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寿龙：2015——往后看, 坚持好的传统
非常感谢天则所开这个会。我过去很少新年的时候想今年要干什么，也不会回顾去年一年怎么样。为了说2015年会怎么样，我不得不去回顾2014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关注政府的治理之道，所以就想起了很多与政府治理之道相关的事情。2014年，政府治道变革的事情比较多。比如说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所有东西都要法治化。然后，还要让宪法活起来，宪法活起来我想可能很多条都要活起来，其中有一条就是35条，35条是讲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我想应该都活起来。当然还有其他，包括我们关注有限政府，政府权力应该有限的，不应该管社会的事，也不应该管市场的事情。2014年这也很火，而且有些具体举措，比如权力清单什么的。2015年刚开局，我看李克强已经把地方的一些做法要引入到中央这个层次，就是以后办审批什么的，都要有一个时间限制，因为地方审批都有时间限制，中央是没有的。还有首问负责，谁接了，一个窗口，发改委接了，其他部委到发改委协调。或者说审批事项特别多的部门，你在门口应该设一个窗口，免得老百姓找不到在哪，而且设施要公开透明，至少外面人一看你像一个服务员，不像一个官员，不像一个官老爷。这些做法应该都不错，有利于治道变革。
当然，我们2014年也看到一些很多不好的东西。最不好的我觉得就是2014年春节晚会注入很多新元素，冯小刚、赵本山，冯小刚作为导演是新元素，赵本山是老元素，但是他作为副导演，然后还注入一个郭德纲，也是新元素。这些新元素的注入，意味着春晚的治理之道的变革。但是这些新元素并不成功，据说郭德纲说相声的时候连郭德纲谜都睡着了。郭德纲说他是恢复传统相声的，所以他不太适合那个场合。不仅郭德纲不适合，2014年的春晚冯小刚作为导演也不太适合。这说明，春晚的治道变革并不成功，草根的依然回归草根。其他很多元素也一样，我们观察到很多现象，如果要推进某个领域具体的治理之道变革的时候，往往是这个领域治理之道新引入很难嵌入到原来的体制。冯小刚是已经全身而退了，目前赵本山还没有下井，但是很多人在推他下井，如果他落井了还会有很多人落石。所以说不清楚这个方向是什么，包括文艺座谈，很多人参加会议，也有没有参加会议，没有参加会议就被猜疑有各种各样封杀。按有限政府的道理，国家权力不应该深入文化领域那么多，不应该深入社会领域那么多，但现在武媚娘很多被切掉了，只有台湾和香港可以看到全部的，大陆看不见，说明那些地方的治理之道变革比较先进，而大陆的治道变革新元素不仅很难进入，而传统的治理之道依然有强劲的生命力，还非常有社会土壤。
包括反腐败也是这样，过去大家觉得有些新元素，至少说官员和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不像塔利班那样要治你，但是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直接在报上写“通奸女官员”，我觉得这种变化是一种逆变革。我们一边说法治国家，一边人在开会的时候就带走了，很多官员就直接带走了，无论你级别多高，无论你在病床上还是什么地方，我们不说带走对不对，但是你至少从治理之道这个角度来讲是有些问题的，和法治有很大的距离。我们还看政府分权，政府从社会领域退出来，但是仔细关系一些新的元素，包括言论自由、包括法治，包括其他很多东西，你要嵌入到这个体制里面总是有大量的排异反应。张艺谋去年是因为计划生育被罚款，去年很多人被处分、被抓，但是有非常共同的一点就是谁都非常认罪，从官员到艺术家，律师好象还在为他们争取权利、维权，所有有身份、有级别的人，哪怕你是文艺界的哪个人，只要你有点错，一律放弃为自己利益或为自己权益辩护的权利，而且放弃的越痛快、放弃的越彻底，好象待遇越好。张艺谋为了孩子认错，艺人醉驾彻底认错。官员贪腐对自己彻底认错。这是好事情。认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从法治的角度来说，似乎感觉不是滋味。不是无罪推定吗？不是有辩护权利吗？不是有辩诉程序吗？为什么这些程序对他们来说都没有意义？辩诉程序为什么对这些有身份的人都没有了意义？