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写了这篇申请总结。其中的目的，一是给自己的本科生涯有个交待，二是因为近年来打算申请美国社会学PhD的中国学生不断增多，我也希望能将我这几年学术摸索道路中的一些思考和申请经验分享给以后的申请人。客观地说，凭借美国本科的背景，我在所受的学术训练上和申请的具体过程中都占了很多白来的便宜，让我扪心有愧。但也正因为我的背景，我在申请中得以接触到了很多宝贵信息，相信也能稍微缓解后来者在申请时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近几年的趋势看，来自中国的社会学PhD申请人在背景构成上越发复杂，从地理位置上说，从大陆申、香港申、美国申的都有，从时间节点上说，本科毕业申、硕士毕业申、工作几年再申的也都常见，此间排列组合，又有无数可能。而我在这篇总结里想做到的，是超越我具体的背景，从我的学术经历和申请过程中挖掘出一些更有普适性的感悟、体会和建议。其中说得对或不对的，欢迎大家吐槽、拍砖。

此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我的申请结果和背景条件。第二部分结合我过去的学术经历，分享了一些我对“做学术”这件事的初步认识和体会。第三部分是对美国主要的一些社会学顶尖PhD项目的鸟瞰式介绍，具体包括录取了我的八个学校，外加杜克和UNC（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第四部分谈谈我对申请准备过程中的一些技术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一、申请结果和基本概况

录取：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西北大学（均为社会学博士项目）

拒绝：无

中止申请：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经济社会学博士项目（在拿到哈佛的录取之后就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不会去MIT了，所以决定撤回申请）

教育背景：国内高中毕业；杜克大学本科（社会学+数学专业，物理辅修），大四直接申请；14年暑假在密歇根大学参加ICPSR定量研究培训项目，上了四门课（回归分析、最大似然估计、结构方程模型、因果推断）且有成绩

GPA：3.93

GRE：阅读167+数学170+写作5.5

研究兴趣：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比较历史社会学、混合方法

研究经历：1）最主要的是一个独立完成的田野研究，论文在两个学术会议的panel上口头报告过，其中一个panel由Viviana Zelizer在14年美国社会学会（ASA）年会上组织并担任评议人（我的论文能进这个panel属于撞大运），这个研究后来也被我用作申请材料中的写作样本（writing sample）；2）作为第一作者和我的导师高柏教授合写过一篇中文评论文章，发表在《社会》2014年第一期；3）另外还有一个独立的定量研究，只在一位教授的推荐信里提到。

推荐信：三封都来自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正教授。

我个人猜测，站在录取委员会的角度，看过我的这份申请材料后大概会有如下感觉：一是比较全面没有短板；二是定量背景较强但以后想做比较历史，这里面内在的矛盾和张力比较吸引眼球；三是研究经历比较突出、写作样本也挑不出大纰漏；四是个人陈述写得较为动人（后面会说到）。

二、本科学术经历回顾

本科的第一个学期，我误打误撞地选了“社会学导论”，而那门课对我三观的颠覆是革命性的。记得开学的第一节课，老师抛出了这么几个问题：为什么今天的社会里养育孩子的责任由家庭和学校共同承担，而不是完全让每个家庭自己教育孩子，或是像斯巴达人一样把所有孩子都交出去集中抚养？婚姻制度为什么会存在？我们每天见面为什么要说“How are you”？之后的几堂课上，他带领我们用各种理论视角来分析这些问题。此间的震撼之处在于，这些看起来是如此理所当然的事物，之前我从来没有把它们当作问题。

如果说这门课教给了我什么道理，那么就是：所有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比如学校、婚姻），都是在过去的社会发展中经历了无数变迁、在各种社会力量不断的碰撞和妥协之下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所有那些让我们觉得天然正当的观念（比如“公平正义”、“男女有别”），都是这个社会用一整套复杂的机制在我们脑海中不断强化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建构”。而社会学的意义，就在于挑战一切“理所当然”、在所有的社会现象背后问个“问什么”。这对于一个刚走出高中校门，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而又充满好奇的大一学生来说，实在太吸引人了。

而另外一个促使我选择将社会学当作专业的因素是，在刚刚走出信息高墙之后的第一年里，我经历了巨大的“信息地震”。那时的我力图像海绵一样拼命吸收所有貌似在墙内得不到的信息，在推特上关注了许多维权律师、民运人士、宪政学者。虽然我那时所秉持的政治价值观在今天来看有些无脑（这并不是说今天的我对社会现实不持批判态度，只是自认为批判的段位大有提高），但这些信息来源大大拓展了我对中国社会的阴暗面和复杂性的认识。而在那时的我看来，社会学就是帮助我深入理解这些阴暗面和复杂性的最好工具。

而在学习社会学、或者说更广泛地接触社会科学的这几年里，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对自己的认知和定位正在逐渐向一个真正的“社科学人”、或者说“严肃知识分子”的方向靠拢。这种变化的具体内涵，大概可以归结为两个维度：学术品位和问题意识的形成、基本研究能力的培养 。

学术品位和问题意识的形成

所谓“学术品位”或者“问题意识”，其实就是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样的研究能让自己发自内心地激动不已、血脉贲张？什么样的问题能点燃自己饥渴的研究欲望？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学者对自身的身份定位的基本组成部分。确定了这一点，也就确定了自己搞学术究竟是为了什么，也就有条件让自己在纯粹的学术热情支撑下渡过许多难关。

