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西：私企立宪还需戒“所有制歧视”
谢谢李教授。
第二次来大午集团，两次都听到了大午兄对自己的“私企立宪”的介绍，每次感受都不一样。确实，他解决了唐明皇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封建皇帝要杀儿子、杀孙子，包括武则天，治国都解决不了继承权问题和权力交替问题，解决不了最后发生重大危机。大午兄有“治国之才”，包括他写的文章，他是有家国情怀的。他管不了天下，但是他可以把家管好。现在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对私企管理的有效方法，得有意思。中国的家族企业管理和传承，我很多地方演讲过，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浙江有很多民营企业家，十多年前排名，民营百强里面， 57 家在浙江，家族企业都面临着二代、三代的一些传承的问题。所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 35 年以后，开始产生了一批中产阶层，实力民企，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大午集团的管理模式，他二三十年下来，探索出了自己的一些东西，所以这是我的一点感受，就是大午集团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第二，他的介绍，回答了我们宪政讨论当中涉及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人素质是不是很低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理论，说中国不能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搞民主选举，理由就是中国老百姓素质太低。我们探索基层民主制度，农村改革，农村的基层选举，出现了大量的贿赂选举和暴力选举。确实全国很多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一些问题。选一个村长花掉上百万，甚至杀人，家族与家族之间开始发生恶战，为了抢这个村长当。当上以后没半年，往往出事抓进去了，他要把他竞选花掉的钱贪污回来。所以没有新闻推介，没有舆论竞选，没有公开选举的一些基本基础条件，就会产生大量变种。这就给那些反对民主宪政的人，拿到了实例口实。大午集团的探索，证明了中国人不笨，台湾人能选，香港人能选，我们大陆照样能搞好。他在小小的一个试验田里面，这个细胞，一滴水里能够照出太阳，他做出了一个成功的探索。甚至儿子与儿子也竞选，资产所有者和资产的管理者完全分离，进企业两年的员工，就可以竞选部门总经理，他解决了一个中国国民素质低，不能搞直接选举、民主宪政的谎言。
第三个感受，是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的问题，和民企的经济地位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混合所有制，也就是所有制的明晰化问题。上一个单元我们讨论了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实际上我在很多地方演讲，还讲到了民法里的法国《拿破仑法典》。就是市场经济的法治原则，就是主体独立，权利平等，法律至上，诚实信用。这些在《拿破仑法典》 200 多年前基本解决的问题，我们到今天还没有解决。我们的宪法原则，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英国、美国的法治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们是毛主席说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非此即彼，旗帜鲜明。所以到 2004 年才给了私营企业平等地位，我们才在宪法中提出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才正式提出混合所有制的问题。三中全会“市场经济决定性作用”的地位确立以后，你要搞市场经济，必须明确各个参与者的主体地位。
企业经济性质不明，现实案例很多。我们浙江有一个横店集团，他的老板叫徐文荣，原是搞乡镇企业的，现在搞了一个有名的电影拍摄基地，大量的抗战剧，清宫戏就是在横店拍的。 20 多年前，我就去考察过，当时他就提出一个疑问，说这个集团是谁？不知道，说公家的，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说是乡里的，他没有投入过，说是我的？我没有一分股权可以拿回来的，但是你说是全镇老百姓的？我也不能白送给他们。所以产权不明晰，是一笔糊涂账。这个所有制搞不清楚。现在提出混合所有制，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他做出几十亿、几百亿，可以明确股权主体，最后都体现为社会财富。
