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新贵：中国金融影响力在前行
沉默的新贵：中国金融影响力在前行
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不绝于耳，但人民币究竟能走多远，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国际金融版图呢？当“中国崛起”像一只炒热的概念股游离在现实和噱头之间时，中国在世界金融界的影响力究竟几何？密歇根大学助理教授 约翰.西奥西阿利（Dr. John D. Ciorciari） 在《亚洲综览》（Asian Survey）上撰文指出：中国在货币金融政策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仍十分有限，因此不得不在沉默中缓缓前进。
研究者借助政治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概念，从国际组织、地区平台、双边互动和货币影响力四条主线检视了中国金融政策影响力的变化。“结构性权力”被定义为影响国际秩序、规则，并在制度层面塑造他国行为的力量。
以往研究表明，一国之政策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该国的结构性力量，而部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之所以能撬动全球政治经济版图，正因为他们是早期规则的制定者，并享有结构性权力中的“遗产优势（Legacy Advantage）”。中国作为后起之秀，虽坐拥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市场，但在国际金融中的结构性权力较为薄弱。
国际大舞台，中国仍是配角
在国际组织层面，IMF是各国博弈的“主舞台”。自2006年和2010年两次改革以来，中国在IMF的投票权已升至第三位，与日本相同。2011年，前央行副行长朱民也被任命为第四副总裁，这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IMF执委会的话语权。
然而，相对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中国在IMF的影响力仍然很有限。IMF的高级雇员中只有1%来自中国，而在全体雇员中，中国人的比例也不超过3.5%。从近年的财政支援情况来看，虽然IMF在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批评下调整或取消了一些对制度改革的强制要求，但仍基本保持原来的行事风格。研究者认为，中国很难把尊重别国主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姿态移植到IMF。这侧面说明中国在IMF中的话语权并不高。
在某些具体的金融政策上，中国之声似乎要响亮一些。例如，2012年以来，IMF对资本管制的态度明显转变，从坚决反对转化为认可适度管制。虽然IMF的基本态度仍是支持资本流通自由化，但这被认为是以中国为首的一众亚洲新兴经济体努力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偶尔可以在国际组织内为发展中国家代言，但总体上依旧欠缺引领制度性变革的实力。
地区小舞台，中日领衔
在亚洲，中国的影响力近年来有所加强。《清迈协议》作为东亚、东南亚最重要的政府间区域合作，赋予了中国与日本同样的最高出资量和投票权。可是，两国都不具备一家独大的否决权，因此在各种议题上必须顾及对方和东南亚国家的意见。同时，《清迈协议》本身在整个亚洲金融体系中的作用非常有限。
在国际债券和外汇领域，中国相较日本的劣势更为明显。在《清迈协议》“东盟+3”的债券市场合作中，受制于自身对国际债券市场的陌生，中国仅仅肩负研究和辅助监督的职责。在外汇领域，日本正通过其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倡导建设类似 “欧洲货币单位”的“亚洲货币单位”，以整合一揽子亚洲货币并提高经济融合度。中国失去了先机，而正在筹备中的亚投行正有遏制日本的意图。
双边合作和货币影响力
研究者发现，中国政府历来不喜欢与某一国家进行货币战争。北京似乎更希望利用双边货币互换安排和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优惠政策来换取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响应，用“和气生财”来形容再好不过。当人民币成为直接支付方式时，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韩国、日本、东南亚似乎也可以享受到低交易费用、低汇率风险的好处。
虽然刚刚上路的人民币国际化还没有带来直接的政策影响，但它间接左右了周边贸易伙伴的货币政策。以出口、投资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在与中国争夺发达国家资本时，人民币的升值将巩固它们的出口优势，而人民币的贬值则使它们可以更理所应当地压低本币的汇率。这一点巩固了现有的南北贸易体系，使得许多中低收入国家不容易面临货币升值带来的经济危机。研究者通过分析数据发现，今天的东南亚国家央行在调节本币汇率时开始顾及人民币的价值。
研究者的分析和论证虽理据充分，但若能尽量考虑国内资本市场的开放、上海自贸区乃至国内政治等议题，其观点将得到有力的佐证。毕竟，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一国的外部表现很可能有深刻的内部动因。作为全球经济的新贵，中国在享受成就之余，更多地还是保持沉默。在中国的沉默中，国际金融秩序也正悄然地发生变化。
参考文献
- Ciorciari, J. (2014). China’s structural power deficit and influence gap in the monetary policy arena. Asian Survey, 54 (5), 86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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