我第一次感觉到“学术品位”问题的重要，是大二上学期在上社会学研究方法课的时候。那个课上我们读了一堆在我看来十分无聊的研究：一个人的容貌如何影响其社会流动性、什么样的夫妇容易离婚、中学里的性关系网络是怎么形成的，等等（我不是说这些研究没有意义，但只不过不是我的菜）。当时的我感受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局限：社会学就是做这些小鼻子小眼的东西吗？我还学它干什么？难道就没有些更大、更有意义的问题可做？

带着这些问题，我去求教了我的专业导师高柏教授（高老师在这几年里对我帮助极大、影响深远，后面还会讲到）：今天的社会学界到底还做不做那种“大”问题？在高老师建议下，我去看了他写的两本著作：一本讲日本在二战后三十年的经济政策制定，是如何秉承“发展主义”的精神内核、根据不同的外部局势而调整具体的政策工具；另一本讲支撑日本二战后三十年经济腾飞的经济制度框架，是如何在80年代初世界经济环境剧变后反而成了日本经济发展的阻力。当时我不知道这就叫“比较历史社会学”，也不知道这样的研究问题在日后会成为我的真爱，但在当时，这两本书对我起到了“定心丸”的作用：看吧，社会学里有人研究那些不小鼻子小眼的问题，而且还能研究得好——概念逻辑清晰、经验分析扎实。

当时的我，在看新闻的时候会特别关注像强拆、上访、罢工、邻避运动这样的消息，因此对广义上的“抗争性政治”很感兴趣，也看了大量的应星、于建嵘、李静君（政见团队曾对李老师做过 访谈 ）以至于Charles Tilly（仅限于他社会运动方面的工作）、Doug McAdam、赵鼎新等学者的作品。但渐渐我就发现，其实我所感兴趣的，并不是“ 集体行动如何动员 ”、“ 什么决定了抗争事件的成与败 ”这样“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抗争性政治背后反映的更加深刻的社会走向是什么。换句话说，我感兴趣的并不是抗争性政治本身，而是 抗争性政治背后的国家-社会关系 ，而这种关系同时和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干预行为密切相关——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元问题”。从那时候起，一种模糊的感觉开始出现：我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是在经济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交界地带，是在“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上。而这种感觉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政见团队给了我许许多多拓展眼界的机会。

而就在我问题意识开始形成的关键时期，我遇到了另外一位对我影响甚巨的老师——清华大学的沈原教授。沈爷反复主张，社会学工作者要去抓住那些中国社会的“真问题”。沈爷眼中的“真问题”，在我看来有两层含义：一是那些和中国社会发展命脉直接相关的大问题、那些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最为重要的问题；二是要以批判的精神关注社会现实中的阴暗面、 为弱势群体发声 ，努力做到speak truth to power。而“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无疑就是这样的“真问题”。

而对我而言，这一领域的另外一层激动人心之处在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永远有做出重大理论贡献的可能。对于有些领域来说，基本的理论框架已经形成，再往后的研究只有些小修小补的意义，要做出颠覆性的工作是十分困难的。但针对“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研究，因为研究问题本身往往格局宏大，总能直指社会科学中最为核心的基本概念、和学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重要理论讨论对上话，因此往往能加深我们对于最根本的理论问题的理解。正因为此，这一领域也不易出现那种仅仅验证或证伪常识的无聊研究。

而对于这样的研究问题，必然有一种特定的研究取径与其搭配。“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内在逻辑，往往要在历史语境下才能看清楚，需把时间维度加进来，考察经济制度、政治格局、社会结构随着时间推移如何发展、互动；同时，这样宏大的问题，通常也不是讨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就能讨论明白的，总是需要显在的或隐含的多案例比较。而比较历史社会学，提供的恰恰就是这样一条研究取径（政见团队介绍过的两个和 政治转型有关的研究 ，就是很好的例子）。循着这样的思路，我开始搜集、阅读比较历史社会学家们的著作，既包括老一辈的Barrington Moore、Theda Skocpol、Charles Tilly（他在“现代国家的形成”方面的工作）等人，也包括晚近的Frank Dobbin、Monica Prasad、Greta Krippner、Marion Fourcade、Andreas Wimmer等等。这些研究看得越多，我越是确信：自己想做的，就是这样的研究——我还记得，在阅读Monica Prasad的The Land of Too Much一书（ 政见曾介绍过这一研究 ）时，那种全程屏住呼吸、心跳加速的巅峰体验，掩卷之后不仅叹道：要是能做出这样的研究，死也值了！这些研究不仅让我体验到了智识上的极大愉悦，也帮我树立了信心：看吧，当代社会学界有这么多人都在做我感兴趣的研究，而且他们的研究工作确实能受到主流学界的认可。

当然，在比较历史社会学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研究风格。有些学者追求逻辑上的严谨和精确，一定要在历史叙事中挖出一丝不乱的逻辑线来；而有些学者更尊重历史的混沌性和随机性，倾向于保留历史叙事的复杂原貌而不进行过度抽象。我个人似乎更像是追求逻辑清晰的那一款，而这真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 在我阅读那些顶级的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时，常常把自己想象成研究者本人，体会她们是如何一步步把一个研究做到呈现在我眼前的样子的。而在这过程中，我能深刻感到，做出好的比较历史研究是一件多么富有挑战的事情：首先，得在浩如烟海、极易让人迷失的历史档案中把历史叙事搞清楚；其次，要对历史叙事进行概念层面的抽象，建立清晰的分析框架，捋出深层的历史机制；最后，还得把分析框架上升到理论层面、和社会科学中最为核心的“母题”对上话，从而阐明研究工作的理论洞见为何。这一过程，实在太难，而这种难度，也恰恰是比较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回顾自己学术品位和问题意识渐渐形成的过程，很让我庆幸的一点在于，整个过程不是由某些具体的研究经历主导的，而是自己相对独立地阅读、观察、思考的结果。大部分社科学生在本科、硕士阶段的研究经历中，研究些什么问题、研究做成什么样子，往往极大地受现实条件限制，甚至常常是由机缘巧合的偶然因素决定的（我本人就是）。如果被这些具体的研究经历限制了未来的研究兴趣，实在是太过遗憾。我真正怀有热情想做的研究，在本科阶段从未做过；而我在本科阶段所做过的研究，让我对“什么叫做学术研究”有了理解，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但并未直接反映在我今后的研究兴趣上。

