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百年前企业家参与立宪的故事
各位上午好，新年期许，因为我是学历史的，养成的习惯就是不敢预测未来、哪怕一天，所以我还是讲历史，讲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转型过程中我认为起最大作用的就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企业家阶层。
我们知道中国社会从鸦片战争起就开始了现代性的转型，中国人开始面对西方人的就是武器厉害、船坚炮利，过了不久一些读书人、少数人发现西方的船坚炮利背后是工商立国，所以一些人主张中国也应该工商立国，但是提出来以后，朝廷极大的反对，他们认为工商立国违反中国以农立国，中国认为农是本、商是末，本末倒置，违反了中国传统。另外有的官员明确提出来商人现在就很富了，就在传统手工业时代，如果允许使用现代机器，商人会非常富有，利权会就在商人手中、而朝廷就没有利权了。他们认为中国传统就是朝廷要管财政大权或者利权，而人民、商人一定不能太发达，得让朝廷管住他们。最好的效果是什么呢？中国应该始终保持这样的模式，只要朝廷、官员、皇帝到商人那里，那些商人就要匍匐在地，把自己的财产贡献给朝廷，还唯恐朝廷不接纳。当时清政府基本上采取的这个建议。
清政府始终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他们不发展现代工商，所以没有办法解决现代的财政危机。李鸿章在这种既不允许办现代私人企业，又面临着政府巨大财政危机的状态下，李鸿章采取了一个让统治者接受的解释和说法，就是说我们既然不允许商人办现代化工商企业，我们可以官督商办，就是政府办的，但是商人集资、商人经营，叫做官督商办，就类似于我们改革初期的戴红帽子。
但是官督商办之后，确实一批商人进入到现代企业里面，发展很快，这些企业后来都从初期比较小，而后发展到非常大。非常大之后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企业属于谁的？
官方说是属于我的，你注册一切都是我的，我还给了你政策优惠，官方很多活儿都由你来做。注册也是我的，当然是属于官方的。商人觉得是我投的资，我经营的，现在这么大，应该是属于我的。由于没有明确产权规定，这种官商之间的矛盾就不断发生，解决完全靠政治。 在李鸿章得势的时候，他觉得应该尽量照顾商人利益，李鸿章不得势的时候，得势的其他官员就觉得企业是官家的，我们要整顿，本来就是我的企业，你们要尽量报孝。官商双方就斗来斗去，等袁世凯得势的时候要求商贾必须退出，他规定一个很低的价格，商人必须按照他规定的极低的价格把官督商办企业股权让出。
但是商人不干了，在中国传统中商人是斗不过政府的，所以本来官督商办一个很积极的实践者、宣传者郑观应 ，他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写的《商务叹》，说官督商办势如虎，最后钱都被官家吞了，比如一些电报局股权怎么样，袁世凯说就是这个价格，商人说不应该这个价格，商人认为你和我说了都不算，我们应该找一个第三方评估。但是，中国的朝廷不接受这个观念，朝廷觉得什么是第三方？第三方就意味着我跟你平等交易才能有第三方，但是我就要说了算。
这个时候商人开始意识到要保护自己产权，以法律来保护自己的产权，这个时候尤其商人又是社会比较富裕的阶层，越是富裕阶层越是希望社会稳定、反对爆发革命，他们希望立宪，立宪保护产权、立宪避免革命。于是近代这些企业家商人从不关心政治，到逐步关心政治，在实践中他们为了社会稳定和自己的财产能够得到有保护，于是积极主张立宪、参与到立宪过程中。
所以，从1910年他们就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全国商会、商人的企业家的请愿，要求清政府立宪，因为官商有密切联系的传统，他们觉得商人和朝廷是一体的，需要通过立宪来反对革命，至少可以使中国避免革命倾向。但没有想到的是结果每一次请愿都遭到朝廷的拒绝。而朝廷按照中国政治传统，认为天下是我爱新觉罗的，只能我说干什么，不能你们下面一群商人、一群老百姓来告诉我们朝廷哪一年干什么，所以一次次的拒绝了。
到了第三次，1910年11月的那次请愿朝廷明确拒绝之后，当时一些商人尤其是上海一些很敏感地方的商人觉得革命恐怕是难以避免了，他们就有些悲观，因为富裕阶层都希望社会稳定，上海商会副会长、上海请愿团团长还是试着跟高官交涉但是被高官训斥了一番，最后说我们不请愿了，朝廷完全不理解当时的形势，那个叫沈曼云，他觉得该走了，不能跟朝廷再交涉了。临走之前对请愿团其他人说了句话，他说现在是“斧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会”。他就回上海了。回上海不久，这些反对革命的上海商团领导人开始和革命党人联系，参加了同盟会。
我再举一个最富有的商人张謇的例子。张謇的企业都在长江中下游，他决定把自己企业往长江中游发展，他在武汉设立了几个大厂，恰恰是1911年10月10号白天，他在武汉自己的工厂正式生产，晚上他离开的过程中，武昌起义发生了，他看着熊熊大火、枪声大作，他觉得自己刚投资办厂，就起打仗来，眼看自己的投资将受到影响，所以他没有回到南京而是在安庆就下了船，去和当地的清兵说你要镇压，后来发现镇压已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他就支持立宪，就成为反清政府、支持袁世凯的人了。我们看到张謇在1904、1905年就写了大量文章宣传立宪，他明确提出来只有法律保护产权，他说为什么中国工商不发达？正因为没有法律保护产权。他在1903、1904、1905年，包括几次请愿书都是他写的，但是在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他还是主张镇压，这样一个完全忠于清朝廷的人，但是他写的要立宪、要保护产权的请愿书朝廷还是没有接受。
我们再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立宪派汤化龙站出来支持革命党，而他原来是不支持的，东南沿海这些士绅都起来了，所以广东没有发一枪，苏州没有发一枪，就独立了，都是因为企业家转变了态度，从支持清王朝到支持新的革命政权。
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我认为辛亥革命，革命党人是导火索，但是决定辛亥革命成功失败的根本不是革命党，而就是这些商人。他们支持清王朝的话，清王朝就能存在，因为他们才是政府的基础，而他们的态度一转变，支持了革命党，清朝政府就垮台，我们看到了他们一步步的转变和作用。这些商人在近代化过程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求立宪、保护产权，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社会转型中最重要的一点，这是100年前的一个故事，我讲完了。
[ 雷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为中评网编辑根据作者在2015年1月9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5「新年期许」论坛上的主题演讲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未经学者本人修订，严禁转载 ]
2015-01-13
中评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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