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宙斯盾”？多少钱一斤？
“宙斯盾”？多少钱一斤？
还记得《考克斯报告》以及科学家李文和吗？那份1999年公布的报告，除了指控中国拉拢美籍华人科学家窃密外，还指认包括休斯、摩托罗拉、罗拉等高科技公司向中国出售可以用于军事用途的计算机、导弹卫星技术等。
怕泄密，为啥不直接禁运呢？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学者Hugo Meijer认为，冷战后，美国政坛陷入对华技术输出上的争论，既要防着中国超越，又不得不推动技术输出管控门槛不断放松。这到底是为什么？
技术输出管控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形成的一种避免把敏感技术交给潜在竞争对手的政策，主要针对苏联，涉及技术或产品往往是军民两用，如既能预报天气、又能加密破译的超级计算机，以及李文和案中涉及的核武器技术、生化武器技术等。
冷战后，中国成为技术输出管控的主要目标，但此时的世界格局和高科技技术市场彻底改变。一方面，西方国家共同敌人的概念变得模糊，技术输出管理的国际机制逐步弱化；另一方面，中国开始大量求购技术。在当时美国技术输出管控清单涉及的项目贸易中，中国成为占据86%市场份额的最大进口国，排第二的俄罗斯只占6%。
换句话说，在美国谈技术输出管控，谈的就是要不要把高科技卖给中国。
在这种背景下，全球技术贸易和国家安全的行为范式都在改变。美国也开始面临如何平衡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这个难题。
在美国，技术输出管控主要涉及“三驾马车”：商务部、国务院和国防部。在“三驾马车”之上，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部门间出现分歧时负责协调立场、敲定政策。1990年代之前，国防部严格反对涉及军事的技术及产品出口，主张要国家安全，不要经济利益。
但冷战后，国防部观点180度转变，支持放松管制。除国务院国防贸易控制办公室外，其他各部门都持有类似态度，因此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始对华放松管制。
这种转变的背后逻辑其实并不复杂。首先，由于世界形势变化，美国的技术输出限制实际成了单边无效行为，唯一作用就是让美国国防产业在中国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其次，技术更新换代速率不断加快，中国本身能力提升迅猛，美国的控制步伐能不能跟上实在可疑。最后，冷战的结束让美国国防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往是政府出资，承包商研发实际是为军队打工；冷战后则变成企业自主出钱研发，此时良性的市场行为就成为研发的基础。
也就是说，任何形式的出口限制都会阻止企业盈利，进而减少投入下一代技术研发的资金，削弱五角大楼所依赖的工业基础。
因此，美国政坛出现了一种声音，即与其限制出口，还不如让美国“跑得更快”，用追求经济利益的方式保证国家安全。那如何让美国拥有研发新技术的更强动力呢？答案就是健康和充满活力的高科技市场，也就是所谓“出口=高科技企业=强大国防”等式。
当然，作为这一等式中的利益攸关方，高科技企业也是游说政府的重要力量。
以超级计算机为例，美国1993年开始放松管制，随即收到价值15亿美元出口产品申请，1994年价值6000万美元的超级计算机出口至中国。美国1996年按照目的地分成不同控制级别，中国和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等分在第三级，规定不许执照就可出口至这些国家民用技术，而潜在军事用途基础或特定规格技术产品需报批。
1997年至1999年，中国购进1924台超级计算机，数量是同级别国家中第二名至第四名的总和，给美国计算机业带来100亿美元的收入。
《考克斯报告》适时而至。其实，共和党议员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一直就试图在技术输出控制议题上掣肘。1990年代中期，共和党取得国会两院多数，开始批判政府向中国出售超级计算机的“疯狂政策”。1999年1月，《考克斯报告》出炉，至今还未解密；当年5月，面对大众的版本公布，再加上当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
21世纪头十年，共和党保守势力都在试图阻止对华技术输出。在小布什时期，这种态度的确引发了政府微妙的调整。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态度趋向保守；甚至连一直推动放松管制的商务部也把出口管理局改名为工业与安全局，以表明把国家安全作为最高目标。
不过，冷战后的结构变化彻底颠覆了技术输出的游戏规则。
还以超级计算机为例，中国市场代表了全球市场的79%，第二名俄罗斯只占11%。就算国防部拿出中国可能成为网络战争中美国的最大敌手的观点，同样不能论证不向中国出口超级计算机的合理性，因为就算中国不买美国的超级计算机，一样可以通过多台商用计算机并行处理完成破译等涉及军事用途的工作。
最终，美国整个各部门达成共识，需要限制的只是那些中国无法生产而美国是唯一供应方的技术，否则无法保证管控有效性。2006年，美国政府不再以计算速度作为超级计算机的评价标准，也就使大部分超级计算机出口不再受政府管控限制。
奥巴马政府期间，技术输出管控继续放开。美国已经开始打破冷战思维中的“美国堡垒”概念，启用新的策略：“用更高的墙围住更少的东西”，也就是缩小那些需要保护的技术范围，只保护那些能够有效保护的技术，其他的交给市场运作。
美国在对华技术输出管控上的政策并非如《考克斯报告》所说的那样失败。最近二三十年间，中国的技术能力，特别是军事技术能力突飞猛进，但并没有在实质上超越美国，撰写《考克斯报告》的共和党也没有在政策上趋向极端。
从另一个方面看，长期对华武器禁运的欧盟中，法国等军工大国一直在要求联盟解除对华禁运，但受制于联盟内全体一致的表决机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在法国人不断游说的理由中，重要一条就是军工企业要应对美国的竞争。同时，美国一直在以安全问题为由呵斥欧盟不能解禁对华武器销售。咦，好像读懂了什么？
参考文献
- Hugo, M, J. (2015). Actors, coalitions, and the making of foreign security policy: US strategic trade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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