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名叫“文革”的人们
那一代名叫“文革”的人们
相信所有经历过动荡年代的中国人，都能深刻地体会到政治对于私人生活、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力。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试图通过严谨翔实的数据分析确证这一点（如《文革动荡减少了门当户对的婚姻比例？》）。近期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的一篇研究，就分析了文革如何影响人们为孩子取名的习惯。研究者发现，随着文革的到来，“政治正确”的名字变得更流行、人们取名更爱随大流、“热门”的名字保持热门状态的时间更长久。
基于对理论文献的拓展和现有的历史档案与轶事，研究者提出了两条政治运动影响人们取名习惯的机制。第一，在文革到来后，某些名字变得政治正确，而另外一些名字变成反革命、觉悟低的代表。随着“破四旧”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生活中几乎所有文化元素都被打上了“正确”或“错误”的标签，所有日常文化表达都被冠以了政治意涵，名字自然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轰轰烈烈的改名运动也应运而生——从改街道名到改人名莫不如是。广为人知的一道谕旨将“宋彬彬”改“宋要武”便是其中一例。自然而然的，那个年代的父母为孩子取名时，会尽量选择贴合主流政治话语的“政治正确”名字，如“卫东”、“学军”、“文革”、“永红”等。
另外，文革到来后的风雨飘摇感，刺激了人们通过随大流以获取政治安全的意愿。文革中的政治运动特点使得个人命运变得极为不确定——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当成批斗对象、打成反革命，遭受无妄之灾。这一遭灾不仅和社会职业、地位等关系不大（十分随机），而且背后的原因常常令人匪夷所思。不知道哪句话说错、哪件事办错，就被人揪住把柄打成了人民公敌。在这种情况下，在生活中时时处处随大流、不显眼，成了相对保险的策略。这一策略体现在取名上，让“主流”的名字变得更有市场并且经久不衰。
通过从公安部公民身份信息中心购买的数据，研究者分析了从1964年1月到1969年11月这一区间内在北京出生的男孩的取名情况。作为文革肇始之地，北京无疑是用来研究政治运动如何影响取名风尚的最理想案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研究者将“文革”看做一场自然实验，试图从“文革前”和“文革后”的对比中寻找结论。理论上说，一个自然实验的研究设计要想严谨，需要找到一个“对照组”——一个各方面都和北京十分相似，但没受到“文革”这一“实验干预”或所受干预较轻的案例。这种案例显然是不易找到的。在缺乏对照组的情况下，研究结论要想有说服力，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文革前和文革后的北京，除了是否发生文革这一因素外，其他各方面并无不同。所幸的是，这一假设看起来符合史实，从而为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提供了基础。
研究者发现，文革开始后，贴合主流政治话语的名字大为流行。在对一些经历过“红色年代”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后，研究者们确定了一个“政治正确名字”的名单。他们进而发现，在1966年夏天之前，北京新生男孩最热门的30个名字中，只有7%属于“政治正确名字”，而到了1966年5月，这一比例提升到了10%， 到9月份更是暴增到25%。研究者在尝试了多种定义“政治正确名字”的方式后，发现这一趋势一直十分显著。
研究者还发现，文革开始后，父母给孩子取名时“随大流”的现象显著增加。在1966年三月前，每个月最流行的30个名字只覆盖了当月出生男孩的5%左右，而到了1966年九月，这一数字翻了倍。在这一时间段内，最流行的1000个名字覆盖全部新生男孩的比例从35%上升到45%。换句话说，“主流”的名字变得更加“主流”，而越来越多的父母不敢给孩子取“小众”的名字了。与此对应的，这些主流名字的主流地位也变得更加稳固，不容易随着时间推移而降温。
这些研究发现无疑再次向我们揭示：当文化仅剩下了政治符号意义之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表达会遭受怎样的扭曲。而在这极端的案例背后，也不应忽视在任何时空、任何社会，文化（风尚）和政治之间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个人人争叫“文革”、“卫东”的年代已经远去，但政治的身影依然游荡在我们文化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
参考文献
- Obukhova, E., Zuckerman, E. W., & Zhang, J. (2014). When politics froze fashion: The effe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Naming in Beijing1.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0 (2), 555-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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