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中国经济腾飞的幕后功臣
民营企业家：中国经济腾飞的幕后功臣
想要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轨迹，永远不可能绕开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其背后的原因机制究竟为何？多年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为了这一问题已经打过不少笔仗。2012年，康奈尔大学社会学教授倪志伟和隆德大学经济学教授 Sonja Opper 出版专著《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旗帜鲜明地指出：民营企业家们主动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建设，是中国民营经济部门发展壮大的根源，也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最大推力。
内生的制度变革
两位作者在书中阐释的观点，是建立在对学术界两大主流视角的挑战之上的。其一，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国家中心主义”视角认为，政府行为和政治力量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在研究中国经济腾飞史时，持有这一视角的学者往往将研究重心放在“政府做了什么”上：大到中央政府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引领经济发展路径，小到地方政府如何使出浑身解数刺激经济增长、创造财政收入。
其二，经济学中的“新制度主义”视角认为，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若想蓬勃发展，必要的前提条件是一整套保护私有产权、降低交易成本的正式制度。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没有公正完善的司法机构，私有经济的发展比登天还难。
然而，本书的两位作者指出，这两种视角都不能解释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为什么在中国能蓬勃发展。在执政者启动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时，头脑里根本没有“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这码事。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不仅没有一套鼓励私有经济发展、保护私有产权的政策框架，反倒是对民营企业的制度性歧视和刁难随处可见。纵观历史，中国政府对私营经济的支持性表态和立法，是落后于私营经济的实际发展步伐的。可以说，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在政府的忽视和打压、正式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一现实恰恰和“国家中心主义”与“新制度主义”视角所做的理论预测背道而驰。
在本书作者眼中，中国民营经济繁荣发展的最大功臣，恰恰是民营企业家们本身。他们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制度歧视，在黑暗中一步步摸索。在反复不断的经济交易过程中，他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自下而上地建立了一整套非正式制度，降低交易成本、保障私有产权。没有这一套自下而上建立的制度框架，民营经济的发展无从谈起。
而这一套非正式制度之所以能够被建立起来，是因为一系列社会机制为其提供了土壤。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民营企业家之间的社会关系，为他们之间的经济交易提供了信任基础和道德动力，输送了信息、传递了资源。而当这些社会纽带编织成一张细密的网，企业家们的道德共识得以汇聚，一整套商业语境下的道德规范得以形成，并被不断强化。这些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的总和，便构成了支撑民营经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
民营经济在非正式制度的支持下蓬勃发展，吸引更多人成为民营企业家。而更多人参与到民营经济活动中来，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套非正式制度。在这样一来二去的“正反馈”之下，私有部门终于成为政府无法继续忽视或打压的重要经济力量。在这样的压力下，政府才“被迫”出台正式制度和法律，对民营经济的非正式制度进行“合法化”。这一由民营企业家们自己主导的制度建设，被本书作者称为“内生的制度变革”。
社会机制的力量
研究者对长三角地区的七百余家民营企业进行了两轮问卷调查（2006年和2009年），同时在2005-2011年间对一百余位民营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学者进行了深度访谈。通过访谈材料和问卷调查数据的相互印证，本书作者生动刻画了民营企业家如何利用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在步履蹒跚地经济尝试中建立非正式制度，以及这些非正式制度如何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许多民营企业家们表示，他们一开始决定独立做生意，是因为耳闻目睹亲朋好友经商成功后受到鼓舞，或者干脆是被其他经商成功的亲朋好友劝说鼓动的结果。在创业伊始、两眼一抹黑之时，企业家们往往依赖于这些亲朋好友提供宝贵的经商经验。换句话说，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传递，一方面使得民营经济滚雪球似的壮大起来，另一方面使得经商知识得到不断的积累和分享。在很多地方，已经成功的企业家为正在创业的亲友提供经验和技术上的帮助支持，被视作一种道德义务。而这些新企业家站稳脚跟之后，则愿意和原先的“恩人”建立一种长期的互助关系：互相分享信息和经商建议、互相介绍客户、避免直接竞争。