讽刺的是，在我自身的学术品位和问题意识渐渐明晰之后，我反而对不同的研究领域、不同的研究取向有了更大的包容心。那些原来让我觉得“无聊”的研究，我依然还是会觉得无聊，但我并不会因为自己觉得无聊就鄙视那些研究，更不会因为自己觉得无聊就不去读那些研究，甚至能暂时抛下自己的偏见去细细琢磨那些研究的价值而在。给政见写稿的过程，本身也“鞭策”我不断拓展自己的阅读广度、介绍不同内容和风格的研究。这其中的道理，可能是因为自己已经有了“主心骨”，所以不怕其他“无聊”的东西扰乱自己的心智，从而能够拿出轻松的心态面对它们。

基本研究能力的培养

大二下学期，我在高老师的指导下读了Monica Prasad的The Politics of Free Markets一书，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学会如何阅读和理解一个宏大、复杂的经验研究。虽然这算不上是一个研究经历，但它对我积累研究能力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我做过的独立研究。读懂一个经验研究其实是很难的，尤其是比较历史研究：如果不是阅读过程中脑子特别清楚的话，很容易分辨不清哪里是作者提出的问题、哪里是作者用来解答问题的概念框架和抽象机制、哪里是具体的基于经验材料的历史故事、框架和故事之间是怎么对接的。这让我在第一次阅读完这本书之后，感到十分不得要领、云里雾里。

在和高老师一次次的讨论中，在一遍遍反复阅读中，我逐渐学会了理解一个研究的正确方式。看一个研究，首先要抓的是“因变量”——作者要解释的事情是什么？这个被解释的对象在不同的案例里有什么区别？作者是怎么测量这些区别的？先搞懂了作者要解释什么，接下来才能弄明白作者是用什么因素——也就是“自变量”——来解释她要解释的东西。顺着这样的思路去思考，这些“自变量”在不同的案例里有什么不同？在不同的时间点上有什么不同？作者是如何测量这些不同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几个自变量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导致这些关系得以确立的具体机制是什么？这些机制在时间维度上如何展开？把握住了变量、关系、机制，才能说是把握住了一个研究的解释框架。在此基础上，再去细读作者讲的历史叙事，看概念框架和具体叙事是否贴合。这又是一件让我感到十分庆幸的事：在真正独立地做研究之前，我已经对“打开一个研究的正确方式”有了初步的理解。给政见交租的压力，也“裹挟”着我这两年不断强化这种理解：一方面，对于有些相对艰深的研究，只有抱着“要交稿”的心态，才能逼着自己读下去；另一方面，如果要把一个研究介绍得到位，非做到把研究吃透不可，一点懒都偷不得。

大二暑假，我开始尝试自己的第一个独立研究课题，进入河北的两个历经农村工业化后形成的产业集群进行田野调查，重点看这些产业集群内部的民间金融制度安排。做田野自有做田野的极大挑战和极大刺激，此处先不赘述（具体可见 《背上包，去田野》 ）。而更大的挑战，在于如何用好田野材料，做出一个好的研究来。想做出一个质量很高的定性研究，真的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首先面对的就是：从田野里收上来的材料往往包罗万象，纷乱不堪，毫无头绪，你能不能想清楚自己应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能不能对“现象”进行最基本的分类和归纳总结？这些事看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有了这些对于田野材料的最基本逻辑处理，才能围绕研究者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捋出来田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如何发生的。这应该算是一个田野研究的第一步：从极为混乱的原材料中，拎出一个清晰可辨的“故事”来。

当我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完成了这一步、带着一个关于“农民企业家如何给自己找钱”的故事激动不已地回到学校之后，和高老师第一次见面就被泼了冷水。高老师其实就说了俩字儿：“so what”？是啊，光讲一个故事有什么意义呢？别人为什么要听你讲故事呢？对于大多数基于田野的案例研究，仅仅做到“描述”这一步是没有价值的；如果要让研究有价值，必须是以“解释”为目的。回到田野原材料中，我慢慢摸索：那个值得被解释的puzzle在何处？既然是两个案例的比较，那能不能在这两个案例之间找到一个有趣而又重要的区别？光是找这个“因变量”，就花了我一个月；而只要找到了它，就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因为有了一个明确的研究问题戳在那里，整个研究的方向也就有了 。

接下来，就是在回到田野材料中，看看用什么东西（“自变量”）可以解释这个puzzle？这个东西能用什么概念去命名？如何测量？而更重要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具体机制使得“自变量”的不同表现导致了“因变量”上的不同结果？这个时候，脑子里就有了一个“地图”，地图上的节点就是各个“变量”，节点之间有清晰的连线关系，每条连线后面都有具体的机制。我历经了几次大的推倒重来，才从具体的“故事”里抽象出这个简洁、完整而有说服力的解释框架，也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用变量思维做定性研究”。

