年代他就认为资本主义是可以变化的，认为资本主义出了两个奇人，一个就是理论家凯恩斯，一个就是希特勒的高级助手，一个理论家、一个实践家，来对资本主义进行修正。所以，他读了《通论》以后，认为凯恩斯实际上解决了资本主义在不断的批判中间改良、进步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在变，而且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也是小骂大帮忙，对资本主义是有利的。他还讲到现代资本主义，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也在变化，现在帝国主义变了，资本主义也变了。变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是限制，相反还在发展批判，不断地揭发批判促进的资本主义的改良。想一想，我们 80 年代才讲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顾准在 60 年代已经解决了这样的问题。

第四个思想，就是关于民主科学和进步史观。顾准对于什么叫科学精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说明，认为所谓科学精神不是指哪一门具体科学上的成就，而是指：第一，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第二，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第三，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第四，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到大、由片面到全面。第五，每门知识、技术在每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和工艺制度，但是大家必须无条件的承认，唯有违反和超越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取得进步。所以，他批判一元历史观，批判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五段论，认为科学精神可以推动历史进步。而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认为哲学上的一元论就是为政治上的专制提供依据的。

顾准主张进步的历史观，他认为人类没有什么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终极目的和第一原因都是基督教的传统，是哲学的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集权主义。顾准认为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连接的，而不是与某个目的相连接的，没有什么终极目的的，只有科学精神或者只有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世界上建立共产主义，顾准认为这就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没有矛盾的社会，这是彻底的幻想。而且认为革命家都是民主主义者，革命家一旦确立了终极目的，相信这个终极目的，并且为之奋斗，他为了这个终极目的就不惜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第五个问题，就是关于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这是把问题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讨论了顾准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即一切认识都离不开经验，而从经验归纳、概括得到的认识的真理性，从来都是今后也将几乎完全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真理。说真理是绝对的，或者能够是绝对的，这个判断难以成立，并不是因为它绝对化了，而是说它没有得到任何经验的证实，这是顾准讲的。所以他对列宁和恩格斯关于人类认识的无限性，绝对真理性是持批判的态度，认为这种绝对真理论来自基督教，来自黑格尔体系，这是唯理主义。唯理主义，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他们唯有坚持革命是唯物的、绝对正确的，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即是善才能勇往直前。顾准揭示了马克思哲学是黑格尔哲学和培根哲学的神妙结合，黑格尔哲学就是三个定理两个主义，三个定理就是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两个主义是真理的不可分主义和事物真理性的一元主义。黑格尔是唯理主义者，唯理主义者都是神学家。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里面批判了黑格尔的逻辑泛神论，但是没有批判三大定理和两大主义。而接受了黑格尔三个定理和两个，并且加以培根主义的改造，第一，真善一致，理论和实践一致，不过从此理论和实践是真枪真刀玩命的事情，不是空谈可能达到的。第二，实践在培根那里是生产实践，马克思是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人应该在实践中证实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及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这样，顾准不仅批判了马克思终极目标——共产主义是地上天国，而且批判了马克思的哲学，认为马克思是把唯理主义和唯物论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辩证唯物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顾准不仅揭示了理想主义和唯理主义的实质和联系，而且坚决地走向了经验主义和多元主义。顾准有几句话是非常精彩的，也描绘了顾准的心路历程。他说，

“我也痛苦地感到，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的解决”（第 432 页）。

“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青年时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第 432 页）。

“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第 454 页）这几句话既可以说明顾准思想的转变，也说明了他为什么能够达到今天这样一个高度。

从上述关于顾准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理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做出结论，顾准是 20 世纪中国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彻底解放了的，在他的面前没有什么貌似强大、不可怀疑的权威，更没有什么不可冒犯的强权。他把自己的理论贯彻到底，一方面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科学的批判，将我们曾经视为神圣的马克思主义请下了神坛，还原了其作为人类思想认识历史的一个片断和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进行了探索，对历史的进步充满了信心。我认为他的理论的作用是巨大的和无形的，中国的当代人和后代人都会沐浴到他思想的雨露和阳光。

当然，顾准的思想也有局限性。我那天在西学经典会上对刘军宁提出来的问题，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和联系，我认为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现在国内把这两个概念混在一起，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从中国的语义学来讲，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主语，民主是宾语，社会民主主义恰好反过来了。从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它的基础结构是私有产权制度，它的社会福利政策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立足于这样的基础之上，也就保证了它的社会政策的实施。所以这个社会民主主义使民主贯穿于整个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当中，以便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当然，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开始它也想没收没收资本，但是后来变成承认和尊重私人资本，而通过高额征税来实行社会政策。但是，它的基本结构，私有产权制度没有变化，这一点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民主社会主义立足于公有制基础之上。大家知道《共产党宣言》里面最重要的话，就是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可以概括成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然后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民主政治，实现共同富裕。当然，这个不可能做到。

顾准曾经明确的讲说，他不是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而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我认为这个概括是准确的。它表明顾准一方面主张民主政治，另一方面主张消灭私有制，我认为这个逻辑是断裂的。因为顾准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反对社会主义吗？我不，私有制总归是要消灭的，我们消灭了私有制，这很好”。“事实上私有财产在全世界的知识界都遭到鄙弃，不幸，保存私有财产权的西方工人生活的比苏联要好”。这是顾准的明确说法。大家可以看到，民主政治只能在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在公有产权制度上是不可能出现民主政治的。因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结构和核心理念是税权法定、预算公开。因此，宪政和民主政治与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事实上，在历史上宪政就是在争夺税权的过程中间建立起来的。所以从这点上咱们认识顾准，一方面要看到他的伟大，另一方面也看到他的理论上局限。这是我想讲的一个问题。