我最近在四川成都辩护一个案子，涉及建工集团企业内部承包制。这个案子最早是因为中纪委查办李春城的事牵扯出来的。说企业行贿，查行贿资金来源，把一个没有直接行贿的項目承包人抓了。怀疑他帮助套取现金行贿，最后否定了。但是把他的項目内部承包十多年，拿到 2.1 亿多承包奖励，纪委就要定他贪污罪。这个数字很吓人，是个大案， 2.1 个亿贪污不是可以判死刑无期了。最后在检察起诉审查阶段，我们辩护律师反复研究，提出了一个《律师意见书》，提出了纪委的定性思路是错误的。内部全奖全赔的承包责任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过反复的争论，二十多年前，法律性质就已经解决了，是承包人的合法收入。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最后检察院采纳了我们的意见，贪污这个就不起诉了。但搞了一个 405 万的受贿罪起诉，现在在辩护，受贿罪也是无罪的。根本不能成立。他是个人承包，主体不成立。所谓受贿的钱，就是他自己的承包红利转移分配所得。性质根本定不了受贿。
第二个是大连几个房地产企业主，因为当时审查薄熙来的问题牵涉，也弄出来 1.5 亿贪污案。我们无罪辩护三年了，到现在都判不下来。明明是建筑公司改制的时候，大连的审计局、财政局、国资委、检察院、计委、监察局成立了领导小组会商，经过评估，认定这个企业净资产为 6000 万，改制给私营股东。当时国企负责人认为政府甩包袱叫他承担职工负担，不要。政府做工作叫他接手。他没有钱，就找了个民营企业家出钱购买股权，自己借了他 300 万，占有一点小股份。企业后来搞活了，带出的存量土地也增值了。十多年以后，大连审查薄熙来的事，涉及到这个公司，纪委说这个土地改制以后增值 1.5 亿，你们共同贪污了 1.5 亿。把这个企业几个高管和财务人员全抓了。改制重新评价，重新来过。 300 万借款当作权力强制中的受贿。经过我们的辩护，举出了借款的入账证据，每年的支付利息的证据，检察院否定了这个行贿受贿，没有起诉，但是 1.5 亿的贪污起诉了。私企老板退出 1 亿多没事放了，改制之前这个国企老板一直关了三年 , 法院定不了。因为这个改制完全是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是政府一定要甩包袱，个人没有任何违规和隐瞒、操纵、谋私。土地和工程强制时全部明确写明在报告和方案里的。纪委监察都是作为改制领导小组成员参加讨论决定的。但事后算账的人根本无视这一历史和现实，用十多年后的地价来认定当年改制国有资产流失了。现在这样的办案糊涂虫不少，出了很多荒唐的案件。
所以现在不要以为孙大午这个案例，好象跟我们今天讨论的宪政的主题，很游离。所有制歧视、思想观念落后，完全可以成为导致冤假错案的直接原因。我这个点评完全可以解剖这个麻雀，解剖这个细胞。企业的生态和命运，和我们政治和法律完全相关。中国不解决中产阶级富豪的生态问题，不解决家族企业传承问题，不解决我们企业所有制问题，以及私有财产权保护问题，我们的国家是永远留不住富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我们国家才能真正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现在谁有钱谁跑到美国加拿大。一个是贪官跑掉，一个是民营企业家跑掉。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只要是百亿、十亿的企业家，都有好几本护照，多个国家的居留权。好多人我见他，要到香港、澳大利亚去，他们不敢回国。特别是山西一些煤老板，根本没有安全感。当然其中有些人是真正有问题，但是有些就完全是法律、政策多变之下的恐慌，乱执法乱抓人导致的恐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犯罪。没有安全感。不保护私有财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不会有恒心的。不会投人十年、二十年才能回收效益的产业，象医药、临床实验、配方，科技研发，专利的创造、周期长效益慢的大家都不搞，大家都去搞上市、炒股票、搞 PE 、搞基金，炒房地产，炒煤矿，都是短平快的资本生意，掠夺性牟利。破坏生态，破坏基础，没有人长线投入。所以不解决所有制问题，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问题，不稳定我们的法律政策，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我们国家的经济是搞不好的。
[ 陈有西 著名律师，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主任、一级律师，兼职法学教授。本文为作者 2015 年 5 月 30-31 日在「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评议演讲实录（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大午企业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未经本人修订，标题为编者所加，转载或引用请注明 ]
2015-8-23
中评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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