所以我觉得2014年是值得关注的一年，这一年我的关注就是这个情况会延续到2015年，2015年有很多东西要推进，但是推进以后会出现很多问题。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茅老刚才讲让政治家感觉比较安全，老百姓比较感觉，还有很多朋友讲的让人民幸福，大家都说了很多，我觉得要确保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能不能我们在2015年，甚至2015年以后能够让中国的治理之道有点像“疯狂的原始人”那样，传统的治理之道，转变为通过一个事件，就是大地震的事件，让全国的治理之道变成新的治理之道，大家看电影就知道，“疯狂的原始人”电影里新的治理之道完全是崭新的气象。但是中国这个过程一直过不去，感觉有点哆嗦劲又回去了。改革开放我观察了30多年，这三十年一直是这样过来的。很多新元素，但很快又回去了。很多新元素，对很多人来说是新的，但一直是新的，旧体制、文化，有很多排斥效应，根本不起作用。
于是我往回查，查100年以前，那是1915年。那年没有什么事，就是袁世凯有点事。雷颐刚才讲历史，我查了1915年不是很关键的一年，大家不认为是很关键的一年，但是我看到从治理之道变革来讲袁世凯是回去了，1911年辛亥革命，1915年袁世凯想回去当皇帝，但是他没有回去成功，但共和制也没有获得很好。我再回过头到1000年以前，找1015年，那年是宋朝的时候，那年也没有什么事，有什么事呢？国家图书馆起火了把书烧了，皇上让学者抄抄书，皇上给皇子搞了一个书院，要好好读书。皇子好好读书，而不是好好练习武艺，似乎是新的治理之道。但西夏国学习宋朝全国灭亡。宋朝也灭于元朝。还是武艺高于文学。再往回看1000年，回到公元15年，那年王莽新政，大赦天下，但王莽之后也没有什么真的新政。再往回找找不到了，因为公元前1015年没有哪一个年代，中国历史最早记年是公元前841年。那一年干什么呢？周厉王禁止人民用嘴巴说话，所以老百姓走路都用眼睛说话，不用嘴巴说话。老百姓很生气，受不了，造反了，把周厉王赶跑了，把周公、召公找来了，两个公共同执政，就变成了共和。所以共和是公元前841年开始，那个共和和现在的共和有区别，那个共和就是把周厉王赶走了，不要王了。所以共和元年那么早，公元前841年，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才真正共和。但现在主张听一个人的话，这样的事情似乎很多单位都摆脱不了。一把手的权力，总是和共和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想中国能不能更多的往回看，从过去做过的一些事情里面找出一些好东西坚持下来，可能要比老是重新开始、老是今年第一次推进什么改革，明年第一次推进什么改革要好。目前，我看基本舆论都是老想改革创新，但改革创新实际上一直很难生根发芽。所以，我想可能更多从历史上找找很多典故，可能会对中国历史进程稍稍有些变化，不至于出现2014年那样有很多新东西老是装不到瓶子里面去。
我补充一下幸福，幸福我觉得是个人的，所以是主观的，主观的幸福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呢？所以公共人物，或者政治家掌握权力的人拿权力支持人幸福，谁知道你是拿刀子捅你还是在背上按摩，我们到市场上按摩一下挺爽的，幸福就是爽，有人拿刀在你背后给你服务，你能爽得起来吗？所以，我们更多关注的应该是公共领域幸福，就是你言论自由，我说完了爽，美国法官说了为什么要有言论自由呢？因为他是和灵魂联系在一起的，你说完了话很爽，所以要有言论自由，还有别的各种各样的理由。所以，个人很爽，但是在公共领域里面很爽快的话，需要很多公共的条件，需要权力是受控制的，公民权利是受保障的，这才是真正的公共的幸福。
[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本文为作者在2015年1月9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5「新年期许」论坛上的主题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2015-01-13
中评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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