顾准的理论探索和思想发展，我把他分为三个过程，第一个阶段是 1952-1955 年，从受处分到在党校读书。这个时候他因为过去没有读书，现在读了马克思的书，读了《资本论》，对《资本论》称赞得不得了，认为《资本论》既是理论著作又是文学著作。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革命年代里面没有好好读书，读书以后感到自己知识的缺乏，自己的浅薄，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没有时间了，不能详细讲了这是他第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 1956-1962 年，从苏共的二十大到大饥荒，为什么这么划分呢？顾准之所以参加革命，除了他家庭矛盾以外，因为顾准的母亲是他父亲的继室，他父亲两个夫人，大夫人是他母亲的姐姐。所以他们有六七个孩子，家里面矛盾很多，所以他参加革命，除了躲避家庭的原因以外，还有两个原因，这是顾准自己说的，一个是民族危机，顾准说，“眼看着拯救民族危亡，南京政府不行了，目光就转向了中国共产党”。第二，苏联的榜样。“ 30 年代初期，我思想开始转变，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苏联的影响、斯大林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到了五十年代，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救亡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二十大使他的信仰彻底破灭。赫鲁晓夫做了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独断专权，特别是在肃反中乱杀无辜。顾准听了传达以后，“对苏联和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了从‘圣洁’到‘厌恶’的巨大变化，不免使我的革命发生某种程度的‘幻灭’之感”。大家想想他参加革命两条，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也发生了问题。这是他思想转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

尽管苏联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什么说中国的问题没有解决呢？ 1956 年 6 月 14 号（注意，苏共二十大是 2 月份），顾准写过一段话，他说，“所有这一切不能不感谢我们党的领导集团，其中毛泽东同志确实是接受了中国的历史遗产，运用了马列主义，拒绝了斯大林的横暴的干涉和置中国革命于附庸地位的错误态度，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结束了那说不完的混乱，而且在思想上、文化上也把中国恢复到了它原有的高度。这个历史作用后世的人也永远不会忘掉的，至于其中有过一些小小的瑕疵，应该原谅。拿俄国革命来比，也是最小的瑕疵，只是应该有一个愿望，就是曾经跟过斯大林主义一小段，或者自我陶醉过几天，希望今后永远不要再有”。但是，反右派运动把他这个梦彻底打破。 1961 年到商城劳改跌入了社会最底层，，也在最底层看到了中国的现实，从此顾准的探索走上了不归路，就是要探索革命胜利以后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革命后的现实和的理想截然相反，有天壤之别，为什么是这样？所以他探索的中心是革命胜利以后怎样的问题，就是他后来使用的“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第三个阶段，是他的成熟阶段，当然这个里面有挫折，我只是简单地讲这个过程，咱们可以看到他思想的转变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自己认识的转变过程。

这里我还要做一点评论，讲一下顾准的局限。顾准提出和探索“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即革命胜利以后怎样的问题，是相当了不起的，在中国只有他提出和探索了这一关系到中国和人类命运的大问题，具体我没有讲了。仅就娜拉走了以后怎样的问题说一下。娜拉是挪威剧作家卜易生《玩偶之家》的主人公，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讲演时提出娜拉问题，是讲妇女解放问题，探讨是个体的问题。而顾准提出的娜拉问题，探讨的是群体问题。顾准就娜拉问题的发问有 8 次之多。具体我不讲了。通过这 8 次发问，顾准明确指出，革命胜利以后只能实行民主政治，只能走议会道路，实行两党轮流执政，对此他坚信不疑。但是怎么走向这条道路？顾准没有解决，他也解决不了。为什么？因为顾准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我们把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比较一下，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是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它是在社会基础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来改变政治的治理结构，即是要在现有的私有财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民主政治制度来。所以，在革命胜利以后就不断完善，不断修正、不断改良，不断前进。而而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而且要改变整个社会的基础结构，要挖掉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建立一个新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改造社会、改造人。就像盖房子一样，要先搞一个上层建筑，然后把地基挖掉，重新建立一个基础，于是这个革命就没完没了。所以，这两种革命完全是两码事。我们完全走偏了。

最后讲怎么评价顾准的问题。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因为顾准在 1967 、 1968 、 1969 年曾经写了三十万字的《我的自述》，写了十万字的《新生日记》。里面有很多检讨、认罪、认错的表示，有很多自污的语言，也有很多附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语言，如拥护打倒 5 16 反革命集团，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之类。正因为如此，对于顾准的评价发生了分歧，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就是林贤治写了两篇关于《两个顾准》的文章，明确指出：一个是思想者的顾准，一个是官方意识形态寄生体的顾准，说顾准染了严重的猩红热，而且认为两个顾准不仅是同时性的，而且是历时性的。另外一个看法就是李慎之的看法，李慎之也写了文章，题目就是《只有一个顾准》，就是思想家的顾准。当然这里还有沙叶新、陈敏之、丁东、曾彦修等人，沙叶新认为顾准写的那些检讨都是假话，李慎之认为是写思想汇报的底稿，而且还用自己的经历来证明。丁东基本上同意李慎之，但又有区别，他对顾准的言论做了一些区别，认为哪些是正话反说，哪些是假的。要讨论顾准，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正确评价顾准，既是对死者的一个尊重，也是对生人的一个交代。所以我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同意林贤志有两个顾准的说法，但是不同意他对两个顾准的界定，而不同意李慎之只有一个顾准的说法。为什么我同意有两个顾准呢？我认为，一个是常人的顾准，一个是思想家的顾准。顾准既是思想家也是常人。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作为常人，大家可以看，人确实都有可能犯错误，都有很多人性中间的弱点，比如瞻前顾后、权衡利弊、得失选择、七情六欲，等等。顾准之所以检讨，之所以认罪，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他写下三十万字的自述，是要给后人留下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在当时严酷的现实之下，他又不能明明白白的写，这样写的东西就会被收走、被烧掉。所以，就以检讨、认罪的形式写出来，这样就可能保留下下。我今天对顾准的解读很多都是从这里面来的，所以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顾准在《新生日记》中曾说，他要跟毛主席继续革命，为什么要之样说，他的继续革命就是自己要继续进行探索，而不是毛泽东的那个继续革命。他为什么要认罪、检讨、写新生日记？写这些东西，人家也不会原谅他，他也不可能再回到革命队伍，但是至少可以减少对抗和冲突。你想想，整天批斗你，你有心情吗？如果减少批斗，他就可以坐下来读书、学习、探索，我猜想，顾准很大程度上是这样想、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就是顾准确实想见他的亲人，想见儿女，想见他的夫人，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夫人自杀的事情。军宣队告诉他夫人自杀了，但原因、情况、遗言一概不知，顾准一边吃饭，吃着吃着就趴在饭盆上嚎啕大哭。他在《新生日记》写道，他买了 25 张邮票和一大堆信封，现在留下不用，到时候给儿女写信，他们会理解，会来找我的。他是要见自己的亲人，但是直到临终，一个亲人也没有见到，他的母亲甚至近在呎尺，也未能相见。可见专制体制非人性、反人性的本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写这样一些东西，检讨也好，认罪也好，用官方意识形态语言也好，都没有什么责备他的地方。当然林贤治按照文本，也不能说没有一点依据，但是我认为，不能那么看。确实人性是有弱点的，和顾准的坚强不屈相比，我自己就很软弱，打成 5 16 反革命的时候，我被迫承认了、检讨了。

