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德：全球化时代后发国家发展宪政的困境
李炜光提供了财政社会学源流与我国当代财政学的发展。我注意这两天他都在补充他的材料，所以他现在讲的内容比他的文本扩展不少，而且扩展的内容都是实质性扩展，我给予充分肯定。
这个学派指出，财政是国家执政能力的基本约束条件，有钱才能办事，有钱才能打仗。所以，它同时又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连接点。因此，对财政的研究不仅是财政科学本身，而且对国家理论，对政治学，对法学的研究都有重大意义。大家现在都对着看，财政收入立法权归谁，财政支出归谁等等有宪政意义的法规，目前中国都是一片空白。我们正式的分税制应该是分层立法、分层征税、分层收税。联邦制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分税制的实质性推展就能够达到部分要求。根据分税制的要求，每一层政府对是否受理这个税种，这个税种是多大的税率，全部是由当地的地方政府决定，你决定错了，老百姓可以用脚投票。
就财政社会学的主题我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财政危机是欧洲 11-17 世纪国家制度变迁的内在原因。其实英国大宪章就是解决财政危机的一个妥协。前期是从民族国家的形成大扩张所导致的一次又一次财政危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反反复复的肯定、否定、肯定、否定，折腾了两百年。这个财政危机不仅出现在英国，而且出现在欧洲大部分国家，西班牙、葡萄牙、中欧若干国家，都有与大宪章相似的领主与国王的妥协的协议。这个领域有大量的历史学领域的财政分析文献。会发现比韦森昨天讲的那个故事更惊心动魄的故事。财政如何危机了，又如何怎么办，那个太精彩了。但是只有在英国实现了宪政，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第一个黑天鹅事件。
我顺便说一下，就在这个历史阶段的财政收支的时间差，其实是金融创新的主要源头，金融创新的源头不是工商融资，而是政府融资。他们创新了以后再延伸到市场经济的融资。昨天韦森已经说到了， 14-15 世纪国王与领主的争夺在英国以国王强势暂时停止下来了，但是为什么到 15 、 16 世纪又开始更大规模的再一次冲突呢？一个是因为冷兵器到热兵器，导致了财政支出猛烈增长。第二，纳税主体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旧领主到新贵族，就是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这时候所有的税收都是去打西班牙还是去打法国。去打西班牙，那些跟法国做生意的人就非常高兴，跟西班牙做生意的人就激烈反对，反过来亦然。所以这里面形成早期议会的议事游戏规则，对外是零合博弈。跟西班牙打，要么赢要么输要么和谈。你跟法国打，要么赢要么输要么和谈，所以是零合博弈。和这个规则相应的，对内也是零合博弈，主张跟西班牙打的和反对跟西班牙打的，就看谁多数，多数的就否决另一部分。请大家注意我这个说法，就是现代议会的议事规则并不是最好的，我昨天推荐两本书，要知道过去历史还是未来历史，要看过去历史，我推荐的是《零合博弈》，要知道未来历史，我推荐的是《零边际成本社会》。
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韦伯所说的国家是合法的暴力，宪政第一要义是要把这个武装力量装到笼子里去。这是怎么实现的？就是这个过程中实现的。因为有钱才能打仗，而且军队不是直接的，议会是不允许英国国王建立常驻军，他怕你搞常驻军没事的时候打我，他搞雇佣军，所以军队和国王权力是分开的，相反和钱是联系在一起的，有钱就可以打，没钱就不能打，这样钱控制了武装。这样有钱的人就结构化，政党政治。这样政党管住钱，钱管住军队，从此武装力量关进了笼子。中南美洲所有政治危机就是没有把军队关进笼子，所以总是有军事政变，颠覆现政府。
第二个问题，我仅仅是提出问题，这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在新的全球化的阶段条件下，后发国家发展宪政的困境是什么呢？这些国家没有征税困难。我举的例子是沙特阿拉伯，他有什么征税的困难呢？所有石油企业都在他家族手里，最有钱的就是他。军队又在他手里，而且是最现代化的军队，在阿拉伯国家。你凭什么叫他接受约束？我当然举的这个例子极端，而且我有意回避了某国。当代完成宪政的是两种形式，一种是自上而下，可以举韩国朴正熙，我也有意回避另一个人。第二种形式是由外向内，它的案例是苏联瓦解以后靠近西欧的东欧国家，尤其有代表性的是匈牙利，完成比较好的宪政。其他虽然形式是民主的，但是非常不稳定，这个有人做非常完整的数量经济学分析，我不多说了。
[ 李建德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特聘教授、制度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作者 2015 年 5 月 30-31 日在「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评议演讲实录（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大午企业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未经本人修订，标题为编者所加，转载或引用请注明 ]
2015-8-22
中评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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