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管控还是自毁长城：记苏联红军的清洗运动
风险管控还是自毁长城：记苏联红军的清洗运动
#苏联红军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不仅发生过与外部对手的殊死搏斗，而且遗憾地出现过伤及无辜的内部清洗。作为中共曾经的“老大哥”，苏共也曾试图肃清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甚至不惜在战争威胁与日俱增的1930年代清除成千上万的优秀军官。究竟是哪些因素促使斯大林在危急时刻“自毁长城”？回顾历史，我们又当吸取哪些教训？
英国学者 Peter Whitewood 的研究显示，红军的清洗运动有着深远的政治基础。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一直没有对境外势力和内部反对者放松警惕。无论是从内战中幸存的“白匪”、托洛斯基在国内的追随者还是外国间谍，都让苏联的国家安全机关枕戈待旦。秘密警察屈打成招的手段和捕风捉影的态度，更让客观存在的威胁看起来迫在眉睫。向来不愿看到红军陷入混乱的斯大林，也在国家安全工作者和国际形势的刺激下，逐步放下了克制的姿态。
虽然红军的大规模清洗始于1937年对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人的审判，但苏共对红军忠诚度的担忧早在建国之初就显露了。十月革命后，由于苏共缺乏有军事经验的指挥官，许多沙皇时期的军官得以留在红军中任职。论出身，这些军官都属于资产阶级。同时，红军队伍中还有波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芬兰人。包括红军缔造者托洛斯基在内的不少苏共党员都不信任这些资产阶级和外国人，甚至预言他们有朝一日将会叛变。
苏共的担忧不无道理。在1920年代，白军的残余势力确实曾试图策反红军内部的旧军人，而且确实有一批军人在关键时刻左右逢源。同时，苏共领导人时时以法国大革命为鉴，不希望胜利果实被隐藏在军队的反革命势力吞噬。以“契卡”闻名于世的肃反委员会甚至采取“钓鱼执法”，散布高级将领叛变革命的谣言，以期捕捉前来投奔的其他军官。虽然“契卡”通过制造谣言和严刑逼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一时期红军内部的抓捕相对有限。
除了针对白军分子的抓捕，红军也时刻防范外国情报人员的渗透。1926年，苏联情报显示，英国将利用苏联和波兰交恶之机支持乌克兰人起义，并以一部分红军军人为内应。苏联随即在国内掀起了以“Vesna”为名的抓捕运动，并从被捕者口中得知高级将领图哈切夫斯基参与了谋反。
此时的斯大林克制了自己的疑心。在与图哈切夫斯基当面交流后，斯大林宣称图哈切夫斯基是无辜的。虽然不少军人在本次抓捕行动中入狱，但多数是不直接带兵的军事学院教员，对红军战力的影响较为有限。
有趣的是，1920年代的苏联对未来的宿敌德国没有防备之心。当时的《拉巴洛条约》促成了苏德军事合作，使双方军官在频繁的往来中得以大摇大摆地打量对方的国防力量。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希特勒上台。
随着苏联政权逐步巩固，来自白军残余势力的威胁渐渐消匿，而党内分歧的隐患与日俱增。托洛斯基与斯大林的矛盾，使军队中的托派人物蒙受了很大压力。虽然红军的高级将领坚称托派在军队的影响不足为虑，但“契卡”等安全机构却认为问题严重。研究发现，此时的斯大林依然对军队内部的潜在威胁保持着克制。即使“契卡”的情报显示红军中的托洛斯基支持者将发动兵变，斯大林也没有让任何人受到策划兵变的指控。
虽然托洛斯基在与斯大林的竞争中完败，但以扫清托派分子为名的抓捕却反复在党内和军中出现。在托洛斯基失势之后，他的部分追随者通过宣布摒弃他的思想而保住了职务。然而，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的意外死亡，让托派人物回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1934年末，基洛夫被愤怒的上访者刺杀。苏联当局将前托派分子视作潜在的幕后支持者，即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发誓和托洛斯基划清界限。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数名前托派成员在审讯中承认对基洛夫的死负责，还供认托洛斯基在远程策划军事阴谋。
1935年，红军开始审查军人资料，并清洗了7000多名隐瞒出身成分者和少量的间谍。针对托派的抓捕也增加了，但因为被捕者多为军校教官和下级军官，红军没有“伤筋动骨”。即使安全机关和红军元老频频发出“军队正遭到渗透”的警告，斯大林还是没下决心对红军进行大换血。
就在斯大林力图保证军队稳定的同时，国际形势朝着不利于苏联的方向变化了。1930年代，日本制造的9/18事变加重了苏联东面的国防压力，希特勒的上台宣告了苏德《拉巴洛条约》的解体，数年后德、意、日的结盟更让苏联殚精竭虑。同时期爆发的西班牙内战，又让斯大林意识到敌对势力渗入本方军队所能产生的恶果。
顺应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契卡”和内卫部等国家安全机关也改变了口径，认定苏联国内的托派不仅仅是内部矛盾，而且是境外势力企图颠覆苏联的触角。安全机关的抓捕和审讯不断收获新线索，似乎军内已经出现了以图哈切夫斯基为骨干、由希特勒和托洛斯基遥控的阴谋。苏联的安全机关也有可能中了德国的离间计：关于红军高官与德国勾勾搭搭的传言，也许就产自柏林。
1937年初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莫洛托夫言之凿凿地指出军队已经风险重重。因为莫洛托夫的发言很可能得到过斯大林的认可，一向维护军队形象的伏罗希洛夫元帅也在会后附和，呼吁对军队进行全面的整顿。恰在此时，内务部的抓捕行动也大有斩获：被捕者提供了图哈切夫斯基等将帅谋逆的“口供”。
嗅到战争威胁的斯大林终于按耐不住了，因为他不能指望一支充斥着间谍和反动分子的部队保家卫国。更何况，苏联的情报指出部分军队将在未来的战争中临阵倒戈。在技术层面，要找出苏联军官与德国来往的证据也不困难，因为在《拉巴洛条约》的有效期内，大批苏联军官都曾在德国受训。结果，图哈切夫斯基等多名高级将领在1937年被封闭审判并处决。在随后的两年中，红军有30000多人遭到清洗。
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了，但Peter Whitewood的研究依然值得我们思考。从苏联建国到红军大清洗的高潮，有十几年的时间。维护苏联国家安全的各部门孜孜不倦地搜集着情报，终于使感受到战争威胁的斯大林对军队大开杀戒。威胁总是存在的，可是捕风捉影的办案态度和屈打成招的审讯手段，也让无数无辜者遭受无妄之灾，甚至影响了苏联在二战初期的国防力量。可见，国家都需要安全感，但不是所有追求安全的举动都可以给国家带来安全。
参考文献
- Whitewood, P. (2015). Subversion in the Red Army and the Military Purge of 1937–1938. Europe-Asia Studies, 67 (1), 1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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