我为什么不同意李慎之的说法，特别是严厉批评李慎之的观点，这一点相当重要。我尽管是“南王（元化）北李（慎之）”之说，他们力倡思想解放、主张民主、批判专制体制，确实很了不起。但是在顾准的问题上，我认为他是错的，他仍然在造神，有意无意搞英雄崇拜。中国社会是一个造神的社会，毛泽东将此推到了极端，大家想想，文化大革命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搞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咱们还没有走出来，你可以看看，现在政治家出来，报纸上的报道，太阳都格外放光，咱们是今天扳倒一个菩萨，明天再塑一座泥胎。你再看那些那些名人大腕的传记，哪一个不是高大全，哪一个不是伟光正？哪一个不是从里到外都干干净净的人？这就是咱们社会的现实。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像李慎之这样的自由主义民主战士都没有去昧，何况一般社会大众。中国人何时能够不再造神，不再盲目崇拜，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人的思想负担才能解除，中国社会才能进步。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盛洪：

谢谢张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丰富的有关顾准的演讲。很多内容我真是头一次听说，非常震撼，包括对当时这样一种“糊口经济”非常震惊的表述，他不仅涉及到了机制带来的低效率的后果，也包括对这种制度的动机的质疑。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包括顾准本身他是一个题目又是一个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讨论。作为题目，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他的心路历程，他原来所坚信的和他看到的对他思想产生的影响，和他思想的修正和批判，也包括在那样情况下他个人的看似矛盾的表现，都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我在想很重要的一点，假如没有顾准的话，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何以有颜面见江东父老，顾准就是极有价值的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题目。我就不评论了，我们有很多专家，丁东教授是研究顾准的专家，还有宋养琰老师，我上研究生院的时候的老师，还有唐宗焜研究员，也是我们经济所的老人，还有韩朝华，还有王晓玲老师。不知道您是哪个学校？

王晓林：

我是北方交大学通信的，非常外行。

盛洪：

我们先请丁东老师做评议。

丁东：

今天能够参加天则所的双周论坛，我非常高兴。

今年正好是顾准诞辰 100 年。在这个时候，把顾准作为重要的学术研究对象，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张曙光先生的文章在《领导者》上连载，前一半我看了，后一半还没有印出来。因为时间关系，张先生今天也没有充分展开。我听了之后，感到这个研究有独特的份量。

为什么呢？对顾准的研究，实际上从 80 年代《希腊城邦制度》出版后就开始了，但是顾准最重要的著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 90 年代才公开出版的，对顾准的研究第一个热潮是 90 年代中期。当时中国思想界有份量的人对顾准都非常重视，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意见，自此以后，对于顾准的议论、评价，和相关的传记写作一直没断。大概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最初出来发言的基本上都是和顾准同代的人和比他稍微年轻一些的人，后来对顾准发表看法的，是比顾准晚两辈的人，比如一些博士生，硕士生，还有一些年轻的学者，乃至电视主持人，他们的生活跟顾准的有很大的距离，但是了解顾准坎坷的生平，家庭的离散的悲剧故事，也很感动。他们的言说，不是恢复顾准本身，而是一种远远的审美观照。

张先生近几年撰写经济所的历史，有关顾准的章节是一个重要的篇章。张先生论述顾准有特别的意义。张先生本人是那个时代的人，他跟顾准是共过事的。他非常清楚那个时代的政治历史环境和思想文化环境。他研究顾准，和没有亲身经历，把顾准当做一个故事观照的人，说话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张先生的研究，实际上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设身处地的维度，顾准在那个时代是什么处境，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在那个时候自己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通过将心比心的叙说，还原历史的现场，揭示顾准的不凡。同时，他又站在今天的维度，回头反思当时顾准思想上还有什么局限。这两个维度同时进行。这是张先生能够做到，后辈作家学者做不到的。

90 年代中期，顾准去世 20 年的时候，《顾准文集》终于问世。许多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分子看到顾准的书，思想上受到极大的震撼。其中大量的人被称之为两头真，包括推荐顾准最力的王元化、李慎之这样的资深学者，也包括赵紫阳这样亲自推动了体制转型，参与了改革开放进程的前中央领导人，他们要拿自己的思想转变经历和顾准进行对比，感到顾准的思想探索是多么超前。这一代人经历了大体相似的政治环境，他们参加革命以后，追求了同样的理想，接受了同样的理论，直到文革以后，特别是毛泽东去世以后，他们精神上猛省，冲破思想牢笼，开始了新的思考。他们思考的层次也是千差万别的。去年去世的张显扬，把这一代人的反思分成若干层次。有的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在反思毛泽东面前止步；有人反思毛泽东晚年，但是在 1956 年以前的毛泽东那里止步；有人是反思毛泽东，但是在列宁那里止步；有人反思列宁，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止步；有人反思了马克思的专政理论，但是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那里止步。一重重的思想门槛，打着一辈子信仰烙印，很多人走到某一个门槛前面，就迈不过去了。顾准死于 1974 年，没有赶上思想解放就去世了。但是他的思想超越了所有的门槛，连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也不在话下。他是彻底的独立思考者。所以，当时他的著作出来以后，就震撼了一起经历革命，一起忧国忧民的同辈。在毛泽东时代，的确找不到第二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想得那样深。谁也不能回避当代思想史上这个重要的存在。张先生的研究，更系统、更深入地揭示顾准在当代思想史上的特殊价值。我读了听了，深受教益。

