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令珠宝进口下降过半
反腐令珠宝进口下降过半
曾几何时，茅台酒和奢侈品是中国官员“风光生活”的最好写照。然而，自十八大以来，中共近乎暴风骤雨般的反腐运动不但撬动了中国官场的权力格局，同时也给官员的私人生活和相关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反腐令高档酒店门可罗雀”、“奢侈品销售遭遇重挫”等新闻不时传来。
最近，来自耶鲁大学的两位学者Nancy Qian和Jaya Wen利用中国2011年1月到2014年7月的奢侈品进口数据撰写了一篇探测中国腐败的有趣论文。两位研究者发现，在这一时间段中，自2014年1月以来的反腐运动使得珠宝进口下降了近55%，总价值达1.94亿美元。这说明，在遏制与腐败相关的炫耀性消费上，习近平领导的反腐败运动取得了一定效果。
在普通人看来，官员的腐败往往是一个难以探测的“黑箱”。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试图利用各种“新奇”的方式来探测腐败。这些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直接检测法，也即利用一些对于行贿者的调查，以及直接的审计数据来检测腐败的程度。
在一些统计制度并不完善，政治透明度较低的国家中，学者也会通过间接手段来探测腐败的程度。例如，利用领导人死亡前后其裙带企业的股价变动；再比如，比较国有资产转卖过程中的差价以及利用官员和非官员购买房产的差价等等（相关研究可以参见Fisman于2001年、Fisman和Wei于2004年，以及Fisman和Wang于2015年发表的论文）。
在这项针对中国反腐的研究中，两位研究者认为：由于中国并不具备完善的反腐监察制度，所以检测腐败的成本很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利用对炫耀性消费的监控则是相对比较简单且有效的策略。而珠宝区别于其他的奢侈品，是明显的炫耀性消费，因此她们选择了珠宝作为研究对象。
她们认为，反腐运动会影响官员对奢侈品的消费，使官员们选择其他替代性的方式进行腐败。而在新的腐败方法中，选择那些非炫耀性的奢侈品是很好的选择——“低调”地消费，往往既可以满足需求，又不会因为太过招摇而丢了乌纱帽。
为了验证这一逻辑，在研究的实证部分，两位研究者主要运用一种名为“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的技术来检测反腐对炫耀性奢侈品进口额的影响。她们将珠宝类奢侈品作为实验组，其他进口奢侈品作为对照组，时间上以2014年初为分界。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一系列固定效应之后，反腐对于珠宝进口波动的影响十分显著。不仅如此，作者还利用“滚动估计法”（rolling estimation）检验了反腐对于珠宝进口的结构性冲击，进一步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研究者认为，进口奢侈品总量的降低说明反腐运动对于减少腐败总量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反腐打击主要打击的是炫耀性的奢侈品消费，对于那些“低调奢华”的商品并没有能产生足够的影响。这或许表明：运动式的腐败治理模型能够做到让官员不能“肆意”地腐败，但是否能真正让官员不敢腐败还很难说。
诚然如研究者所言，这只是一个十分初步的分析，有一些技术性的细节仍有待商榷，例如遗漏变量以及实验组和对照组的选择等问题。然而瑕不掩瑜，本文依旧是一篇紧跟时代潮流且足够吸引人的论文。作者关注的是中国最新的政治动态，她们以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诠释了普通百姓茶余饭后最主要的政治话题——“打虎运动”。
进一步思考，这场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深入的反腐败运动究竟能够给人类的社会科学知识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启示？究竟是提供一种更好的检测腐败的方法，还是对腐败–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新颖的解释？这也许是研究中国反腐运动的学者需要回答的问题。
参考文献
- Qian, N., & Wen, J. (2015). The Impact of Xi Jinping’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on Luxury Imports in China, working paper.
- Fisman, R. (2001).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5-1102.
- Fisman, R., & Wei, S. J. (2004). Tax Rates and Tax Evasion: Evidence from “Missing Import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
- Fisman, R., & Wang, Y. (2015). Corruption in Chinese Privatizations.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31 (1),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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