再之后，便是广泛地阅读理论文献，思索自己的这套经验分析能和什么理论对上话。对于定性案例研究来说，寻找理论意义的最简便途径往往是通过 “负性案例法”（negative case method）——自己的个案可以挑战什么主流理论（既“XX理论如何解释不了自己的puzzle”）？但光指出这一点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更考验研究者功力的，是指出如何“改进”主流理论（如概念的拓展、适用范围的明确、新变量的引入、结论的修正）以增加理论的解释力。做到这一步，才能谈得上自己的研究有理论贡献。同时，借用理论文献中已有的概念，可以帮助自己更清晰简洁地描述解释框架和因果机制，并在理论和自己的研究之间营造出“对话感”：用理论看自己的案例——理论无法解释自己的案例——自己的案例应该如何解释——这说明现有理论应该如何改进。

当我确信自己真正把这个研究做明白了的时候，是在自己能做到“三个一句话”的时候：一句话说清楚自己的研究问题；一句话说清楚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一句话说清楚研究的理论意义。做到这一步，让我觉得自己还不算太对不起这个研究后来收获的认可和好评。但打通这一个个关节的过程，实在是艰辛得很。唯有如此艰辛，才能让我懂得真正的“学术研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大三下学期和暑假，我又在Angel Harris教授的指导下做了一个家庭社会学方面的定量研究。我对这个研究领域毫无兴趣，目的只为体验一下定量研究是如何操作的。而整个研究的过程也十分不像话：先拿到数据，然后看数据里的变量之间有什么问题可以分析，跑数据，思考如何解释数据结果，然后把这些解释以理论演绎和“假设”的方式写出来，最后写成一个假冒伪劣的“提出假设—验证假设”的定量研究。毫无疑问，这与定量研究的标准流程背道而驰。但从这个研究经历里，我再次体会到了“想法”、或者说是“理论”的重要性：跑数据谁都会，真正见功夫的，是想清楚将数据分析放在什么理论框架中进行。定量研究的洞见，不在那些充满数字的表里，而在数据分析之前的理论讨论和从理论推演出假设的过程之中。

结语

回过头来看，我本科这几年的“学术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个由读书（包括读论文）、学做研究和瞎琢磨组成的过程。而在这个不断摸索的过程中，我慢慢形成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的思维方式，也开始思考一些更加抽象的认识论问题。我逐渐懂得了，社会科学里不存在大一统理论，认识世界要从寻找现实问题出发；我日益相信，“因果推断”是不能脱离因果机制的建立而单独存在的；我慢慢意识到，和形式建模相比，从田野里和史料里挖掘出来的因果机制更能说服我；我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厌恶与日俱增。同时，我也开始尝试初步地思考：宏观层面的结构力量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中层机制在社会科学里变得越来越重要、具体的经验研究和抽象的概念母题之间如何对话、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怎么结合、演绎思维和归纳思维分别和什么研究方法对应、社科研究应该或能够在何种意义上做到“价值中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里面的许多问题，在当今社会科学界并无共识，甚至永远也无法达成共识，但至少在我看来，是否对这些问题有所思考，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社科人”的标志。对于想做比较历史社会学的我来说，在以后的学术生涯里更是注定要不断被这些问题折磨。

其实，越是思考这些问题、越是阅读那些优秀的研究，越是能意识到自己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科学者”差得还有多远。在我接到录取以后、去各个大学参观访问之时，那种心虚感一直笼罩着我。自己现有的对社会学、社科研究的粗浅认识，实在不足以支撑我做出那些让我激动、崇敬的研究。我期待在博士期间获得更大的智识上的成长——当然，这种成长也是建立在本科阶段打下的地基之上的；已经形成的学术品位、问题意识和思维方式，决定了今后自己学术人格的发展将遵从什么样的轨迹。这，也算是一种“路径依赖”吧。

记得以前，当别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学社会学”的时候，我还努力想出种种理由来解释。但好像自从大三的某个时刻开始，我就放弃了解释的努力，只用一句话来回应：“因为真爱啊”。本科期间的学术经历，也让我有底气说这句话。几年里，我体验过各式各样的和学术有关的痛苦，无论是读到一堆无聊研究时候的沮丧、看不清真正的学术兴趣之时的迷茫、面对一本经典著作死活读不懂的痛苦、考虑找教职前景时候的灰心，更别提一切和做研究有关的孤独、纠结和绝望。但在见识了这些学术生活最丑陋的面向之后，我还是愿意去拥抱它。我猜，这种热爱来自于一种十分原始的冲动：那种面对社会现实中种种puzzle时的好奇，那种读到大牛前辈的天才研究时的激动。我愿意和这些极为聪明的脑袋对话，我愿意让这些高级而纯粹的智慧充斥我的生活，我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做出那种让我激动的研究，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可以。

三、美国主要社会学博士项目简介

需要声明的是，我对下面介绍的这十个学校的了解和印象，大部分来自于刷系里教授的网页和校园访问的短短一两天时间，因此偏颇是难免的。各位如果想了解各个项目的真实详情，请联系就读于这些项目的学长学姐。当然，因为我见识过的学校比较多一些，所以下文有比较浓重的比较色彩，算是用广度弥补深度吧。以下这些信息不是为大家最终选择去哪个学校时做决定服务的，而是帮助大家在决定申请哪些学校以前，对各个项目的风格有个粗略了解，以决定哪些项目比较合自己的口味、如何在个人陈述中投其所好。另外，以下内容基本不对教授指名道姓，也不涉及内幕八卦等。