顾准不只是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对象。他生前思考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们中国现还没有走出历史的三峡，民主宪政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未竞的理想。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圆满的回答。所以，顾准不过时。现在研究顾准，仍然和继续思考中国今后往哪走纠缠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先生今天的报告既是学术史、思想史领域的研究，也是对于中国现实的重要思考。

盛洪：

谢谢丁东老师，因为丁东老师是研究顾准的专家，所以他的评价很有分量。下面请唐宗焜老师。

唐宗焜：

顾准研究是个沉重的话题。像他这样一个思想家，为什么在中国环境中不能公开地、堂堂正正地表达他的思想，不得不在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去痛苦地思索、研究和写作？

顾准从 19 岁参加革命，到他 74 岁病逝， 55 年间可说一半时间都在搞地下工作。从 1934 年参加革命活动，一直到 1943 年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他在国统区搞地下工作。从 1957 年被戴“右派分子”帽子，直到 1974 年去世，整整 17 年时间里，他在自己本来为之奋斗的党执政的环境中实际上仍然做着地下工作。所以这个话题实在太沉重。

刚才曙光的讲座，对顾准做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对顾准写的好多东西，包括读书笔记、日记等，我还没有来得及全部看。就我看到的这些来说，在那样的环境中出现这样一位思想家，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顾准为什么能够形成那样一些思想？这个跟他的勤奋是不无关系的，即使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非常勤奋地研究、思考、写作。知识方面，他有比较好的功底，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又自学了数学。他能够在 50 年代就写出那样主张商品经济的文章，跟他从 12 岁开始在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那段经历很有关系，如他那时著作里面就有《股份有限公司会计》等等。他懂得市场经济的运作，知道离开会计核算等手段，经济是没法搞的。所以，他有这样一些底子。但是，这样的底子不足以使他成为在逆境中奋起的思想家。

他具有敏锐的体悟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一旦有所体悟，就百折不挠寻根究底钻研下去。正如苏轼所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顾准思想的形成也有个过程。刚才曙光提到苏共二十大。苏共二十大破了对斯大林的迷信，顾准对斯大林主义产生了怀疑，但是他对中国仍抱有希望，认为中国能吸取苏共教训，不致走到斯大林主义那一步。后来他被戴了“右派”帽子，特别是到农村劳改，又亲身经历和目睹大饥荒的惨象，他尚存的幻想就彻底破灭了。 1959 年他日记里就写，哀鸿遍野和十大建筑同时并举，这说明斯大林主义还有生命力，而且中国比斯大林主义还“左”。他得出这个结论以后，就决心要把这个问题彻底探索下去。

刚才讲到“糊口经济”，“糊口经济”应该说是他在大饥荒背境下想出来的一个概念，还不能说是经过科学论证的概念，它着重是指把农民作为盘剥对象来搞建设；在城市里，如果“像农村那样‘组织集体生活’，城市工人必（然）要引起暴动”

。所以他在 1959 年说： “国庆建筑与哀鸿遍地同时并举……这证明 Stalinism （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还有生命力。”“从这里，不仅证明了 Stalinism （斯大林主义）的活力，也证明了宣传与教育的力量。人们硬是歌颂十大建筑，而又以农民的艰苦生活当做献身精神的原动力。应该承认， Stalinism （斯大林主义）是今天的时代思潮，我必须充分懂得这一点，以此为根据来决定人的行动。同时也应该记录到历史中去。”这表明，他的思想彻底转变是在这个时候。所以，顾准的思想形成应该说有一个过程。

顾准思想的形成，有其思想来源。他研究了历史，他花很大精力研究历史，包括希腊、罗马，犹太教、基督教这些历史。同时他把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史官文化做了对比，论证了为什么市场经济、民主制度能够出现在欧洲，而不能出现在中国。他认为，历史学家讲明清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是不对的，中国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环境。另外，就是他对国外经济学、政治学著作的钻研，不断地阅读、思考，而且他还翻译了熊彼特的著作。这使得他思想能够不断深入。凡是思想家都没有不研究历史的，不研究历史形成不了思想家。如果抑制甚至禁止人们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汲取历史的教训，就不可能有思想家的出现。

最后，我认为顾准思想和顾准现象都要研究。顾准思想，今天曙光做了很好的讲座，这个研究还没有完，顾准思想涉及的范围很广阔，包括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历史等等各个方面。我看网上写的那些文章，涉及到很多，对马克思怎么评价，对恩格斯怎么评价，对列宁怎么评价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都要静下心来作为学术问题好好研究，所以顾准思想研究还有很广阔的余地。

顾准现象，就是顾准这样一个思想家出现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反过来我们该不该问：为什么当代中国出不了比顾准更有水平的思想家？应该说，顾准是很了不起的，能在如此严酷的逆境下孤军奋战形成这样高度的思想。但是，这样的环境，终究也大大限制了他的思想的深度和高度。如果我们的环境允许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能够很公开地去探讨这样一些问题，思想家能达到的水平肯定还会高得多。所以，顾准现象应该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一种非常扭曲的现象。

盛洪：

谢谢唐老师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讨论顾准。反过来讲，中国在近年来经过这样一个大的曲折、变动，大的灾难和大的转折，恰恰是为思想提供了素材。假如不思考反而是奇怪了，假如连顾准都没有，那中国就更奇怪了。顾准确实作了一个很正常的反应。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还要继续去深入思考，顾准做了，后来现在人也做了很多，但是还有很多是受到了限制和压抑的，就跟刚才唐老师说的，为什么很多东西不是在中国出现？没有一个自由表达，自由思想的环境，怎么能够有这样一种思想的果实呢？不太可能。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有请韩朝华。

