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民意调查的前世今生
中国大陆民意调查的前世今生
小至星座血型，大至国民生计，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满形形色色的调查。只要有“调查数据”四个字作保，看似荒诞的信息好像在无形之中多了几分保障。其中，民意调查更是引人注目，有人信仰之，有人诋毁之，众说纷纭，热闹非凡。在中国大陆如此流行的民意调查是怎样发展起来？在学界又经过了怎样的研究讨论呢？
学者Schreiner在一篇名为《中国的第一次民意测验》的论文中认为，民营报纸《大刚报》在1942年10月10日的报纸上刊登了10个问题，询问读者对抗日战争前途的看法，开了中国民意测验之先河。截至当月17日，该报共收到读者回信11262份（94.8%为男性读者，女性读者仅占5.2%），其中99.6%的人认为“中国能够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事实上，中国的第一次民意调查始于20年前的1922年，比美国著名的盖洛普民意测验的首次实施还早了8年。在1922年11月24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庆期间，留美归国的心理学家、中华心理学会首任会长张耀翔（1893-1964）组织了一次民意调查，问卷发放对象均为学界人士，共收到答卷931份。这份问卷由八个问题组成，包括“假如你有选举权，你将选谁做下任大总统？”（孙中山以压倒优势取得最高票）、“你赞成女子参政吗？”（84.4%赞成）、“当今活着的中国人你最佩服哪一个？”（孙中山得票最多）、“中国有许多不良的风俗习惯，你觉得哪一样应当先改良？”（旧式婚姻制度得票最多）等等。
据张先生的外孙徐方回忆，他“冒险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结果），直接写明谁得几票。不久之后，果然有身着军服的人来找他，质问这项民意调查的意图。多亏北高师校长陈宝泉先生出面说明，这纯属学术研究，才使外公免于囹圄。”
不过，虽然中国的民意调查起步并不算晚，但其发展却始终因不敌毛泽东所青睐的“典型调查”和“蹲点调查”而限于停滞（Li,1994; Rosen,1989）。直到1979年以降，民调才再度进入公众的视野。Li Dong在博士论文中对1979年－1992年实施的民意调查展开了细致的梳理。他从51种期刊、11种报纸、9种书籍和两篇美国大学的博士论文中整理出329次民调，并对其特征进行了分析归纳。Li将这一时期的民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年－1982年左右的起步阶段，上海社科院的青年研究机构、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等共实施了9次民调。
第二阶段为1983年－1989年的飞跃期，共249次民调在这一期间实施，主题五花八门，包括青年研究（46%）、改革和政策实施（21%）和媒体研究（18%）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闵琦于1987年牵头实施的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查。由于1986年底政治气候微妙，闵琦形容自己及团队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把命都泼出去”搞调查，终于收集了建国38年以来第一批公民政治心理研究资料，并将分析成果汇总在《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一书中，有力地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这本著作中的结论在26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此外，中国人民大学舆论所和中国社会调查所分别于1986年10月和12月成立，宣告专业学术调查机构正式涉足民调领域。
第三阶段为1989年－1992上半年的停滞期，总共实施了71次民调。尽管政治气氛紧张，其中80%（55次）的调查仍然询问了受访者的政治态度，部分调查结果甚至还刊登在《北京青年报》等报刊上。此外，1992年见证了民间调查公司的起步，著名的零点调查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开始尝试采用先进的调查技术开展市场调查。
Li Dong继而对这批民调的数据质量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在中国大陆实施民意调查时，调查基本信息（包括调查时间、调查人数、抽样方法等）的低透明度、抽样（sampling）中存在的种种弊病、粗糙的数据分析、政治因素对调查施加的压力等都可能降低民调的质量和可信度。
研究者史天健在1996年发表的论文中对政治因素的影响特别注目，因为他在1990年实施的全国调查中发现，中国受访者经常给出“不知道／不想回答”（DK／NA）的答案。此后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EABS）等国际比较调查也显示，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受访者相比，来自中国大陆受访者的DK/NA率高得多。例如，一道“你认为现在的政治体制是？”的选择题使高达四分之一（25.1％）的受访者避而不答，而韩国、日本、泰国、菲律宾和蒙古的DK/NA率均在10%以下。
