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村官的裙带关系如何发挥作用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村官的裙带关系如何发挥作用
张森 / 政见特约观察员
最近几个月，经济学家周其仁和华生就土地制度和城市化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就在同一时间，《发展经济学》学刊专门推出了关于土地和产权的专题，集结了西方微观发展经济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一系列最新研究。
在这一专题中，哥本哈根大学经济系两名研究者利用越南农村家庭数据检验了有亲属担任官员对家庭的土地产权及农业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官员给亲属带来的好处，即所谓的“裙带关系”确实存在，不过这种“裙带关系”更多是通过非正式渠道表现出来的。
由于社会制度、历史背景的相似性，这一研究对中国也有着的启发价值。
裙带关系的理论背景
关于裙带关系的理论模型，最早可追溯到去年逝世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大师加里·贝克尔1971年的经典研究。贝克尔将“歧视性的”裙带关系定义为在官员的效用最大化函数中给亲属赋予了比其他人更高的权重。按照人人平等的社会福利函数，这种“裙带关系”下的最优分配结果是无效率的。
不过，随着合约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家们也注意到了：如果官员对亲属的了解比对普通人更多，官员们将资源分配给亲戚们或许会避开委托-代理问题而实现更高的社会效率。
裙带关系带来更高的农业投资
在这则研究中，学者们使用了来自越南12个省份2008-2012年的家庭调查数据。由于这项调查选择的省份分别参与了两个扶贫计划项目，因此样本省份并非随机抽取，而是比全国的平均水平更贫困，人口密度也更小。有2148个家庭在2008、2010和2012年的三轮调查中都接受了调查。
研究者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官员有联系的农户有着更高的农业投资。
在这一主要结论的基础上，研究者们又深入研究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可能渠道。他们提出并检验了三个可能的原因：1、与官员有关系的家庭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土地产权。2、与官员有关系的家庭更容易获得信贷。3、与官员有关系的家庭更容易获得补贴以及其他转移支付。
第一个渠道尤其值得一提。虽然经济学家们早就意识到了产权对农业生产决策的巨大影响，但以往的证据大多集中在宏观层面。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无疑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相较之下，微观层面的研究一直不足。2008年耶鲁大学的Goldstein和Udry两位教授在《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的文章利用加纳的农业数据做了极其细致的研究。通过控制大量变量，甚至对所有地块的土壤理化性质作了仔细的考察和分类，他们证明：清晰的产权关系确实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的利润。
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官员的产权比普通村民更加稳固，因此可以将土地放心休耕更长时间以获得最优的产量，其他人则只能缩短休耕时间以防自己的土地被别人抢走。
对越南的分析还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在以上三个可能的渠道中，如果选择代表官方渠道的变量，比如官方颁发的土地产权证、来自公共部门的信贷和官方的补贴，那么有裙带关系的家庭只在补贴一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然而，这些家庭在全部三个渠道的非官方途径中都有着显著的优势，他们被政府从土地上驱逐的概率更小，更容易拿到非官方贷款，也更容易得到来自私人的不必偿还的经济援助。
对制度的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研究者们确认了官员在分配资源时会向与其关系更密切的家庭倾斜，从而使与官员关系更密切的家庭有条件进行更多的农业投资。这种分配不均至少在本文所研究的地区更多出于“歧视性”的裙带关系而非仅由于信息不对称。因此，如果能从制度设计上进行约束，使得资源能更平等的分配，农业可望获得进一步的增长。相反，由于这种裙带关系主要是通过非官方的途径实现，如果法令不清使得“灰色地带”扩大，这类不平等无疑也会加剧。
微观发展经济学最近20年来取得了大量成果，通过使用精心搜集的数据和精确的计量分析为检验经济学假说，理解经济发展的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例如本文就为我们早已熟知的一个现象提供了更深刻，更准确的分析。二十世纪初，胡适和李大钊先生就曾经有过著名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到今日，如何去使用现代技术更准确的理解中国农村现实，恐怕仍旧是比提出观点更紧迫的一项任务。
附：数据分析细节说明
家庭与官员产生联系有三种情况：1、家庭内部的一个或多个成员是官员；2、家庭有一个家庭外的亲戚是官员；3、家庭成员的朋友是官员。一个家庭内部成员是否决定成为政府官员，以及家庭是否去结交官员朋友，都会受该家庭农业投资额的影响，例如，一个在土地上有大量投资的家庭显然更希望结交一个官员以保证其利益不受侵犯。因此，基于排除内生性和数据可获得性方面的综合考虑，研究者只关注了其中的第二种情况，即家庭外的亲戚是官员。
对样本中随机选取的十二个村落的附加调查显示，农村官员的平均任期是8.5年，而每年只有大约6%的官员会轮换。这表明，农村官员的位置是稳定的。
此外，25%的家庭在调查时期内有过增加或减少一个当官的亲戚的经历。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详细考察了这种变化产生的可能渠道。家庭增加或减少一个当官的亲戚，可能是由于（a）一个亲戚被任命为官员或被解聘（无法从调查数据中获得信息），也可能是（b）一个现有的官员通过婚姻途径与家庭发生联系。而后者又可以被细分为两种情形，即（b1）家庭内成员和官员结婚后离开家庭，（b2）和家庭的某个亲戚和官员结婚。为了准确估计官员本身带来的影响，需要尽可能保持家庭其他情况的稳定，而家庭内成员与官员结婚后离开家庭，会减少这个家庭的劳动力供给，也由于受到家庭自身决策的影响而更容易产生反向因果问题，因此，如果（b1）是这种联系的主要渠道，使用回归技术估计的系数将不能反映真实的官员对家庭投资带来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对这几种可能性进行考察，研究者们从调查数据中筛选出两个相关变量：家庭过去一年是否举办了婚礼，以及家庭成员去年出席了多少其他家庭的婚礼。这两者分别对应了一个官员通过婚姻进入家庭，以及一个官员与这个家庭的亲戚结婚的可能性。使用了固定效应的对数回归的估计表明，家庭成员去年出席的婚礼数量对一个家庭与官员发生联系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家庭是否举办了婚礼则与之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相关关系。这一结果从一定程度上排除了（b1）作为家庭和官员间发生联系的主要渠道的可能，因此减轻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
接下来，研究者们得以开始研究本文的核心问题，以家庭的年度农业投资作为因变量，以代表家庭和政府官员的关系的指标作为主要因变量，控制其他的家庭变量和家庭不可观测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特征后，通过主要因变量的系数来表现两者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在选择不同的控制变量和函数形式的四个模型中，研究者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官员有联系的农户有着更高的农业投资。
Thomas Markussen , Finn Tarp，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land-related investment in rural Vie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land-related investment in rural Vietnam，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10 (2014) 291–302
Becker, G.S., 1971.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2nd e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ldstein, M., Udry, C., 2008. The profits of power: Land rights and agricultural invest- ment in Ghana. J. Polit. Econ. 116 (6), 981–1022. </br> </br> </br>
参考文献
- Thomas, M., Finn, T. (2014).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land-related investment in rural Vietna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91–302.
- Becker, G.S. (1971).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2nd e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ldstein, M., Udry, C. (2008). The profits of power: Land rights and agricultural invest- ment in Gha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6 (6), 98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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