韩朝华：

听了张老师的报告很受启发。顾准现象很热，但是我对顾准的了解还是比较浅，即仅仅是把他作为一位令人尊敬的前辈，一个英雄来了解，还没有把他作为一个思想资源、理论资源来看待，，没有抱着吸取其思想遗产的目的来研究他。听了张老师的报告，我感觉受到很大启发，顾准的著作里头确实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前几年就听到过这么个说法，刚才盛洪也提到了，即因为有了顾准，我们 50 年代、 60 年代的理论界才有了一点亮色，因为那时还有顾准这么一个人在独立思考，体现了自由精神。那个时代，也有另外一些英雄，如张志新、林昭，她们反对专制，不怕牺牲，在人格上非常高，但是她们没有像顾准那样留下如此丰富的理论遗产，能够给我们后人思考中国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带来启发。所以，我今天的收获很大，我一定要拿出时间来系统地读一下顾准老师的著作，他也是我们经济研究所的前辈，确实要好好了解。

第二个感想，我非常赞同张老师评价顾准的方法立场，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评价顾准，不造神。我认为，这一点在目前的中国来讲尤其意义重大。中国人无论哪个派别、哪个方面的人，历来喜欢造神，喜欢制造道德完人。一旦发现一个人有点瑕疵，道德上有点问题，就觉得无法接受了，他的其他功劳和其他的优点就都变得难以接受。所以，当要宣扬一个人、肯定一个人时，总是喜欢把这个描绘得完美无缺，似乎这样才能使别人相信。这是非常糟糕的思维方式。现在很多人为什么对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作翻案文章，就是因为发现了以往宣传中的虚假之处。在宣传顾准的时候，如果有假的地方，有文过饰非的做法，别人一旦发现，就有理由怀疑你对他的全部介绍和宣传。你在这一点上有假，那你讲的其他方面是不是也有假呢？这是很自然的推论。所以，用造神的手法来宣传顾准，刻意制造完人形象，其实恰恰不利于顾准形象的树立。

其实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年轻人，看到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想改造中国并因此而追随共产党的理论和主张是很自然的。顾准难能可贵的地方恰恰在于实事求是，不盲信理论。他不断地根据社会实际情况来反思自己的思想，而且把这种思考反映在系统的理论探讨之中，这一点是他最难得的地方。现在来研究顾准，不讲清他的反思过程，他曾有过的一些认识偏差，他原来的认识误区，怎么显得出顾准思想演变的曲折过程，怎能彰显顾准独立探索的求是精神？而且，如果他从来就持有后来的立场，就有这样深刻的理论认识，从而是一个一贯正确的完美之人，那么别的同时代人与他的差异就是道德性的了。其实并非如此，我认为，顾准的最大特点在于他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即严格地从实际情况出发来检验理论认识，在认识发展过程中不迷信权威，不迷信教条，不盲目接受任何现成结论，始终坚持立思考，这就是自由精神。这是最难能可贵的，即使到现在，我们的学术界中这种精神还是非常不够，我们许多人在盲目地迷信名家，迷信权威，包括迷信中国的教条、历史的教条和西方的教条，不能实事求是地根据社会实际来思考理论。在把握顾准的思想内容上，究竟有一个顾准还是两个顾准；若是两个顾准，则是怎样的两个顾准，这些都可再研究，再讨论。但实事求是地反映顾准思想及其演变过程的全貌，把他怎么提出问题、如何修正自己既有认识并挑战权威定论的过程完整、准确地反映出来，留在历史上供后人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三点，张老师介绍的顾准在政治哲学方面的思想确实非常有意义。顾准认为，直接民主就是复古，人民当家作主是空话，这是一种很深刻的认识。从现代政治学上看，民主其实是一种弊病挺多的政治决策机制，它有很多问题，特别是民粹主义的民主观更始问题很多。民主能够解决决策过程的合法性问题，但是保证不了决策的正确性。因为，在民主政体中，少数服从多数，形成的决策得到多数人认可，因而具有合法性；但这种决策是否正确、合理，是不是理性，往往缺乏保障，民主政体常常做出错误决策。这是民主制的局限性。顾准在这些方面达到的认识是很有深度的。如果他不受压制，他的思考理论能影响当时的中国理论界，影响中国社会的政治思维的话，后来的中国社会可能会有所不同，中国社会在许多事情上可能就不会那么盲目。顾准在这方面的思考确实相当前卫。

最后，张老师讲到顾准的政治哲学理论的局限性，比如他主张消灭私有制等等。这的确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讲政治体制改革，讲要民主、要法治，往往局限于政治领域中的讨论，很少有人去思考民主和法治其实是需要经济基础的，即民主政体和法治社会需要一定的经济制度为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广泛的私有制。一个民主的、法治的社会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如果一个社会是公有制的，所有经济资源都被政府全面掌控的话，它就不可能是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它一定是专制的社会。因为，如果老百姓离开了政府连生存的条件都没有，他怎么限制政府、约束政府、监督政府呢？那样的社会一定是如托洛斯基所讲过的，不服从政府者不得食。所以，民主只能在私有制基础上、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确立起来。

所谓民主制，本质上是多元利益的决策机制，你首先要承认多元利益，各种各样利益要平等博弈，不同的利益群体都通过法定程序参与政治决策，并通过利益妥协和兼顾来做出决策，这是民主的本质。民主不允许任何利益独大，更不是人民对其敌人施加的专政。所以，民主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从这个角度来研究顾准的理论遗产也很有现实意义，我要花时间好好读读顾准的东西。

盛洪：

顾准的人格是非常伟大的，同时他是一个凡人，我特别同意要把凡人当成凡人看。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在思想上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思想家的缺点和弱点而否定他的思想的光芒。还有关于民主的讨论，在毛时代关于民主的概念都是扭曲的，所谓直接民主等等。更重要的一点，其实不是仅有民主就行的，还要加上宪政改革，顾准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王晓林：

