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社科世界中的殖民者？
经济学家：社科世界中的殖民者？
#经济学帝国主义
社会科学研究者无时无刻都在面对一只“房间里的大象”——那些所有人都能看见，却都不愿意承认其存在的庞然大物——“学科鄙视链”。虽然表面上各学科地位平等、百花齐放，但在很多人心目中，它们存在高低贵贱的鲜明差异。而站在这个等级结构塔尖上鄙视众生的，无疑是经济学。
“经济学是最‘科学’的”
客观来看，经济学家的经济、社会、政治地位远远好过社科领域的其他同行。他们的物质待遇更为优厚（2012年，美国高校经济学教师的工资中位数是10.3万美元，10%的人工资超过16万美元；社会学家的这两个数字分别是7.6万美元和11.8万美元，这还不算经济学家在企业界从事咨询等兼职挣的外快）、更受社会尊敬、在政策议题上具有更大的话语权（看看给美国各大媒体写专栏的社科学者里经济学家占的巨大比例，看看多少经济学家担任政府顾问，甚至直接进入政策部门工作）。
同时，经济学相对于其他社科专业的优势地位也体现在经济学家自身的优越感上。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Richard Freeman曾经坦率地写到：
“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使用的分析工具没有我们强大，他们知道的也比我们少——至少我们这样觉得。从GRE分数和其他指标看，我们专业吸引的学生比他们强，另外我们的课程对数学的要求也更高。”
这一观点显然在经济学界很有市场。200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顶尖经济学系就读的研究生中，77%认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里最‘科学’的学科”。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优越感，往往使他们在面对其他社会科学同行时有种不屑一顾的态度。
面对经济学的强势，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心态十分复杂。他们既眼红经济学家们的优渥待遇和巨大话语权，又蔑视（在他们看来）经济学家在解释某些复杂现实问题时表现出来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幼稚，同时也因经济学家对其他学科的不屑一顾而忿忿不平。当这种种复杂心绪纠结在一起，最后往往只能汇成一句话：“呵呵。”
除了“呵呵”，受经济学欺压的社科劳苦大众们能拿起学术武器对抗经济学霸权吗？ 这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 Marion Fourcade 与其合作者近日发表论文，不仅明白指出了房间里确实存在一只硕大无比的大象，而且从各个角度细致刻画了这只大象的模样，从而引导人们反思：这只大象的存在是否是理所当然的？
自我封闭的王中王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逐渐转向以应用微观经济学为基础、以因果推断为目的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家开始大面积涉足那些原先不被认为是经济学研究范畴的议题，大到政治制度、历史兴衰，小到犯罪行为、家庭生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学家对政治学、社会学传统研究领域的涉足，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与其他社科同行展开对话。
诚然，在美国社科学术界，各学科的自我封闭倾向都很严重，但经济学在自我封闭方面可谓是王中王。1997年的数据显示，经济学论文的引用文献中高达81%来自本学科，而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这个数字则是59%、52%和53%。
其他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对2000-2009年顶尖学刊《美国经济学评论》、《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美国社会学评论》引用数据进行分析后，Fourcade与合作者发现，《美国经济学评论》所发表论文的全部引用文献中，40.3%来自本学科前25名的期刊，0.8%来自政治学前25名的期刊，0.3%来自社会学前25名的期刊。相比之下，《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引用中来自本学科、经济学和社会学前25名期刊的比例分别是17.5%、4.1%和1.0%，而《美国社会学评论》引用本学科、经济学和政治学前25名期刊的比例分别是22.0%、2.3%、2.0%。针对具体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被引用情况的分析，也呈现出一致的趋势。
以上数据呈现的景象是，经济学不仅是个极端自我封闭的学科，而且和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社科门类存在一种极端不对等的关系：相对于政治学、社会学对经济学界的关注，经济学家对其他社科同行的关注实在太少了。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情况当然是由于学科间方法和取向的差异导致的。比如，社会学家重点关注“宏观社会环境如何影响个体行为”，这就和经济学界“从个体行为出发‘推导’宏观状态”的主流分析范式相互抵牾。又比如，存在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中的大量质性研究和比较历史研究，势必入不了经济学家的法眼，因为——正如斯坦福大学著名经济学家Edward Lazear所说——经济学人往往将基于数学语言的形式建模和依靠统计工具的精确因果推断视作最高级、最“科学”的方法取向。
经济学从业者自身的自信和高傲，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学对其他社科门类的漠视。2006年的一项问卷调查中，高达57.3%的经济学教授反对“跨学科知识优于单一学科的知识”。作为对比，在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中，反对比例分别只有28.0%和25.3%。经济学家们对自己学科的自信可见一斑。
