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华留下了“正面”遗产？一则语出惊人但槽点重重的研究
日军侵华留下了“正面”遗产？一则语出惊人但槽点重重的研究
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殖民造成了什么影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博士生 Daniel C. Mattingly 近期在一本著名学刊上发表了 “惊人之语” 。他称，日本在中国北部的殖民统治，从长期而言，对公共服务具有正面影响——相对于邻近的未被殖民地区，在被日本殖民的地区，教学、卫生水平和官员数量会更高。也就是说，即使是在野蛮和压榨的环境下，密集的政府建设还是能带来长期的制度红利。
这一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其理论和方法有哪些问题？
日本在殖民地的政府建设
研究者承认，在长城以南，日本人的侵占造成了对千百万平民的屠杀，并逼迫大量妇女成为 “慰安妇” 。然而，在中国北部，有两个地区逃过了最严重的殖民暴力：日本统治下的 “满洲国” 和西边未被殖民的内蒙古地区。
研究者发现，在 1932 至 1945 年的 “满洲国” 境内，日本主要通过四种手段加强政府建设： 第一，开展广泛的行政机构重组。在入侵之后的四个月内，殖民者就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官员系统。他们迅速发布有关官员工资、预算表格、办公设施甚至是狱卒走路方式的规定。这些措施往往都能得到严格执行，监督方式之一就是定期公开发布迟到或病假官员的名册。与此同时，日本人还重建了中国宋朝时创立的邻里监督制度，即保甲制度：十户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长；各级领导具体负责实施政府命令和征税，并监督邻里活动。
第二，增加官员的数量和相应的训练。日本军队在入侵后选择的策略是联合地方官僚精英阶层，并主要让蒙古人统治蒙古人，将其宣传为 “自治” 。日本军队在每个部门都给本地官员设定配额。日本人还建立了一支 95% 由当地人组成的警察部队，其中高级职位由日本人把控，低级职位主要由满族人、蒙古人和汉人担任。此外，当时日本人在 “满洲国” 安排的人均警察数量是韩国的 2.5 倍。
第三，广泛建立了医疗卫生和学校系统。在接管 “满洲国” 地区一年之后，殖民政府建立了新的教学课程，并针对学校组织发布了数百次指示。不到两年，殖民政府的官员发布了中日双语的新教材，并专门安排人讲授从孔孟之道到卫生防疫等方面的知识。殖民政府还在全区清理街道卫生环境，建立众多的医院和诊所。 第四，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大量生产原材料，为日军开展更大规模的战争作准备。当时日本军队学习苏联，建立专门的 “国有” 企业，包括中央银行和电话电报公司。日本人当时在满洲的投资中有 77% 用于铁路上。日本人还重塑了当地的农业，大量种植大豆。在后来战争全面爆发时，世界上有一半大豆产自中国北部。
“正面影响”？
几十年前的这些措施，和今日的中国有何关系？研究者用日本殖民下的 “满洲国” 的西部地理边界（主要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内部）开展研究。在这条地理边界的东边，在 1932 至 1945 年间是日本人殖民统治下的 “满洲国” ；而在西边，则由当时的蒙古族精英阶层控制。作者之所以选择这条西部边界，是因为当时 “满洲国” 南测的边界与长城相倚，北侧边界连接俄罗斯。而西侧边界则是在日本入侵前，由当时国民政府 “任意” 划的一条省份界线，主要目的是分割当地蒙古族精英的势力。
在日本人入侵之前，殖民边界的两侧在资源禀赋上并无显著差异，而且未被殖民的一侧由于开垦的土地更多，因而更为富饶。而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 1955 年（正好是在各种大规模政治经济改造之前），这一边界大部分被纳入内蒙古自治区，小部分被纳入河北省内。因此，这条日本殖民时代 “满洲国” 的西部 “边界” 有助于排除殖民前后的各种竞争性解释。
研究者借助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统计年鉴和卫星拍下的夜晚灯光图开展分析。他发现，殖民对于中国北部的政府制度具有长期的正面影响—— “满洲国” 下属的学校提高了招生数量和公共卫生医疗水平，以及官僚机构的规模。在殖民结束的半世纪以后，前殖民地区的教学和卫生水平得到了持续性的增长。前殖民地区的地方官僚规模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研究者借此断定，就长期而言，日本在中国北方的殖民留下了 “正面” 的影响，这说明密集的政府建设有助于带来长期的制度红利。
根基不稳的研究
简言之，Mattingly 的研究设计是有趣的，并且得出了一个反直觉而极富争议的研究结论。政见团队认为，研究者论证日本侵略者殖民行为留下了 “正面” 遗产的方法和证据并不坚实。而且，即使这一 “正面” 影响存在，也是几近于无，缺乏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
首先是研究方法上的弱点。第一，研究者没有能够给出确凿的证据，说明上述地理分界线真的是民国政府随意划分的结果；而且，当时日军之所以没有继续沿着分界线向西侵略，或许就是因为这条分界线两边已经有某种明显差异。第二，作者对地理分界线两侧的人口流动情况并没有详细的了解，不排除殖民后存在强制的人口流动或驱赶行为。第三，由于证明 “正面” 遗产的主要数据来源于 2000 年人口普查，夜晚灯光数据最早来源于 1992 年，距离日军殖民时代将近半个世纪，很难让人相信边界两侧的乡镇在这几十年中各自没有受到任何其他的外生冲击。
其次是理论意义有限。一方面，即使假定作者的研究方法没有问题，鉴于研究范围在地理、人口构成等方面的特殊性，这些基于 “满洲国” 和内蒙古边界的研究结论也不太可能被推广到被日军殖民的其他地区，无法帮助我们全面理解中日战争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这项研究是否真的加深了我们对于政治学某一方面的理解呢？殖民是件好事情？这一结论显然并没有任何普遍意义。人力资本和国家能力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显然老生常谈。
最后是与实践经验相悖。日本军队有计划的侵略统治或许为东北留下了较为工业化的社会基础，但这类 “社会基础” 对中国乃至韩国和台湾等前日据地区在近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很难说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尽管强政府被认为是东亚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原因，但这一持续性过程往往和市场化、法治化进程相伴随，而非仅仅是日本侵略者这种短期内的密集规划。而且，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乡镇企业等推动中国经济在 1980 年代腾飞的创新措施，都恰恰发生于未被日军长期殖民的南方。因而，即使日军费尽心思的殖民措施在客观上带来一定的效率，但总体而言对中国积极影响甚微。中国的经济成功主要是靠自己创造性的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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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更新： 政见团队发表这篇研究速览之后，本论文的研究者给我们发来了他的回应， 点此阅读 。
参考文献
- Mattingly, D. C. (2015). Colonial legacies and state institution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 001041401560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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