与 经济学学科各学校PhD项目相对整齐划一 不同，在社会学领域，不同学校的PhD项目在培养风格和侧重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这应该也和社会学这个学科本身比经济学更加多元和分裂有关系。按照培养风格的大致区别，这十个项目约略可以分为三类——A组：普林斯顿、斯坦福、杜克、UNC；B组：芝加哥、伯克利、哥伦比亚；C组：密歇根、哈佛、西北。

A组学校的共同点是，项目设置得非常周密，（相对而言）老师对学生管得较多，比较偏重定量研究。

普林斯顿的博士生培养质量号称是全美最好的，它们近年的毕业生找工作情况也是冠绝全美。其背后的原因至少有四：一是普林对学生的方法论训练确实非常出色，尤其是定量方法；二是存在“系统性力量”督促学生尽快产出研究成果、早日发表论文，普林的学生一般也能在较短的时间（5-6年）内毕业；三是据说系里对学生有很好的“职业化”培养（即教学生怎么在学界生存），学生对业内最新的文献、动态、热点话题都能有及时的了解；四是普林每年都能抢到最多的顶尖学生。普林在社会不平等方面的研究实力最为出众，但其他各个方向也都有顶尖老师。对中国学生而言，谢宇老师的到来更是重大利好——谢老师多次表示，到普林后会将极多的精力放在培养学生上（政见团队曾多次介绍谢老师的研究，比如 这篇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普林在指导学生进行“定量+访谈/民族志”的混合方法研究方面极有心得，近几年有若干出色毕业生都是走这个路子。不过，美国学界对普林斯顿的毕业生一直存在偏见，觉得普林的学生太“规矩”、“主流”、没有野心，只做容易发论文的题目，不碰更有趣、重要、有挑战性的题目，不是严肃、深刻的“思考者”。

斯坦福的培养模式一直被盛传是近似于“学徒制”，即像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科一样，学生高度依附于老师，老师对学生做什么题目有较高的支配权。但我去看过之后，目测真实情况远没有那么夸张。在业内的旧有印象中，斯坦福的研究风格高度定量，但近些年来系里也在不断强化定性研究（访谈/民族志）方面的实力。系里目前最具特色的应该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由于紧靠硅谷，它们对“大数据”时代的“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也颇有野心，由于学校整体氛围的影响，社会学系博士生去选修计算机系的课程简直要成为常态。由于有周雪光老师和Andrew Walder坐镇（这两位著名学者的研究曾多次被政见团队介绍，比如 这篇 和 这篇 ），系里的中国研究方向是很强的，而社会学系之外也有很多和中国研究相关的资源——系里在给自己做宣传时，着重强调了“打破学科和院系界限”这一点。

UNC和杜克，都是传统的美式定量校，UNC比杜克要更定量一点。如果给这四个学校在研究风格的“定量程度”上排个序的话，那应该是UNC>斯坦福>杜克>普林斯顿。虽然这些学校都是定量校，但也都有若干做定性（访谈/民族志）的老师，所以想做定性（访谈/民族志）的同学也可以考虑，尤其是想把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当然，如果想做比较历史的话，这四个学校都较不理想。在A组这些学校念博士，可能会更有安全感、更不会感到迷失，但与此相对的，自由度可能也更小一些。

B组学校的风格和A组学校高度对立：给学生较大的独立空间，老师对学生管得比较少、比较看重学生的自主性，不注重“职业化”培养。相对A组学校而言，B组学校对定性研究（访谈/民族志和比较历史）的强调更多一些（只是相对而言，如果从绝对意义上看，这些学校也依然是定量为主）。

芝加哥近些年在毕业生找工作方面无甚突出表现，系里认为和对学生太过“放羊”有关，因此这几年也在锐意改革，力求将项目设置得更加周密、加大“职业化”培养的力度（也就是向A组学校靠拢），具体措施有：改革博士资格考（芝大在博士第二年开始前有一轮General Exam，在第三/四年还有一轮Special Field Exam），增加了第二/三年的写作专项课程，完善了工作坊/讨论班体系（Workshop System）。但另一方面，系里依然希望坚守那种鼓励学生独立做课题、做有野心的大课题的传统。因此在我看来，芝大目前处于一种很有趣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希望给学生更好的“安全网”，另一方面还要继续给学生留出自由施展的空间；一方面跟学生说“我们来帮你”，另一方面还是鼓励学生独立工作。这种项目结构的内在张力，也可能成为学生们的机遇。芝大在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民族志、人口学方面都有特色，无需多说。此外，系里在“计算社会科学”方面也有很好的资源。 芝大是比较愿意招中国学生的，也重视中国研究（赵鼎新老师和新来的宋曦老师）。

如果说芝大是将“过度放羊”当做缺点而努力改正的话，伯克利则是以“高度放羊”为自豪——伯克利的很多老师和学生觉得，学生就该独立做学问、想做啥做啥，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我能感到，系里上上下下似乎贯穿着一股“气”，崇尚思考大的、重要的理论问题，崇尚纯粹意义上的思维美感（以及基于这种美感的经验研究）。多个伯克利学生跟我表示过对美国主流社会学界的鄙视情绪，觉得主流的东西无聊、没有价值，愿意潜心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大问题，而不愿和主流多打交道，即便以后找不到好工作。有学生跟我说，他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读经典哲学著作上，而不是读《美国社会学评论》上。这种博大、深邃的气场，自然也和系里的研究风格相关——伯克利应该是目前美国高校中比较历史社会学最强的系，他们的学生经常做出原创性极强、野心极大的博士论文。另外，伯克利作为恐怕是全美最左的高校，社会学系也不例外，该系到目前依然保有相对浓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当然，伯克利的项目在现实层面有很多问题：公立学校财政吃紧、被其他学校认为方法论训练不严格、老师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可能不是很充裕、学生在追求独立的同时容易迷失、平均毕业时间太长、系里老师之间有不和谐的现象。

