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而不贵的年代——评“廖凯原事件”
富而不贵的年代——评“廖凯原事件”
【编者按】清北复交的节操值多少钱？一篇关于富商廖凯原和他神奇的学术研究的文章，引发了热烈讨论。国际软件屋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出生在印尼的美籍华裔商人廖凯原，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共计捐资逾6.3亿元人民币。四所国内名校皆有以其命名的大楼。此外，廖凯原还藉此拥有四所名校的校董、名誉校董、客座教授、名誉教授和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并涉足学术领域——他自创了“凯原量子信息力学”（KQID），发表了《黄帝范例：轩辕反熵运行体系2.0》《轩辕召唤：轩辕4712中华共识》等诸多学术论文，并开办学术讲座。
南京大学教授 杜骏飞 向政见团队赐稿，发表了他的观点。
政见团队将继续 邀请各位读者发表意见 。对于此事的讨论角度可以多样，比如，我们可以聊聊“民科”那些事——其实，关于科学的标准，在社会科学领域更为复杂。什么是真社会科学，什么是伪社会科学？期待你在政见微信公众号留言，或给我们邮件（webmaster@cnpolitics.org），告诉我们你区分两者的标准，也欢迎提供具体的例子。
杜骏飞 /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是否要评论 “廖凯原事件”，内心是犹豫的。
事件所涉及的几所学校，都是受人尊敬的中国大学；在对廖凯原现象提出指责前，我们总应该再问一下：这种富人通过捐资换取学术声望的现象，是否普遍存在？
作为学术人，我也会问自己，如果像“廖凯原事件”这样，有人要捐一笔无法拒绝的巨资到自己所在的研究机构，而只要求满足他们开一个不着调的学术讨论会这类要求，我是否能够有足够的自律精神去拒绝？
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这一代学人还缺乏坚信。
科学家对科学本身，学者对学术本身，本应当具有类似于宗教信仰般的坚守意志，但我们还没有。如果有，“廖凯原事件”就不会比比皆是了，如果有，这些大学就不会因为钱就允许捐资者宣传非学术、反学术了。
学术人及其共同体，对自身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抱有足够的自尊和皈依感，对学术精神和规范，抱有恒久的、集体的坚持。这种传统和观念，在西方学术界大多已根深蒂固、坚如磐石。欧美一些典范大学，尤其是剑桥、牛津、耶鲁、普林斯顿这类充满自尊的名校，常常会因为捐资者的诉求与其高校办学理念不同而拒绝他们的捐款，更不消说捐资人要他们罔顾科学伦理了。
如果有个富豪给剑桥法学院一笔巨额捐款，要求发表一篇违反法的精神的论文，法学院的教授们会同意吗？给哈佛医学院一笔巨额捐款，要求发表一篇违反医学原理的论文，医学院的教授们会同意吗？不会。即使他们的院长同意，学术委员会也会反抗。因为这样的行为发生后，大学和教授们都会受到社会舆论和学术共同体的谴责。对很多科研机构来说，虽然他们希望得到捐资，但是如果以违反学术规则、牺牲学术声誉为代价，他们会望而却步。
在这个时代里，大学人对科学的信念和信仰，不时地因为资本压力，产生偏差和动摇。与此媲美的是：慈善家在其慈善领域的予取予求则更为常见，走火入魔者也大有人在。
这类现象的存在，证明了社会文明的缺失。
这就要说及那些形形色色的捐资，林林总总的慈善。慈善的品格，可以在慈善事件所呈现的意图中分出贵贱高下，真正的公益捐助应该是不求回报的，更不要说僭越科学、妄行交易了。杰出人物及人类中一切有能力的人，本着善意的天性和自觉的伦理，去倡导文明、扶危济困、救赎自然、帮助他人，并将这一过程视为证道体验和自我实现，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纯粹的慈善价值观。
廖凯原先生是外国人，我们不便对他的文化环境置喙。但在中国，我们能更多地看到“廖凯原事件”这类奇观。
是的，在奇观中国，这是一个富而不贵的年代。中国的一代人走向富裕，少数人甚至已成为富豪。他们中有多少人对真正的慈善抱有认同？在有慈善义举的富人中，又有多少能够避免廖凯原式的陷阱？某些新富阶层的风光表面或许豪奢如金，但在其精神深处仍然贫贱如泥。
慈善家仗义疏财，间或有自我纪念的精神追求，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不知自持的富豪打着慈善的名义，不正当地换取媒体、政府或社会的利益，一定会让人看到：慈善，也确有高贵和不高贵之分，有纯良和不纯良之别。一些公益明星、慈善人物，其行为屡屡走向慈善秀、慈善交易、慈善闹剧，在本质上，这是对公益慈善精神的伤害，也是对他们自己原本义举的诋毁。
今天，我们的大学、小学，所信奉者，无非“成功学”，我们的商人、文人，所甘于者，无非俗人。当我们在价值观上无所坚守、无所仰望时，富而不贵就成为我们共同的名字。
但愿，这是一个即将由富转贵的时代。下一代，未必比今天更富足，但我们或能设想，他们会更高贵。
作者鸣谢：财新记者孙文婧采访整理。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