这一现象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兴趣。Zhu(1996)对实施于80年代的14次民调进行研究后发现，受访者个人因素和政治环境因素可能同样重要。当受访者为农民或学历较低的人时，倾向于对涉及专门知识的问题说“不知道”；而在政治上较为敏感的问题也将吃较多的“闭门羹”。此外，针对由政府机构主导的调查，受访者一般不会采取直接拒绝接受访问的态度（Survey non-response[SNR]），但会选择在调查中经常回答“不知道”以示戒心（Item non-response[INR]）。
近年来，中国城市居民对上门调查的拒绝率也在提高。两名研究者郑跃军和吉野谅三（2003）在北京和上海实施调查时，三成以上的市民拒绝了调查。他们的理由包括：“没时间参与”（40.2%）、“给自己定了规矩，拒绝一切调查”（36.6%）、“对调查内容没有兴趣”（16.8%）等等。学者李双龙近日也指出，上门调查的成本正在急剧上升，调查一名受访者平均需花费200元人民币。而在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CATI）和网络调查等手段尚不完备及各有缺陷的情况下，上门调查面访的方式依然十分必要。
2009年，Ren又一次对DK/NA的发生原因进行了讨论。在博士论文中，Ren对在中国实施的第四波“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实施于2005年）进行分析后认为，虽然无法完全排除“政治恐惧”（political fear）的影响，但学历的低下和政治知识的缺乏显然是更强有力的因素。同时，“政治冷感”（political apathy）或许比“政治恐惧”更能解释中国受访者隐藏其政治态度的动机。经过研究者们多年的努力，DK/NA率居高不下的现象虽然依然存在，但已不再能因此草率得出中国的民调结果全然不可信赖这一结论。
不过，抽样和数据分析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显然尚未得到妥善解决。那么，是否还需继续采用民调这一手段探知民情民意呢？Li认为当然有必要。他在论文中写道，知名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固然可以就中国的政府和国民关系大发议论，但只有在闵琦等收集的数据支撑下，他的观点才更具说服力。
目前，中国大陆的调查机构共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隶属于国家统计局等机关的政府主导型调查机构，第二类是《中国青年报》、《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等搭建的媒体型调查平台，第三类是学术研究型调查机构，此外还有各类民间调查公司3700余家，其中约15%专门从事社会民情调查和市场研究。作为“中国纵向的官民沟通、横向的社会沟通”的重要途径之一，民意调查必将在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迎来更为严峻的挑战。
英文文献
- Li, D. (1994). Public opinion polls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in China, 1979-1989. Columbia University.
- Ren, L. (2009). Surveying public opin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 An examination of survey respon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 Rosen, S. (1989). Public opinion and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22 (2), 153-170.
- Schreiner, S. (1943). China’s First Public Opinion Poll.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 (1), 145-148.
- Shi, T. (1996). Survey research in China. Research in Micropolitics, 5, 213-250.
- Zhu, J. H. (1996). ‘I don’t know’ in public opinion surveys in China: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causes of item non‐respon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5 (12), 223-244.
- Zhu, Y. (Ed.). (2008).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Columbia University.
日文文献
- Li, Shuanglong. (2015) 中国における世論調査の現状および今後の動向 (特集：特別研究大会報告–東アジアにおける世論調査の現状と課題).日本世論調査協会報 (115),15-18.
- 鄭躍軍、吉野諒三.(2003) 東アジア価値観国際比較調査に向けて: 中国における意識調査のための標本抽出の実践的検討(特集：2002年度関西研究大会).日本世論調査協会報 (91),16-21.
中文文献
- 闵琦.(1989).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 云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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