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元首能够改变世界吗？
暗杀元首能够改变世界吗？
在2009年的电影《无耻混蛋》中，电影鬼才昆丁·塔伦蒂诺安排一群来自美国的敢死队员，在法国的一家电影院中乱枪打死了希特勒及其众多手下，使得二战得以提前结束。在科幻作品中，借助时间机器回到过去杀死元首，以避免大战发生的情节也屡见不鲜。事实上，1944年7月20日，如果施陶芬贝格上校留下的公文包没有被人移动位置，里面的炸弹可能真的就将这一桥段变成了现实。
世界真的会因为元首的死而改变吗？确有可能。
1762年，七年战争的第六个年头，伟大的军事天才、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在“三条裙子”（指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沙俄女皇伊丽莎白一世和奥地利女皇玛利亚·特蕾西亚身后的法俄奥军事联盟）的围攻之下，已经焦头烂额，左支右绌，甚至有了自杀的念头。突然间，俄国传来了伊丽莎白一世病逝的消息，继位的彼得三世是腓特烈的忠实粉丝，他不但命令俄军停止进攻，归还占领的土地，还派遣先前的柏林占领军帮助普鲁士作战，七年战争以腓特烈的胜利而告终。近两个世纪之后的1945年，当困兽犹斗的希特勒听说罗斯福因脑溢血猝然离世时，曾欣喜若狂地期待当年的“勃兰登堡王室奇迹”可以重演。可惜这一次，历史的车轮并未因为一位领袖的死亡而改变前进的方向。
来自西北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经济学家Benjamin Jones和Benjamin Olken，在2009年的一篇论文中研究了历史上针对领导人的刺杀到底会导致怎样的政治后果。他们搜集了从1875年到2004年间所有被媒体报道过的暗杀事件，并对比了成功的暗杀和失败的暗杀对一国政局产生的不同影响。他们发现，对独裁者的成功暗杀可以显著地提高该国民主转型发生的概率（上升13%），同时会增加小规模武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但是会促使大规模武装冲突尽快结束。上述结果在任职时间超过十年的领导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于民主政权领导人的刺杀，则没有相应的效果。如果我们相信暗杀成功与否是一个偶然事件，那么这篇文章的结论就意味着，国家元首遭暗杀身死，确实可能给世界带来不小的改变。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问：领导人在社会发展中到底扮演了多重要的角色？拿破仑究竟是凭一己之力改变了世界格局的旷世天才，是黑格尔笔下“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还是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说的，撞了大运的一介凡夫？国家的命运究竟如马克思所说，掌握在群众手中，还是由某些伟大的领袖塑造？至少在经济领域，学者们已经给出了初步的答案。
早在2005年，上述两位经济学家Jones和Olken就曾发表文章，考察战后各国领导人的意外死亡（包括病逝、暗杀和交通事故等）带来的经济影响。利用统计检验的方法，他们发现领袖的逝世会导致一国经济增长率发生显著的波动（但方向并不确定）。而领导人能力增加一个标准差，会使得该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上升1.47%。对样本进行细分之后的结果显示，上述“领导人效应”主要是由独裁政体和缺乏政党的国家所驱动。具体到各项经济政策上，两位作者指出，领导人去世对货币发行量的影响最为明显。在此基础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Tim Besley教授及其合作者进一步指出，高学历领导人的突然离职，相对而言会给经济造成更大的冲击——当一位拥有研究生学历的领导者被没有研究生学历的下任接替时，五年之内该国经济增长率会下降2.7%；而如果继任者也有研究生学历，交接之后的经济增长率反而会有轻微的提升。
以中国为背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姚洋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张牧扬教授今年刚刚发表了一篇论文，考察中国城市领导者的执政能力和当地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如下事实：中国的市长和市委书记在任期之内往往会经历频繁的调动。通过对比不同官员在同一城市执政时的经济绩效，城市特质的影响就得以被排除，官员之间的相对能力也可以被测算出来。基于1994-2008年中国各城市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在任表现，他们估计出：平均而言，官员能力对于一地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6%，远高于城市特质的贡献（8%）。此外，能力较强的官员确实更容易获得升迁机会。这跟经典的晋升锦标赛模型相符，也说明市级官员的频繁调动，很有可能是组织部为了考察官员能力而有意进行的安排。
领导者的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增长方面，还会涉及到地区间的收入再分配。2014年发表于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的一篇文章，创造性地结合了1992-2009年间各国在位领导人的资料，和美国空军气象卫星提供的夜间灯光密度数据。文章发现：在位领导人上台执政之后，其家乡夜间的灯光密度会显著增强，随着时间推移愈发明显；在其任期结束之后，这一趋势也随之消失。这篇文章的研究者们同样观察到，在政治制度不完备，平均教育水平低的国家，上述“地域偏好”的再分配现象出现得更加频繁，挪用国际援助和自然资源收入的情况也更有可能发生。
纵观上述几篇论文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制度不够发达的国家，领导人往往在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跟韦伯当年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勃兰登堡王室奇迹”没有在希特勒身上重演。当然，正如Jones和Olken在他们的论文里所说的那样，领导人作用大未必是一件坏事情。事实上，战后许多国家之所以能脱离“贫困陷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拥有一位强力而明智的领袖：韩国的朴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中国的邓小平，莫不如是。然而，寄希望于领袖的英明，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谁知道下一个皇帝是奥古斯都还是尼禄？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建立完善的制度以限制行政机构的权力范围，其重要性会逐渐超过单纯的增长率数字。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在接受政见专访【此处附链接】的时候就说：“但我认为如今（想让中国人继续接受这种治理方式）比过去艰难得多。在我看来，中国人不会再认为他们被一个“坏皇帝”统治（比方说）25年仅仅是由于他们运气太差。”如果有一天，某个中国研究者在考察官员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发现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那对于研究者来说，固然是不幸的经历，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应当是莫大的幸运了。
参考文献
- Hodler, R., & Raschky, P. A. (2014). Regional favorit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Jones, B. F., & Olken, B. A. (2005). Do leaders matter? National leadership and growth since world war ii.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 (3), 835-864.
- Jones, B. F., & Olken, B. A. (2009). Hit or miss? The effect of assassinations on institutions and war.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 (2), 55-87.
- Yao, Y., & Zhang, M. (2011). Subnational leaders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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