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人格化”：首脑峰会那些事
外交“人格化”：首脑峰会那些事
15世纪后期的职业外交官、历史学家菲利普·德·科米纳在回忆录中说：两个国王搞好关系的诀窍在于“不见面”。理由是国王们往往没有从事外交的经历，又读了太多褒己贬他的报告，结果就是“不专业加任性”。
几百年后，英国语言大师丘吉尔和科米纳“隔空对战”，赞扬国家首脑会面的意义和作用。就像“铁幕”一样，丘吉尔发明“峰会”一词，也是对自己政治生涯的经验之谈。
如今，峰会是国际政治“常例”，多边和双边首脑会晤是让民众乐见的外交 “活色生香”。
峰会动了别人的奶酪？
首脑会晤有特殊价值，比如能推动国家间友好关系、明确意图、搜集信息以及就特定议题直接谈判。同时，峰会是个舞台，一笑一颦均具象征意义，亦可服务于政治目的。从电视时代开始，西方国家首脑就通过峰会向选民证明：我在做事，而且还具备相当的国际地位。
不过，就像科米纳一样，早期及现当代职业外交官和外交学者都不太看好首脑峰会。
不看好的理由很简单，两个例子就说明一切。威尔逊总统拒绝职业外交团队的传统操作“手册”，在巴黎“单刀赴会”，要永久解决人类和平大命题，结果理想却像鸡蛋碰石头般脆弱。张伯伦首相战前紧急造访希特勒，捧着一纸约定噙着泪告诉世界“给一代人带来和平”，结果却只体现了希特勒骗术的造化高超。
最出名的“峰会黑”莫过于美国前副国务卿乔治·鲍尔。他遭遇了执拗的总统尼克松和外交强人基辛格，美国国务院的“奶酪”每每被拿走，这让鲍尔“怒不可遏”。
鲍尔说，民众爱峰会，因有“带入感”，倾向于把首脑看成自己的代表，只要坐在一起，就能把酒言欢，越谈越开心。冷战时代的鲍尔却认为，首脑交心不意味着无需顾虑权力均衡或利益冲突，首脑也是普通人，国之相交最大不确定性就在于首脑的性格和喜好。
从实际过程看，首脑峰会效率不算高，因为包含不少礼仪性程序。鲍尔以美苏领导人峰会为例，见面10小时，可能包括四小时的饭局，去除互相开玩笑或是冷嘲热讽的时间，再砍掉翻译传话的过程，真正实质内容恐怕只有两个小时。
因此，外交人员准备大量资料和纲要性的参考，指望首脑们“按图索骥”。
可惜，从效果看并不完美，原因在于峰会的“剧场效应”。日本佐藤荣作首相访美，听到尼克松准备交还冲绳岛提议十分兴奋，当即“投桃报李”，表示将限制日本对美纺织品出口。如果不是面对面，佐藤可能永远都不会作出这个决定，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相关权限。话说出去了，佐藤回国后发现根本兑现不了，日美关系因此受到严重打击。
专业外交经过多年实践开发出一套做法，在外人看来冗长无味，却有特殊价值。如严格使用翻译。“巴别塔”的故事告诉外交官，无论能说几国语言，细微的差异仍可能引发重大误解，精准的翻译和记录格外重要。首脑多非外交官，没有“耐心烦”，很少记录，甚至愿意用不熟悉的语言交流。戴高乐时代，只隔一个海峡的英法两国首脑每每出现这种误解误判。
从历史上看，重大谈判往往是经过职业外交官长期“软磨硬泡”才达成一个各方都不满意但能够接受的条约。相比威尔逊的“和平之旅”，冷战时期让一代外交官绞尽脑汁的军控谈判得出结果似乎更加靠谱。
峰会协调人：低调的大佬？
无论外交官喜不喜欢，峰会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持续上升。事实上，已经没有哪个国家首脑把外交事务完全放权给外交部长。而且，首脑峰会已经越来越独立。例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主持伯明翰七国集团峰会时，甚至把外长和财长会议剥离出去，开启了七国（八国）集团地道的“领导人峰会”时代。
既然职业外交官说峰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首脑串门就要多做准备，因此有了“协调人”。学者们将“协调人”称作Sherpas，也就是在尼泊尔周边登山时依靠的夏尔巴人向导。不少人认定，峰会的议程就是这些协调人敲定的，是“世外高人”。
从现今最系统完善的峰会体系八国集团来看，协调人往往来自外交和财政系统，在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往往是根据首脑个人关系远近来确定人选，其他国家则看中在官场的资深程度。协调人是个“兼职”，平时还是在原单位上班。
由于长期代表首脑进行会前磋商，协调人之间互相熟悉，有了一个小圈子，相比不同国家的职能部门，沟通更加顺畅。
协调人的主要工作是峰会的“内容建设”。一般来讲包括三个方面：先前峰会涉及议题取得了哪些重要进展？是不是要向国内部门施压以推进工作层面谈判在峰会前后达成协议？要不要起草文本以供首脑们最后签署？由此可见，这个“内容建设”不太涉及议程制定，协调人决定话题这件事似乎不靠谱。
事实上，首脑不一定喜欢所有事情准备完美后再开会。峰会这样的舞台，为什么不主动制定议题呢？如克林顿当年坚持在七国集团东京峰会上讨论就业。峰会也会随时发生变数，如七国集团热那亚首脑峰会上，七国首脑和非洲领导人吃了顿饭，然后就坚持改变事先准备的关于非洲事务的声明文本。在议程上，首脑倾向于体现创新性，愿意给峰会增加时髦的新议题，但旧议题往往不是几次峰会能解决的，所以峰会议程呈现不断增加状态，很少删减。
不过，尽管协调人在“内容建设”上不掌握主动，他们仍有“特殊权力”。根据普特南的双层政治理论，国际政治可以影响国内政治，这就是峰会中协调人的“关节所在”。他们了解首脑面临的政治压力，探寻在首脑层面推动协议的办法；同时，他们从首脑那里获得授权，推动官僚机构实现“不可能的任务”。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会议分歧满满，但面对2001年七国集团峰会的压力，多哈协议很快出炉。
另外，协调人处在统筹地位，容易发现议题之间的联系。七国集团2002年峰会前，美国反对减债，导致七国集团减债谈判无法继续。而协调人在准备峰会过程中发现，美国可以通过承诺减债，推动其他国家支持美国集体出资销毁原苏联化学武器的主张，于是小布什在峰会上大笔一挥，承诺减债10亿美元。因此，协调人这个“大佬”是峰会的支点，既承上、又启下。
当然，由于峰会议题不断扩大，协调人本身也存在专业和信息获取的问题。峰会前只能开始大规模地组织职能部门“开小会”，确定峰会的“成果”。
参考文献
- Ball, G.W. (1976). Diplomacy for a crowed world. London: Little, Brown.
- Bayne, N. (2004). Are world leaders puppets or puppeteers? In B. Reinalda and B. Verbeek (eds), Decision making with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Berridge, G. R. (2002). Diplomacy: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Macmillan Palgrave.
- Cohen, R. (1987). Theatre power: The art of diplomacy signaling. London: Longman.
- Melissen, J. (2004). Summit diplomacy coming of age. In C. Jonsson and R. Longhorne (eds), Diplomacy. London: Sage.
- Reynolds, D. (2009). Summitry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85 (1),11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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