我从来没有坐在过点评别人的位置上，天则和张曙光老师给我这样的机会，非常荣幸。今天最高兴的就是看到有这么多年轻的孩子们坐在这里，听顾准。其实 2007 年才知道顾准，才知道此人不是杀妻后自杀的顾城爸爸的我，是没有资格坐在这里的。刚才看到张曙光老师动了感情，非常有同感。 2009 年初我第一次读顾准就读哭了。一本没有情节、没有人物、没有故事的书令我流泪，这是第一次。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读过顾准的人和没有读过顾准的人你都能看得出来。特别希望你们这些小姑娘、小伙子们，如果今天还在读书，请开始读顾准吧。

不得不说，现在的顾准文字是被隐匿、阉割和撕裂的，是极不完整的。他最精彩的东西，例如 1957 、 1958 年的日记还没有拿出来的，还在被藏着掖着，不肯、不敢拿出来。还有许多能在他现在已经面世的东西里找到蛛丝马迹。读顾准，第一要有鲁迅看黄历的本事，第二要有一点考古的耐心。当然这只是我一家之言。

我从 2010 年开始也是用和张老师一样五年的时间写了一本 60 万字左右的《顾准和他的时代》。丁东先生对我帮助特别大，他和张曙光先生都给过我很多指点。丁东先生是研究顾准的前辈，而张先生是顾准当年最年轻的学生。我确实没有资格在他们面前谈论顾准。

刚才张老师说到顾准的“糊口经济”。我自己去了一趟商城，找到了几个当年和他一起劳改的右派，有一个老人，我跟他谈完半年他就去世了，非常动人的细节。顾准日记 50 多次提到的蔡璋，我拿着刊登了《顾准 < 商城日记 > 的背后》的《炎黄春秋》杂志才见到老人，他原是不肯见我的。如果没有蔡璋可能中国就没有顾准了，他 1959 年就活活饿死了。特别感谢《炎黄春秋》提前登了我的文章，我拿着文章才找到这个老人。他跟我讲他怎样千方百计帮顾准买到一包代乳粉，原来翩翩君子的顾准怎样迫不及待直接抓了一把就往嘴里塞，就是这样一些细节。

刚才张老师谈到“餬口经济”对我启发特别大。我对经济学一窃不通，通过恶补，以为顾准描述的是为“短缺经济”，跟顾准同时代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论相似。但是张老师说他不同意我的观点。 20 年后才出现的一个印度经济学家阿玛亚奇•森的“饥荒经济学”和顾准的“糊口经济”才更加吻合，更能解释中国出现大饥荒的原因，其系统理论更贴切。可是森的理论比顾准晚了整整 20 年。顾准可惜在理论不系统、文字凌乱，但他“实证既实证”，都是亲历。他没有任何研究、书写的条件。

现在丁东老师把《顾准和他的时代》推荐给香港的出版社，因为在大陆仅仅“顾准”两个字就是敏感词，根本没有出版的可能。我 2 月底前还可以做比较大的改动， 5 月份只能做小改动了。我要把张老师给我的森的理论放进去。

顾准最要紧的就是他对两希文明——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的理解，他用它们来认识和解释、理解历史，毅然打破了马克思的五段论。还有他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追究，太精彩了。看顾准你要横着看，看他白天的“天大地大、爹亲娘亲”，看他晚上的《希腊城邦制度》。我坚定地认为只有一个顾准。

最先提出“两个顾准”说的林贤治先生，他的观点我不同意，但他有一句话我特别欣赏，就是“人们只看到现在怦然燃起的烈火，谁看到过那初燃的蓝焰？”我就去找这个初燃的蓝焰，找到他 5 岁开始接受基督教的教育，这个太重要了，太关键了。

他研究希腊城邦制度是他要写一部《中西方思想哲学比较史》的开端，可是写到一半写不下去了，不是上苍不给他时间，而是他写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心痛难忍，他要拐向另一种文明——希伯来文明——基督教文明，顺着这条路再探索下去。但是这一次上苍真不给他时间了，这才是他真正住笔的时间。他的《希腊城邦制度》没有写完反倒不是没有时间，他还有时间。

说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有些不敬。萨特说：“发明了原子弹的人不能说自己是知识分子，只有在禁止核武器条约上签字的人才能叫做知识分子”。中国有没有？现在又出现什么“有机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令人很难理解。在中国，“知识分子”四个字是否应该重新定义一下，“公共”这两个字既多余又可笑。知识分子天生就是制衡政府的，“公共”或者“非公共”，无非一个是体制内读书人，一个是体制外读书人。

顾准对马克思的刨根问底，对恩格斯的穷追猛究，在中国至少 1949 年以后是独一无二的。另外他对僭主政治的认识，到现在来讲都是没有人可以企及的。他实际上已经把话说的非常直白了，孙中山、袁世凯，后来是……，其实都是僭主。不是民选、不是世袭，就是僭主。僭主政治在历史上是有作用的，但是僭主政治一定要向民主政治过渡，这是希腊政制，也是西方政制的规律。他研究希腊城邦制度，重点翻译了乔治•格罗托的《僭主政治与民主》。他时日不多，迫不及待，翻译得相当粗糙，就是因为他急于要用那篇文章。他对僭主政治的认识极为超前，一直到现在我们敢说“僭主政治”这四个字吗？尤其再跟上“民主”两个字，出了这个屋子敢说吗？不敢啊。这也是顾准特别大的与众不同之处。还有一些人觉得他厚西薄中，是不是要胡适那样要中国全盘西化？不是。有一本书叫做《解周官》。 2000 多年来中国人看到的《周礼》都仅仅是《周官》的一部分，最多 1/6 。 1954 年熊十力先生给毛泽东上书 7 万言文言长信，详解《周官》并认为它是孔子所写，但咱们的领袖根本就没有把他当回事。《周官》一点不比古希腊的民主思想少，甚至更多。顾准怀疑到了这一点，所以直到临终他都要读“金文”，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读到的中国史是屏蔽过的、阉割过的，不是真正的中国历史，太了不起了。