哥伦比亚的社会学系同样以“放羊”闻名，它们甚至连真正意义上的博士资格考试都没有。我在哥大停留的时间过短，对项目的了解也比较有限。和芝大、伯克利相比，哥大有两个显而易见的优势，一是学校资源充裕，二是地理位置处于新英格兰地区学术重心圈内。总而言之，B组的学校适合追求独立、不怕冒险、高度自律、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学生。

而C组学校的风格，像是介于A、B两组之间：既管得不是很死，又不是过于放羊；既在某种程度上给学生安全感，又鼓励学生追求自己的野心。和B组学校类似，C组学校对定性研究（访谈/民族志和比较历史）也有较多的强调。

密歇根就是最为极致的“全面型选手”，基本属于360度无死角无短板。从研究风格上来说，它是这些顶尖项目里最为均衡的，定量研究（含人口学）、访谈/民族志研究、比较历史研究全都强得吓人；从学术培养方面看，系里一方面能在方法论训练上做到一丝不苟，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学生的理论素养、鼓励学生思考抽象宏大的理论和认识论问题（“社会科学哲学”在学生中是热门课，另外还有定期的理论工作坊）。近年的密歇根顶尖毕业生里，各个研究领域和方法论取向的都有，说明这个项目有很强的“可塑性”、能适应各种学生的需求。我在参观访问密歇根时候的另外一个直观感觉是，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非常多，社群感很强。系里不仅有完善的工作坊/讨论班体系（Workshop System），也有学生之间自发组织的读书会——就我个人的旁听体验来看，这种交流状态不仅达到了很好的学术深度，也起到了相互支持的情感纽带作用。我感觉，这是一个很舒服的、很容易让人爱上的地方。

而哈佛，虽然做不到在所有方向和方法论取向上都达到师资雄厚，但每个方向上确实都有老师，而且都是学界顶尖级别、甚至是教父教母级别的老师。和密歇根一样，哈佛能同时做到提供严格的基础方法论训练和鼓励学生做有野心的大题目。而哈佛更优于密歇根的一点，在于对混合多种研究方法的强调——哈佛系里的所有老师几乎都精通多种研究方法，培养出的学生也是如此（包括做比较历史的学生）。哈佛也是这些顶尖项目里比较罕见的将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都列为博士必修课的。同时，系里的教授在政策界和公共舆论界所具备的影响力，似乎也是其他学校老师所不及的（有学校名气加成的因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参观访问时能感觉到系里氛围十分轻松友善，老师没有架子，老师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关系非常融洽。而在社会学系以外，学校整体的资源雄厚，这不必多说，系里也很鼓励学生跨越学科界限、多利用其他资源；另外，系里和波士顿的其他高校之间也有很紧密的联系，比如哈佛和麻省理工合办的经济社会学工作坊。身在哈佛，怕是会有一种“遍地是黄金”的感觉。

西北留给我的最大印象，是这个系的亲和力（整个系坐落于两栋十分可爱的小房子里）——老师十分尽心，同学之间相亲相爱、相互扶持（有师姐亲身经历为证，绝对要给大好评）。从研究风格来说，西北应该是所有这些顶尖项目里最偏定性的一个，系里定量为主和定性为主的老师比例大概能达到一半对一半。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系里在比较历史社会学上的师资极为惊艳！和伯克利、密歇根叫板绝对没有问题（人数比不过，但实力绝对可以一拼）！同时，西北社会学系和政治学系有相当紧密的联系，多位老师在两个系同时任教；它们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在全美遥遥领先，也拥有全美最成熟的JD-PhD联合项目。综合来看，C组的学校丰富多彩、兼容并包，适合各路奇葩学生。

四、关于申请要件的一些操作性问题

GPA/课内学习

GPA和标准化考试成绩在社会学博士申请里都算相对次要的东西，它们在申请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往往是在第一轮筛人的时候：比如，一个学校收到了400份申请，而录取委员会只有时间详细阅读100份，所以就先用成绩筛掉300人。但一般而言，只要是过了第一轮，后面的录取决定就与GPA、标准化考试成绩毫无关系了，成绩高也并不带来额外的优势。因此，GPA当然应该尽量弄高一点，但也不用为了它拼死拼活。

我的个人感受是，与GPA相比，在课内学习中更为重要的恐怕是加强数学、统计方面的训练。如果没有条件修读数学或统计的双学位的话，那么也应该力所能及地多上一些数学、统计系的课程（或者社科院系开设的较高级别的定量方法课）。这一点对于定量方向和定性方向的学生都很重要。在美国社会学界，定量是通用语言，做定量的可以不懂定性，但做定性的不能不懂定量；更何况，以后学术发展的大趋势一定是多种方法混合研究。因此，如果申请人能让录取委员会看到，自己具备一定的定量素养、有能力掌握基本的定量方法，那么无疑是很大的加分。

GRE

GRE和GPA一样，都只在第一轮筛人的时候起作用。对于国际学生，筛人的分数门槛会适当降低一些。一般而言，阅读155+写作4.0算是比较靠谱了，如果研究兴趣中有定性方向、且又是竞争比较激烈的项目的话，阅读160+写作4.5是绝对保险的分数。

