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顶尖大学的贫寒子弟越来越少？

通过教育渠道选拔和吸纳有才干的人员，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之一。英国巴斯斯巴大学教育学院的刘烨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指出，执政党在利用高考选拔机制来强化选贤任能的意识形态。

高考可以选贤任能吗？利用2007年对中国东部安徽省和浙江省8所高校大一新生的问卷调查，研究者证实了上述假设。

研究者发现，考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因素同高考成绩和录取的高校级别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高考成绩越好，越有可能被顶尖大学录取。换句话说，高考制度的确是一个选贤任能的机制。

但是，学生家长的学历、学生的籍贯和毕业的中学等因素，是影响高考成绩和录取高校的关键因素。这个结果说明，高考制度更偏袒高学历家庭和发达地区出身的学生。

选贤任能的教育体制

如果人们的教育程度、智商和努力等贤能因素，同其收入、权力、声望等人们所期许的价值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那么这个社会总体来说是选贤任能的。

显然，选贤任能是一个多面性的社会选择机制，但是教育体制却在其中处于关键地位。教育体制是否选贤任能，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个人的社会起源或阶层是否影响其教育机会和成绩；一个人的教育结果是否影响他或她的社会阶层归属。

社会经济因素是构成社会起源或阶层的关键要素，但已有研究主要基于发展理论，关注性别和区域差异所导致的教育结果不平等，而忽视了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围绕社会阶层与教育平等，存在两大主流理论：“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MMI）和“有效地维持不平等”理论（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EMI）。

“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认为，当上流社会阶层都接受了高等教育以后，他们同下层社会的差别在式微。下层社会更容易接受高等教育，而上层社会则关注于更高层次的教育差异。

与之相反，“有效地维持不平等”理论认为，当高等教育日益普及和大众化后，为了巩固与下层社会的区别，上层社会不会容许下层社会“染指”精英教育，并确保他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

但是，上述理论都是在西方社会的背景下发展的，是否适合中国情境仍然有待探讨。

中国高考分流

中国改革开放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瓦解，使政治成分对高等教育入学的影响显著下降。取而代之的是，考试成绩成为高考录取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天然落后于城市，并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凸显出来。与此同时，人们在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日益凸显，社会分层日趋加剧，并形成对高等教育入学的持久影响。

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急速“扩招”。以20-24岁组人口的大学入学率为例，它从1990年的1.5%，迅速攀升到1998年的9.8%，直至达到2006年的21%。

但是，高校扩招和“大跃进”的同时，却强化了大学分级体制。中国逐步形成了四级大学体系：985工程和211工程大学属于一流和二流高校，以及地方性的三流高校和四流的职业技术类高校。

在这种情况下，一名考生的社会经济因素是否会影响其高考成绩？不管经济社会因素如何，高考成绩是否会决定他或她进入不同级别的大学？

东部两省的调查证据

为了检验上述假说，研究者选取安徽省和浙江省的8所不同级别的高校，面向大一新生发放调查问卷。

2006年中国大学的总入学率是11.6%，其中985工程大学的仅3.7%，211工程大学的约为11%，剩下85.3%的为其他三流和四流大学。
根据上述四级大学入学比例，研究者进行分层抽样。两省共计发放96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858份。 </br>

研究者将受访学生的家庭社会阶层分为10类，并进而合并为5类，包括党政领导干部和经理人、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专业和白领人士、工薪阶层，以及农业、失业和兼职人员。

研究者还考察了家长的教育程度、学生性别、学生的籍贯、毕业的中学等因素。学生的籍贯分为城市、县城和农村。毕业的中学分为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

高考成绩是贤能的主要反映，它与社会经济因素的相关关系，可以说明高考是否选贤任能。研究者在问卷中询问受访学生的高考成绩，并与高校的录取分数线比较。在总分750分中获得560分以上的，取值为1，否则为0。

高考成绩与大学类型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也可以反映高考机制的贤能因素。研究者将大学类型区分为精英大学（985和211工程大学）和普通大学两类，并分析高考成绩对录取高校级别的影响。

教育是一连串的不平等？

研究显示，社会阶层对高考成绩的影响并不明显。与农业、失业和兼职人员相比，专业和白领人士的子女更有可能在高考中占优，但党政领导干部和经理人、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的优势并不明显。

研究者解释，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之所以较弱，主要是因为参加高考的学生已经在中考时就经历了一轮预选拔，经济社会状况较差的考生多数在“预选赛”就被淘汰了，而并未进入到高考的第二轮比赛。换言之，高考时考生面对的对手都已“身经百战”，其竞逐程度更趋激烈和白热化。

对高考成绩影响较大的，是学生家长的教育程度。家长的学历越高，子女的高考成绩越好。

与此同时，男性、来自城市和重点中学的学生，比女性、来自农村和普通中学毕业的学生，更有可能获得高分并进入精英大学。

研究者发现，学生的高考成绩越好，就越有可能被录取到精英大学。更为重要的是，高考成绩对录取高校级别的影响较强，而学生的家庭状况和家长的教育程度所产生的作用，则在考虑高考成绩后都趋于弱化。

换句话说，家长的教育程度和城乡差异影响学生能否进入重点中学，进而影响他们能否高考获胜并进入精英大学。

这样一连串的因果机制，刻画了当前中国教育不平等的生产链条。难怪许多家长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输不起”。

这项研究部分验证了“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的假说，即不同社会阶层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的差异在缩小。家长学历对高考成绩的重要影响，则印证了“有效地维持不平等”理论的部分解释。

这项研究的不足是，在这两个省份读大学的学生，可能未必是各方面差异最大的群体。如果在北京、上海等地区进行调查，可能学生之间的差异会更大，而家庭出身、高考成绩与录取大学之间的联系也更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精英高校试行自主招生，对考生背景的甄别更趋明显，可能进一步拉大不同地区和阶层的考生之间的不平等。如果重新考察本研究的命题，或许会得出更加发人深思的结论。

Liu, Y. (2013). Meritocracy and the Gaokao: a survey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 selection and socio-economic participation in East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4 (5-6), 86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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