前天张曙光先生给我发一个短信，我就来了，我想我肯定是应该坐在下面，没想到让我坐在这还给我这样一个发言机会，特别感谢，简直有点“受宠若惊”。

今天我们说顾准一点都不过时，不是不过时，是有点太超前，出了这个屋咱们还是不敢说顾准，就是这么回事。我特别感谢这些小姑娘、小伙子过来，最高兴的就是这件事情。

盛洪：

我们都期待王老师的书，我们希望你不见得多懂经济学，你离经济学远一点，你写的书会更中立一些、更开放一些，让后人看，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历史，也是挺棒的。

王晓林：

我希望这样，丁东老师一直提醒我不要弄得文艺女青年腔，这个话我一直记得，我一直在改，遇上的责任编辑也特别好，一直在帮助我。

盛洪：

刚才王老师说知识分子的定义，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顾准。刚才你说一些遗失的东西，中国古代的东西我们确实是遗失了，但是现在继承的就是清，清把之前最棒的东西都抹掉了，这个确实要重新挖掘。

赵农：

今天听张老师的讲座，我还是对立面讲到的很多内容，包括思想转变，包括他涉猎的范围，还是感到很震惊。刚才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的学者在那个时代有那么多，况且大量的从事的政治、历史、人文、哲学方面的研究，也有跟顾准的处境相似或者相近的地方。我就想顾准为什么会表现的突出？因为如果有很多类似像顾准人物的出现的话，也许我们对顾准的追思，因为他今年是诞辰 100 周年，可能不一定会像现在这么强烈。但是现在好象顾准成了一个标志，就像他是那个时代当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王晓林：

不是几乎，就是。

赵农：

这样的话，我们还确实是有必要认真做出思考。我本人对顾准的东西读的也不多，也就是处于跟刚才韩朝华老师相同之处，就知道有这么一个英雄，究竟他的思想是怎么演化，确实没有相应的背景。今天听张老师讲，还是受到很大震撼。

谈到这里，另外我想起来一个什么呢？就是一般性。就是刚才讲到的，我也有一个感受，我感受顾准既作为一个很有自我和个性的独立思考的者，因为我相信他是独立思考者，但是同时他也是作为一个凡人，普通人的一面他也有。比如举个例子来讲，就是为什么他大思想发生的变化都是在自己受到了逆境的情况下，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受到了批判，甚至把他打成右派，他才开始那么深入的进行思考？也就是说我换一个语境来讲，假如顾准没被打成右派，假如顾准还在那个位置上坐着，他还能成为顾准吗？我们可能多数的结论认为他肯定不会成为顾准。我想前来司马迁《报人安书》里面说的话，这些人都受了大难，最后才成就他。作为一个个人来讲，这是一个事业的成就，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和文化来讲，这是一种悲哀。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和语境之下，似乎他只要受到大难才有可能认识到哲理，是不是代价显得多了一些呢？显得更高了一些呢？这是从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进行反思。

第二点，我能够体谅顾准可能做的一些，比如无论是他自述当中，一方面他的思想在演进，另一方面他也写了一些服软的话，但是我在这要着重区分两个方面的态度，大家都写了检讨，都说了一些话，但是有一种他仅仅属于防卫性，我写这个是为了避免肉体上受到的处罚。我为了尽可能创造一点条件，刚才张老师也提到，和自己家人能够通信、能够见面。但是另外一种是属于主动性的要获取什么，这两个我认为可能是有点不一样，防卫性的、保护性的和说假话为了主动去获得什么东西，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防卫性和主动进攻性同样在一些条件下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性质上还是不一样的。联想起来多少人现在就是在主动性的，在一些媒体上写一些东西，要博取什么东西，要捞到一票，这肯定是两回事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对于特定的残酷时代的一些有限的必要的防护还是充满理解，这是人性的一面，丝毫不影响他那个情况下做出的贡献。

第三点，我自己感觉到一个知识分子别奢望在任何条件下都说正确的话，因为这个正确没有标准，唯有形而上的标准，或者某种宗教给你的规范和标准，除此之外是设立不出标准的，什么叫正确，什么叫不正确？但是一定要说自己认为是真实的，真诚的话。如果能够做到这一步就可以。但是我随时都说正确的话，而且要把正确的和某种东西结合在一块，这就麻烦了。

第四点，我认为从顾准这个悲剧当中，从个人来讲他是一个充满着艺术性的，这个人物迟早要造成艺术形象保留，当然这个时间可能在以后。这是能做成一个不朽作品的原型人物。但是这个绝无仅有的对中国那个时代来讲的一个人物，但是他确实体现了整个时代的悲哀。这个时代悲哀之处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无论任何一个党，还是一个政权，别试图要封杀人的嘴，封杀人的思想，因为禁锢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民族的沉沦。所以这种代价不仅仅是一个被统治者承受的，某种意义上讲包括统治者本人以及他的子孙后代都为这样的一种东西承担了这种后果。但是关键就在于中国一茬一茬的人都好象作为中国自己一个统治者给别人施加什么东西，而让自己的无论是荣誉感也罢、无论是意志也罢，得到比较舒畅的发挥，有点沾沾自喜，甚至有点得意洋洋，他就不知道带来最后的结果、后果、恶果，是他乃至他的后代都要承受的。就跟毛泽东一样，毛泽东从一个个体来讲，他把他的自由意志已经发挥得很好了，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来讲，他也不枉活了一场。但是他居然到了晚年作为一个独裁者，他甚至认为真想自己不会死，万岁真会万岁。为什么？他老跟周围人说我快要走了，我的离去正好证明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对的。我说人自古以来都得死，还用得着证明吗？居然他那样说话，不就是毛主席万岁喊多了，以至于他自己都相信可以活一万岁。这个是独裁的整个逻辑和思想的悲哀。

盛洪：

谢谢赵农，一个很好的角度，他说假如顾准没有被打成右派。我认为这个提法非常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不是以自己个人利害来指导个人思想，是要关注整个社会和天下苍生的，这个要求很高。但是，我要反过来稍微辩解一下，包括《报任安书》讲的东西，并不是说他们受屈才会讲这个东西，他们没受屈也有这个观察。所以顾准恐怕也是这样的，可能他被打成右派，他能更真切的了解这个实际情况，在这之前他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就没有引起他思考，不是他不关心。所以，我非常同意你这个不以自己的利害为利害，超越自己去思考问题的观点。