要讨论如何准备GRE，还是要回到一个很原始的问题上来：GRE这个标准化考试到底是在考什么？它考的是美国高校学生在经历过本科教育之后是否具备基本的阅读、写作、思考能力，换言之，考的是基础学术训练的成果。所以在我看来，准备GRE的最好途径，就是尽可能地为自己提供较高强度的英文学术训练：大量阅读英文的学术文献、尝试进行英文学术写作。我在刚上大学的时候，英文相当一般，这几年中读写能力的进步完全是靠大量地读、反复地写而练出来的。就我所见到的情况而言，即使是在美国读本科的中国学生，如果平时读写训练不多的话，准备GRE依然比较吃力。

因此，我不建议大家花几个月时间，其他一切什么都不干、专门准备GRE。只要在学术训练中不断提高英文读写水平，GRE考试自然不成问题——这种读写训练并不只是为准备GRE服务，更是为积累学术素养、培养学术能力服务的，是为今后漫长的博士岁月和学术生涯打基础。我很难想象，一个平时甚少阅读英文学术文献的人，如何称得上是对学术真正有兴趣。

个人陈述（Statement of Purpose）

（跟着我念三遍：）个人陈述是申请材料里最重要的环节。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是录取委员会一定会仔细看的，那么必然只可能是个人陈述。我在被录取后和一些教授聊天的时候得知，他们对我的印象，也都主要来自于我的个人陈述。个人陈述是申请人全面展示自己过去的学术积累和表达自己学术野心的平台，录取委员会主要是通过个人陈述来判断一个申请人是否具备“素养”和“见识”的。

一篇合格的个人陈述，肯定需要这么几个组成部分：陈述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问题（个人不建议专门辟出篇幅谈“为什么要学社会学”，只要能说清楚自己对什么研究领域感兴趣，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把自己的研究兴趣放在具体的经验现象和理论文献中谈（必要时加入引用文献）、介绍自己过去的学术准备和研究经历、阐明“贵校为什么适合我”，当然，要用靠谱的行文逻辑把这几个板块串起来。

但如果想写一篇出色的个人陈述，做到以上几点是不够的。在我看来，看一篇个人陈述是否“出色”，取决于申请人能否在文中展现一些“社科学者”才有的思维品质。这至少有三层内涵。第一，申请人能否将过去的研究经历和未来的研究兴趣结合起来。学者治学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在研究中发现新的问题、走向下一个研究的过程，因此作为申请人，也应该着重谈谈，过去的研究经历带给自己哪些思考、诱使自己发现了哪些新的问题，从而塑造了自己以后的研究方向。第二，申请人能否将具体的经验现象和读过的理论文献结合起来。如前文所言，社科学者常常从寻找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出发，然后思考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同时能在更高的层面上回答什么理论问题。要体现这一点，就需要申请人在个人陈述中，一方面用严谨的语言提出一些有趣的、值得研究的经验现象（而不是泛泛地谈“我对XX领域感兴趣”），另一方面能明确地指出前人的哪些理论视角和研究工作能帮助自己研究这些现象、对于这些现象的经验研究又能对哪些理论讨论作出新的贡献。第三，申请人能否对相关学术文献中某些主干的、基本的东西有所把握。我个人的感觉是，录取委员会还是喜欢有野心的、从大问题出发的学生，如果谈文献时只是囿于局部（如“前人只是研究了X、Y对A有什么影响，忽略了变量Z，我打算研究Z对A的影响”或是“前人用了M方法研究XX问题，我想用N方法研究它”），那么入门便是小鼻子小眼、缺乏格局。在谈论文献时，应试图总结文献中某些整体的、核心的、概念层面的线索或争论，举例说明新近的研究是如何发展这些线索或争论的，再阐述自己的研究兴趣和这些概念母题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文章中也可以多多提及自己阅读过的主要学者、主要作品，正所谓“What you read is who you are”，录取委员会能从申请人之前读过的东西里看出该人的学术深度和口味。还要切记，行文时须字斟句酌、保证专业性，不说错话、废话。

最后要补充的是，在阐述“贵校为什么适合我”时，一定要结合所申学校的具体教授的具体研究工作来谈！有些录取委员会，会把申请人提到的“目标教授”全都记下来，甚至制成表格，作为录取决定的参考依据；还有些录取委员会，会把申请人的材料交给这些“目标教授”去审阅。因此，泛泛列举一串教授名字是很吃亏的。申请时要把功课做足，至少要粗略地浏览过目标教授的代表性著作、论文，并能在个人陈述中明确地指出哪位教授的什么研究给了自己什么收获和启发。

研究经历/论文发表

对于博士申请人来说，拥有独立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经验研究的经历应该是必须的。所谓真正意义上的经验研究，就是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研究问题，并通过对于经验材料（定量数据、访谈材料、史料等等）的分析去解答它，并尽量能把这一分析放在某个理论背景之下。如果只是写过课程论文，或是只给教授当过助研的话，那么在申请较好的美国社会学博士项目时是比较不利的。

不管对于本科还是硕士学生，想通过论文发表来为自己加分是很难的。让人头疼的地方在于，中文期刊或者英文N流期刊的发表，录取委员会不认（这些发表平台他们不熟悉或者看不上，也就无法作为学术水平和论文质量的证明）；而想在美国学术界比较权威、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期刊或集成著作上发表，对于博士申请人来说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论文发表是不必追求的。而另外一条更加可行的证明自己的学术成果有一定学术含金量的途径，是在学术会议上进行口头报告。虽然conference presentation的含金量和期刊发表完全不可比，但至少像美国社会学会（ASA）年会这样的学术会议，业内人人皆知，也具有最基本的权威性，这些presentation经历也会被美国教授和博士生写在自己的简历中。在这种会上报告过了，也就相当于在论文上盖了个“基本水平过关”的戳。像ASA这样的会议，每年都向世界各地的学生学者开放征稿，而且录用门槛不算太高，所以如果大家有成型的作品的话，一定要积极去投。

