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大宪章》包含了“无代表不纳税”原则
韦森教授非常重要的提出来一点，其实民主是最早从征税权利的确认，它是从归属权开始的。这是西方政治学者也持这样的观点的。
这个理念有几个要素，一个就是拒绝权的获得，就是你总得有一帮人能说“不”，就是无代表不纳税，一个群体在说的话，王权必须要这样，《大宪章》就含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含义。刚才盛洪教授说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传统，确实是有，至少是在国人暴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不只是先秦一些思想家在说，而且确实有暴力行动，而且暴力行动不是农民的行动，而且是关于征税，关于周厉王如何征税和垄断的拒绝，只不过后来秦始皇专属皇权确立之后这种权利就消失了。
第二点《大宪章》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私人财产权的确认一定要在征税之前，《大宪章》就是这样，你确认之后再跟我征税，你征税跟我商量。然后代议制、议会、下议院进来， 14 世纪就开始了，为什么韦森说《大宪章》是开启的东西呢？不在于文本，而在于他开启了什么东西，尽管斗了四五百年，但是开启是《大宪章》开始的。
第三点，就是议会的东西是委托代理关系，西方的委托代理理论从开始萌芽，到形成了理论，然后到议会作用逐渐突出出来，关于怎么征税，以后不是国王的权力，是议会的权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刚才郭教授提到立法法，立法法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直在争议什么权利能够通过立法，开始的时候是税制要素进去的，后来税制要素排除出去了，只是税种，后来发现不行，税种一旦确立，多少年都不能变，最重要是税制要素，但是税制要素是三大要素组成，这三大要素哪个该进，哪个不该进。经过很多年反复讨论进去一个税率，但是发现不行，税制要素是一个整体，进去一个，其他的没有进去，那是没有控制权力。比如对小微企业免税，就是没有动税率，你把税率进去以后对约束权力没有起到作用就是在这里，他动的是什么？动的是税基，把税基从十万扩大到二十万，税基的扩大是做好事，如果他反过来做坏事，他财政非常困难的时候，他在缩小税基，然后反向操作，他一样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所以，立法法定下来可能十年以内不会再动，但是实际上没有把税收权力约束住。
第四点就是确定的权利，《大宪章》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也是亚当•斯密非常强调的税收四原则，他最强调的四个原则里，最重要的是确定性原则，就是你向我征税，你到底要多少，你必须告诉我，然后双方定一个和约，以后就是规则，在王权和议会之间逐渐形成一种契约关系。所以现在我们国家这个问题非常现实，《大宪章》我们讨论了，我跟韦森教授开始想弄一个会纪念一下《大宪章》 800 周年，结果最后还是没弄成，主要是各方面的压力，或者是我们的顾虑也很大。其实顾虑又是事出有因，这里面有两个现实问题，一个就是财政的问题不是一个经济问题，经常把财政法或者预算法当做一个经济宪法，其实不是，财政第一逻辑是政治问题，我们的财政学界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跟韦森教授和一些学者一直在强调这点。另外就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表面上是接受了，但是你看他的操作完全是反向的，是逆向的操作，这个东西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真实的问题，我们可以下一步再研究。
[ 李炜光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财经》杂志主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合作导师，厦门大学比较财政学方向博士生导师组成员。本文为作者 2015 年 5 月 30-31 日在「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评议演讲实录（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大午企业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未经本人修订，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载或引用请注明 ]
2015-8-13
中评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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