近些年经济学研究对象不断扩大化的趋势，被经济学家骄傲而又略带调侃地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而在其他社科同行看来，经济学家确实跟帝国主义殖民者差不多：他们疯狂地寻找和踏足每一块尚未被经济学开垦过的研究领域，在探索该领域的初期也会寻求“原住民”（一直在研究该领域的其他社科同行）的引导和帮助，但他们并没想真正从“原住民”那儿学些什么东西。相反，一旦条件成熟，他们就会甩开其他学科的同行们，关上对话大门、甚至无视同行们的存在，沉耽于对经济学视角和方法的自豪与崇拜中。
内部结构：整齐划一，层次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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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可能导致经济学极端自我封闭的原因是，这个学科内部有高度的凝聚力。一方面，经济学家们在认知层面有极强的共识：他们对于如何训练博士生、如何开展研究、该做什么样的研究、什么是好研究什么是坏研究等问题的认识高度统一；另一方面，经济学科内部层级分明，学科“精英”对于整个学科的发展有强大的掌控力。认知统一和精英掌控，这两方面相辅相成，体现在学术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博士生找工作。经济学界博士生毕业找工作的流程之统一、之规范是其他学科无法想象的。每个学年开始之时，各个大学的教授先对自己学校本年度毕业的博士生进行内部排名，然后根据这个排名，各学校的就业负责人（Placement Officer）将求职学生和有意雇佣的大学一一匹配。在每年一月份的社会科学联盟会（Allied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年会期间，会议酒店的各个房间里，不断进行着雇佣方对求职者的正式面试。而最终的决选，则在接下来的春季学期尘埃落定。如此规范、流水线般的招聘流程带来的后果是，与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博士生的毕业工作去向和其所就读的学校排名有更强的相关性——美国顶尖的几个经济学系更频繁地雇佣对方的毕业生，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团体，不断强化经济学系内部的等级体系。
比如发表论文。美国顶尖经济学系对顶尖学术期刊论文发表的垄断程度是十分骇人的。 Fourcade等人的统计显示，2003-2012年在顶尖学刊《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的作者中，28.7%就职于排名前五的经济学系，对于《经济学季刊》来说，这一数字高达37.5%。作为对比，《美国社会学杂志》的论文作者中，只有22.3%来自前五的社会学系。如果将论文作者的博士毕业学校当做观测指标，这种“发表垄断”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一垄断现象既说明了美国经济学界内部等级差异多么分明，也说明了这一学科的从业者对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多么统一（相比之下，在社会学界很多学者通过出版专著、而非发表期刊论文的方式在顶尖社会学系获得了教职）。
再比如学术组织的管理。美国经济学会的组织形态和运营模式，体现出鲜明的中心化和等级制倾向。在2010-2014年期间，学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中来自排名前五的经济学系的比例高达72%。而每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的组织和议程设置权力，完全掌握在人数不多的组织委员会手中。相比之下，在美国政治学会和美国社会学会，执行委员会中来自顶尖前五名院系的成员比例只有12%和20%。更重要的是，这两大学会底下还有着众多的分会，这些分会才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进行日常学术交流的制度平台，它们拥有自己的执行委员会和规章制度，以及在每年政治学年会、社会学年会期间自行设置议程的权力。
自我认知：天之骄子+救世主？
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对当代生活的巨大影响力无疑是其他社科学者完全无法相比的。无论是在政府部门、企业公司还是国际组织，经济学家（作为外部顾问或内部员工）在决策环节能够施加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样的社会环境加上经济学家对自身学科在视角和方法上的天生自信，使得经济学家们认为自己既有能力、又有责任去干预现实、解决实际问题，也即所谓“经世济民”。新制度经济学兴起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尝试通过理论模型推导来完成最优制度设计；田野实验法的逐渐走俏，为经济学家“尝试”各种制度干预提供了大量机会；计量方法的不断精细化，使经济学家能更加“准确”地评估各种政策的实际实施后果。这一系列学术潮流，加深了经济学家在智识上的自信，也进一步点燃了经济学家在干预社会时那种“舍我其谁”的天之骄子心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学家既不在现实世界中掌握什么话语权，也对学术能否真的改良社会心存怀疑。和经济学家相比，社会学家更看重社会现象背后的复杂性、更强调宏观结构因素和历史条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更倾向于认为社会现状无法通过个别人的主观干预而改变。这样一来，社会学家已经注定置身于政策圈之外，把自己安排在“社会批评家”的边缘角色上——社会学家批判现实，希望通过研究成果引起广泛的社会反思，但极少尝试去“修补”或“拯救”社会。
当我们讨论经济学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力，以及评价这种影响力是好是坏时，不能忽视两个因素。第一，已经有大量研究表明，在众多社会科学门类中，经济学家往往是政治倾向最保守的：更相信自由市场、更注重效率而非公平。例如，一项2013年的调查显示，只有1/3的经济学家认为“大企业赚取的利润过高”，只有一半的经济学家认为“就算继续扩大赤字，政府也应该帮助穷人”。在社会学家中，这两个数字分别是2/3和90%。
第二，近二十年内美国经济学家的薪酬水平一路飙高，而美国民众的平均收入情况却并未有明显改善。换句话说，经济学家和普通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当经济学家越来越富时，他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看问题，又如何做到理解并代表社会整体的福祉利益呢？
黑过经济学家后，我们还能做什么？