另外，如果有同学能在给教授做助研期间获得二作、三作甚至N作的期刊发表机会，也是很加分的事。

写作样本（Writing Sample）

写作样本在整个申请材料中的地位比较暧昧。一篇二三十页的学术论文，按理说录取委员会是没时间细看的，但又不排除有些教授闲的没事真得会去一字一句读申请人的写作样本——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但如果真被读论文的教授挑出明显漏洞，那么这个申请基本也就没有希望了。所以关于写作样本，还是要做好被录取委员会一字一句审读的准备，精益求精。

我个人强烈建议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验研究当写作样本，而且这个研究应该是你真正花了大量时间和心血去做的，在申请之前已经有完整成型的初稿。“学术论文”有自己的一套布局谋篇方式和话语体系，因此把一个研究写得像一篇真正的、严肃的“学术论文”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按照英文写作的逻辑），这就要看平时学术训练的积累。如果平时能坚持频繁地阅读英文学术文献、尤其是顶尖期刊上的论文的话，那么对于学术论文如何架构、如何起承转合，应该能建立最基本的理解，照猫画虎即可。真正读过20篇《美国社会学评论》上的论文，肯定能对段落安排、行文线索、甚至于Introduction中每句话应该写什么这些事形成很清晰的认识。

有些申请前辈认为，一个好的写作样本，应该在遣词造句、上下文衔接方面做到连外行人士也能看懂，但我个人观点是，写作样本首先还是要做到专业性。诚然，录取委员会上的教授和申请人的专业领域不搭边的情况常常发生，但大多数顶尖学校的录取流程是：录取委员会先进行初步筛选——把选出来的申请人的材料送给和申请人专业方向一致的教授去看——专业教授给出评价——录取委员会根据评价再做决定。最仔细认真地看申请人的材料的，往往是这些“专业教授”。因此写作样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让这些专业教授对申请人在特定专业方向上的学术能力有所认可（个人陈述同理）。当然，写作样本也必须具备让所有无论内行外行的教授都能“看明白”的能力，这就需要论文本身的逻辑框架清晰，而这是评价一篇论文是好是坏的最最基本的标准。

推荐信

推荐信在整个申请材料中扮演一个很尴尬的角色，一方面录取委员会一般不会很认真地去读这些信，另一方面这些负责录取的教授又需要看到他们认识的业内同行为这位申请人的学术能力“盖个戳”。如果录取委员会根据其他材料觉得这位申请人不错，那么它们会希望在推荐信中得到“认证”；但如果录取委员会在看其他材料时已经对这位申请人失去了兴趣，那么推荐人再大牛、信里把申请人夸得再天花乱坠，也于事无补。

正如各位申请前辈所说，有一封来自美国教授的推荐信是十分重要的（有些在香港和新加坡高校任教的老师在美国学界也很有名气，他们写的信也很有分量）。对于没有海外教育背景的申请人来说，如何和美国教授建立联系，可能需要费些功夫，好在目前中美之间学术交流很多，美国教授来华讲学、办暑期培训班、招助研等等都是很好的机会。如果有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经历（哪怕是短期交换），只要上过某个教授的课并且表现得好，一般而言这位教授肯定是乐意写推荐信的。

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在教授写信之前和教授就推荐信的内容深谈一次，明确推荐信里一些基本的要点、并能想出支撑这些要点的具体事例。尽量让不同教授的推荐信关注不同的要点，相互照应、相互补充。所谓一封好的推荐信，就是要做到“言之有物”——只谈学术、要点明确、事例具体，而非泛泛而谈。好在社会学申请中不存在让教授给其推荐的所有学生进行排序这种恶心事，也减少了很多尴尬。

套磁

ASA年会正好是在申请季开始之前的八月份，因此去年我在去开会之前，已经决定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我把我感兴趣的学校的师资页面一一刷过，寻找和我研究兴趣相合的教授，再查他们是不是要去参加ASA，如果是的话，便去发邮件询问是否在会议期间可以见面。最后，ASA期间我一共和八位教授单独聊过（包括我论文报告的评议人Viviana Zelizer）。提交完申请材料以后，我又和这些教授发了一轮follow-up邮件。事实证明这是有作用的。有一位教授是录取委员会的主席，还有两位教授特意就我的申请跟录取委员会打了招呼。除此以外，我在申请过程中没再和其他教授套磁。

套磁究竟有用没用，是一件高度因人而异的事情，大部分申请人还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去套了。关于如何邮件套磁，已经有很多申请前辈分享过经验。但我想强调的是，邮件套磁的效果永远比不上当面套磁，如果已在美国念本科或硕士，或者能有来美国交换、访问甚至是短期旅游的机会的话，一定要去自己感兴趣的学校转转，事前问问自己心仪的教授能不能见面。俗话说“见面三分情”，只要见了面，后面的事情就都好说。

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美国社会学博士项目的录取过程中存在很多偶然因素、申请结果有时不能反映一个人真正的学术能力，但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天真地）相信这个系统是公平的，并尽我们所能，把事情做到最好。用做学术的态度去做申请，因为申请博士本就是我们学术道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事物。祝愿各位在学术道路上都能收获快乐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