因为民营中小企业难以在正式金融系统中获得融资渠道，向亲朋好友借贷便成了企业家们缓解资金燃眉之急的主要渠道。因为借贷行为以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借贷双方之间的信任被最大化，信息不对称被最小化。同时，这种社会关系也产生了道德压力，既迫使出借的一方痛快借钱，也迫使求贷的一方按时还钱。更重要的是，借贷双方往往在生意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长期的互助往来，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极大地增加了求贷者债务违约的成本。互相信任和道德约束，往往使得借钱过程既不需要正式字据，也不需要抵押物。同时，因为这种借贷行为依据的是“人情逻辑”，出借方并不会收取利息（当然，求贷方可能在还钱时主动支付利息作为答谢）。社会关系和道德规范，使得民营企业间的非正式借贷成为可能，极大增强了资金流动的灵活性、拓展了低成本融资渠道。
正因为许多民营企业家是在亲友熟人的吸引和帮助下走上经商之路的，许多地方出现了民营企业“扎堆”从事同一行业的情况，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产业集群”。同一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家们有大量的机会进行社会互动，久而久之便建立了人情纽带。随着这些人情纽带连成社会关系网，一整套有关“如何做生意”的社会规范便逐渐成型、并被社会关系网所强化。企业家们开始依靠社会关系组织大规模、多维度的商业合作，比如共同购买原料、协同制定市场营销策略、合伙投资、技术研发等。在密密麻麻的人际纽带中，消息和“闲话”都传播得飞快，因此，一旦某个企业家做出了有违道德规范的事，其他企业家往往能迅速知晓，进而切断和该人的生意往来与互助关系。这种“社会执法”机制有效维护了产业集群内的经济秩序。同时，当企业家们之间出现生意上的纠纷，他们很少求助于法律或政府，而是依托关系网中的其他企业家进行调解。
两位作者的分析还显示，基于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的非正式制度在民营企业获取组织合法性、解决用工问题、开展技术创新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总而言之，民营企业家们自下而上地建设非正式经济制度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在尝试中摸索、在实践中学习的过程。而种种制度创新被应用到实践当中，成为了民营企业解决种种经济难题的最重要武器。
从理论到现实
综观全书，两位作者的理论和分析依然有可被质疑之处。虽然作者对“国家中心主义”的自上而下视角进行了大力批判、极力强调社会中个体行动者（民营企业主）发挥主观能动性、自下而上发起“内生制度变革”的重要意义，但从根本上讲，书中讲述的故事同样离不开国家行为的深刻塑造。一方面，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国家政策对私营经济发展影响有限，那么为什么私营经济为何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销声匿迹、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个十年才重露萌芽呢？显而易见，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设计鼓励引入市场机制，为人们进入民营经济“试水”提供了空间，造就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另一方面，人们之所以敢于进入民营经济闯荡，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地方政府默许、容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从这个角度看，民营经济的发展，依然和政府息息相关。
从根本上讲，“国家中心主义”视角和“内生制度变革”视角完全可以被统一起来。中国民营经济崛起的过程，乃至中国社会其他政治经济领域的重大转型过程，实际可以看做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和自下而上的社会不断互动的过程。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勇于并善于在夹缝中进行各种令人咋舌的制度实验，但开展这些实验的前提是国家的政策为社会提供了“夹缝”。而当社会自下而上的制度实验达到蔚为壮观的程度时，政府又会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来规范、引导民间制度建设的成果。换言之，“内生制度变革”是对国家行为的反应，而国家下一步的行为，同样是对已有的“内生制度变革”的回应。这一互动游戏的进程，并不在哪一方的掌控之内；在各方的随机应变之中，整个社会的制度发展轨道沿着无法被预期的方向前行。
另外值得反思的是，即使本书作者揭示了过去三十余年中非正式制度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也并不意味着非正式制度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最优的制度环境，更不意味着非正式制度能对民营经济未来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制度保障。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民营经济也将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民营企业家们还能仅凭借着非正式制度渡过难关吗？正式制度是否将在未来变得越发不可或缺？要回答这些问题，还需要更多的观察和讨论。但无论如何，这本《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提醒我们，在享受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物质成果时，不要忘了那些极富开拓精神和主观能动性的民营企业家们——中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他们的勇气、智慧与汗水。
参考文献
- Nee, V., & Opper, S. (2012). Capitalism from below: Marke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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