再说一句，我们回过头来去看文革以后大家这些反思能发现问题，就是说有些人他文革受到了苦，受到了一些迫害，他关心的只是他自己，可以说 95% 都是这种人，看看文革回忆录。我最近看陈晓农写的《陈伯达最后八年》，陈伯达最后蹲监狱就非常抱怨，他说国民党时期都不这样。我想问陈伯达之前蹲共产党监狱的人都受到了公正对待吗？爬到那么高位，他只想自己受了委屈，而想到了民国。只有不仅只想自己受到了迫害，而是全面地反思为什么其他人也受到了迫害，有这个眼光才叫知识分子。

李蕴哲：

非常感谢张老师的演讲和各位老师的点评。顾准对我个人思想启蒙还是有很大的作用，当年读他的东西对我冲击非常大。我认为张老师今天讲的对顾准思想的评价，应该就像刚才韩朝华老师讲的，比较准确和公正。我有一点小的感想：人其实是一种非常健忘的动物，对一代人冲击非常大的一些事情，过了一代，可能就慢慢淡忘了。这导致人们在不断重复犯错。这也显出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刚才丁东老师讲娜拉出走以后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的确是这样。当我们看到顾准去世四十年以后，对于我们很多人心中理想的东西，大家慢慢觉得好象它也有很多问题，它是不是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和道路，好象也有疑问了。张老师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在当时的那种体制下，一个知识分子进行自由探索，遭受的苦难。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明确中国未来要选择的道路。

张曙光：

感谢大家。因为六七万字的东西不可能讲完，事实上有很多重要的内容，比如说顾准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高度，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的读书和他的思想资源，比如他的民主理论是怎么来的，他的多元化思想是怎么形成的，他的思想资源在什么地方，我也做了很多探讨，他怎么读书的，读书怎么把自己摆进去。

还有，顾准的著作出版以后，学界有很多评论，很多人高度评，也有批评的，怎么看这些评论，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比如对《希腊城邦制度》，钟维光基本上是否定的，他说，“在学术思想领域中，顾准的那本书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把顾准的书翻译成西方文字，会让这里的学界哭笑不得。他从概念到对材料的运用都是非常有问题的”。其实，钟维光的确有点数典忘祖和西方中心论，从事纯学术的研究有其重要价值，但是，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顾准治史的重点也在现代，是借助希腊而比照中国，借助历史而理解现代。这种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不能否定的。再如，顾准身后发生了很多由他引发的事情，我们也做了讨论，如顾准著作出版的曲折的过程，都有很多故事，也有很多讨论。

赵农刚才讲些话很重要，针对这一点，我想念一下我文章中的一段话，可能对大家会有一些启发。顾准探索的中心就是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即革命胜利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咱们是革命胜利以后仍然照搬革命的一些办法来治理，所以走到了反面。顾准探寻的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算术才能避免这样的结果。他其所以能够达到这么个高的程度，我做了一些探索，除了刚才讲他的读书、学习、思考，他的国内外的思想资源以外也与他的经历和身世有关。恐怕任何人观察问题的方式，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能达到什么样的状况，确实同你的经历，同你遇到的很多事情都有关系。我写经济所这些人，我不光写他们的功过成败，而且要探索他们为什么这个样，不光顾准是这样，我写刘国光、董辅礽、吴敬琏，都要探索他们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顾准之所以达到这样的认识和境界，与他的遭遇高度相关，很多道理是体悟出来的，不是读书读出来的，我之所以把顾准提出和讨论娜拉问题的几段话全部抄录在上面，是因为这一点对理解顾准的思想和理论太重要了。下面是我在这之后写下的一段话：

我们其所以把顾准直接提出和讨论这一问题的几段话全部抄录在上面，是因为这一点对理解顾准的思想和理论太重要了。顾准以及当时的很多青年人，都是饱含着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和巨大的想象力而投身到革命斗争当中来的，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争得了革命的胜利，而胜利以后怎样呢？中国的情况与苏联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实与理想有天壤之别。一大批革命青年和老革命家都遭到了残酷的整肃，有的死于革命的枪下，有的被革命投入监牢，有的被迫过着非人的生活，顾准就是其中之一。不论是为了保住地位，还是为了所谓革命的纯洁性，居然可以把五千年的文明踩在脚下，一大批知识精英被整得尊严尽失，斯文扫地，有的自杀，有的被杀，社会从此断了脊梁。为了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不惜以几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顾准的发问是切肤之痛和痛定思痛的呐喊，代表了无数无辜为革命而丧生的怨魂未来得及表达的共同心声，是人类理性焕发出来的天籁之音。这一发问如响彻天际的空中惊雷，使人们重新思考我们的问题。顾准对此的认识不仅是知识，是理解，也是体验，这种体验是感性，因为有感情的因素；也是知性，因为有了解和认识的因素；也是理性，不仅是一般的所谓的直觉；同时更是悟性。顾准正是从亲身体验中领悟了这一重大的问题，才使他成为思想界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从以上的讨论还可以看出，顾准反思革命，关注“革命胜利以后怎样”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告别革命”和“远离革命”，更没有“反对革命”，而是对革命采取了一种理性分析的态度，既“赞美革命风暴”，指出了它在蕩涤污泥浊水中的历史作用，又指出了它的局限，用革命的手段解决革命胜利后怎样的问题，必然是南辕北辙。苏联、中国和其他革命胜利后的悲剧，恰好就出在这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顾准不是庸人，也与一般学者不同，而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冷静观察和理性思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穿透事物的本质，厘清复杂问题的界限，给出一般人想象不到，而又在情理之中的结论。

总之，我认为，顾准其所以能够提出娜拉问题，并在一定意义上给以解答，确实与他的身世和处境有关，是切肤之痛中体悟出来的。这也是我解读顾准得到的重要启迪。

谢谢大家！

盛洪：

谢谢张老师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深刻，非常值得讨论和思考的演讲，也谢谢各位评议的学者老师，也谢谢所有参加这个双周论坛的参加者。这次双周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