在看到经济学在社会科学界占据的强势中心地位之后，在领略了经济学家的自我优越感之后，我们应该作何感想？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学家真的比其他社科同行要聪明、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真的比其他学科优越，那么经济学的高高在上便没有什么问题。就像Richard Freeman所说，经济学博士生的GRE分数最高，经济学用数学用得最多（虽然“数学用得多等于更‘科学’”这个观点非常值得商榷），那么经济学家的“一览众山小”心态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问，这一切真的是理所当然的吗？在更根本的层面上，经济学的强势，是否是由某些社会和历史因素所塑造的？作为长期将经济学界当做制度现象进行研究的学者，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 Marion Fourcade 曾在2009年出版专著，通过多国比较和历史分析，说明了经济学界内部的组织形态和经济学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各个社会的政治环境和历史发展轨迹。
如果我们还相信社会科学世界中的每个学科都各有所长，如果我们还认同跨学科交流更有益于人类智识的提升，那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现象足以引起更多反思。至少，经济学家们似乎可以略微放下身段、多听听其他同行的声音？不过让人欣慰的是，这么一篇把经济学家从头到脚黑了一遍的论文，能在最近发表于经济学界顶尖的综述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经济学界善意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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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ander, D. (2005). The making of an economist redux.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7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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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cade, M. (2009). Economists and societies: Discipline and prof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France, 1890s to 1990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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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cade, M., Ollion, E., & Algan, Y. (Forthcoming). The superiority of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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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an, R. B. (1999). It’s better being an economist (but don’t tell anyon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3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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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ss, N. (2013). Why are professors liberal and why do conservatives ca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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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S. K. (2003). Tribal regimes in academ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rket structure across disciplines. Social Networks, 25 (3), 25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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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obs, J. A. (2014). In defense of disciplines: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specialization in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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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zear, E. P. (2000). Economic Imperical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 (1), 9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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