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党为何走向落寞
香港政党为何走向落寞
香港经济城市的面貌，往往让人忽略它有着多元而活跃的政治社会。其中，各式各样的政党扮演了重要角色。回归前的香港已有多个成型政党。回归后，政党继续在立法会等机构中发挥作用。一方面是政党数目增加、光谱扩大，另一方面，政党的吸引力却逐渐下降：有政治抱负的年轻人宁愿上街抗议，也不愿走政党-议会这条道路。政党为何走向落寞？
作为长期研究香港政党与政治的学者，香港中文大学 马岳 教授认为，香港政党在回归后受到一系列制度性制约，又因历史和现实等因素与公民社会脱节，因而面临发育不足的问题。他在著作中回顾了香港政党发展的来龙去脉，为理解香港政治生态带来启示。
回归前的政党发展
香港政党的雏形来自1980年代的论政团体。当时，中英双方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令年轻一代开始关心政治，“港人治港”的前景也令香港人的参政意识提升。随着中英谈判成立的论政团体有汇点、太平山学会、香港励进会、民协等。这些团体在资源和规模方面都十分有限，但他们代表了民主化与去殖化背景下港人的政治参与，为1990年代的政党运动拉开序幕。
1990年代香港立法局首次引入直选议席，加上国内民运的刺激，论政团体开始团结起来并走上组党参选的道路。1990年，部分汇点、太平山学会和民协的成员组建了“香港民主同盟”（简称港同盟），成为香港第一个本地政党，成员包括李柱铭、司徒华、何俊仁等后来的政坛领袖。
1991年立法局直选议席的选举中，政党化的论政团体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显示了政党效应。此后至1997年，香港政党进入蓬勃发展期，保守派阵营亦纷纷组建政党。1992年，本地左派组织成立“民主建港联盟”（简称民建联），成为香港保守派最大政党。1993年，立法局与工商局部分议员组建的启联资源中心改组为“自由党”，成为代表工商界的主要政党。
1994年，汇点和港同盟合并为“民主党”，成为民主派的主要政党。
制度因素制约
回归后的香港政党并没有获得进一步发展，而是和回归前一样，在整个政治体系里扮演低度参与的角色。这与制度和社会两方面的因素相关。在制度方面，中央担心强大的政党成为难以控制的对抗力量，因而在制度设计上对政党多有限制。
首先，政党难以分享行政权力。香港回归后沿用了港英时期的“行政主导”原则，行政机构位于权力的核心。然而，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规定香港特首不可有政党背景，当特首委任官员及其它公职时，亦极少选择政党成员。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有政治抱负的年轻人参与政党的积极性。
其次，政党在立法会难有作为。香港立法会在立法-行政关系中处于弱势，对行政机构的制约十分有限。以立法程序为例，基本法规定，凡涉及公共开支、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的草案只能由政府提出，议员在核心领域没有提案空间。另一方面，政府提出的草案只需全体议员简单多数通过，而议员草案则需要进行“分组点票”，即在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见下文）中同时获得简单多数才能通过。而这两个组别往往有着不同的偏好和利益，令议员草案难以通过，提案权名存实亡。在这样的环境下，政党（特别是民主派政党）成员即使进入立法会，也只能通过“杯葛”政府草案来表达自己的主张，处境十分被动。
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也与政党的弱化有关。香港立法会自1990年代引入直选，至今仍有一半席位不是由直选产生。本届立法会的70个席位中，35席由地区直选产生，另外35席由“功能界别”产生[注2]。功能界别选举是一种保护界别（如商界、金融界、法律界）利益的选举，合资格选民只有20多万，有些甚至是以公司为单位投票。功能界别的候选人不需依赖政党进行大规模竞选，政党没有用武之地。这种选举方式的存在间接阻碍了政党的发展。
在直选议席中，立法会选举方法的变化导致小党林立、大党分裂。回归后的立法会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采用最大余额法，对小党有利而对大党不利。举例而言，在一个有5个议席、100张有效选票的选区，每获得100/5=20票即可获得一个议席。若A、B、C三党分别获得45、45、10票，第一轮中，A、B两党分别获得2席并余下5票，C党获得0席而余下10票。在第二轮中，C党的余额最大，可以获得剩下的一席。从票数来看，C党不及A、B的四分之一，而在席位上却可以达到A、B的二分之一，大党的优势被明显削弱。回归后香港政党林立，五届立法会共有来自21个政党的议员，与这种选举制度有很大关系。
民主党长期以来是香港最大的政党之一，在回归前的选举制度下占有优势。1995年立法局单议席单票制（即每个选区只有1个议席，每个选民只能投1票）选举中，民主党曾获得20个直选议席中的12个，亲中政党民建联只获得2席，令中方抗议选举不公。实行比例代表制后，民主党的席位减少，而封闭名单法[注1]进一步加剧了党内关于排名的斗争，成为民主党日后分裂的原因之一。
社会因素制约
在社会方面，香港政党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意识形态主导的政治裂痕、制度化后与公民社会的脱节、政治环境与政治世代的变迁等，令政党发展困难。
香港政党萌芽于中英谈判与民主化的历史背景中，这一“奠基时刻”令香港政治社会有着独特的政治裂痕（political cleavage）。如果说其他社会的政治裂痕在于社会或经济议题，那么香港主要的政治裂痕是对民主化和对中央的态度：民主派政党支持尽快在香港实现全面民主，包括废除功能组别、落实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等，与中央关系较为紧张；建制派政党则强调民主要循序渐进，不会在民主问题上与中央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政党难以用社会经济议题动员民众，而普遍采取“认知动员”（cognitive mobilization），诉诸意识形态。
虽然“认知动员”让香港政党显得不那么务实，但马岳教授认为，真正令香港政党与公民社会疏离的原因是他们自身角色的转变以及新世代的挑战。
立法会引入直选后，社运领袖通过选举进入体制，这与他们之前“压力团体”的角色有内在矛盾：前者强调自发、动员、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而后者强调妥协，将基层动员视为参选的途径，成为了建制的一部分。民主派政治生涯初期曾受到一些社区互助组织的帮助，然而在竞选激烈期间，他们希望绕过这些组织直接动员民众，与之产生了冲突。不想成为竞选机器的公民社会选择与政党保持距离，将他们视为建制而非公民社会的一部分。
1990年代后，新一代社运青年的政治性格也发生了转变。他们对政党很不信任，将选举视作无聊之举，认为正式制度之外的公共空间才是民主运动的关键。他们关注具体社会议题而非笼统的政局，投身环保、文化、女权、同性恋等社会运动。比起政党对社运议程的主导，他们强调参与的自发性、平等性以及对公众的“赋权”，并认为在一个局部民主的社会中， 投入过多资源在选举上是不值得的。新世代的转变令社会运动与民主运动逐渐脱离，令民主派政党更为孤立。而在建制派方面，尽管民建联与社区组织和政府走得很近，他们也未能将社会的意见反应到政府决策中。总体而言，香港政党未能有效连接起政府和社会，反而在各种权力斗争之中失去了民众的信任。
香港政党走过了风云变幻的二十多年。它们在香港去殖化和民主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回归后却受到种种制度和社会因素的制约，难以发挥整合社会利益、连接政府与公众、吸纳并培养政治精英的功能，逐渐走向落寞。如今，香港的政治社会变得更加多元，港人政治参与的热情有增无减，未来会怎样，需要我们继续关注和理解。
注1：封闭名单法即每党将候选人逐一写在名单上，以名单形式参选，若A党获得2个席位，则A党名单上排名前两位的候选人当选，选民只可投名单而不可投名单中的个人。
注2：功能界别35席中包括5个“超级议席”，由区议员互相提名，由不属于其他任何界别的选民选举产生，与一般功能界别选举有所不同。
参考文献
- Ma, N. (2007).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state, political society, and civil societ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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