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对《日军侵华留下了“正面”遗产？》一文的公开回应
研究者对《日军侵华留下了“正面”遗产？》一文的公开回应
编者按：9月18日，政见团队介绍了一则关于日本侵华“正面遗产”的 研究 。文章发表后，我们收到了论文原作者的来信，他希望对我们在文中提出的问题做几点公开回应，并授权政见团队发布。政见团队致力于发掘学界思想资源，我们欢迎读者、研究者来信交流，我们相信公开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和世界。
Daniel Mattingly /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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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政见观察员 张友浪
我最近发表了一篇学术文章，得出了一个极富争议的结论：日本人的殖民活动在中国北方的教育、公共卫生、官僚等方面留下了正面遗产。我明白为何这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乃至令人不快的结论。日本军队在中国乃至东亚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包括大规模的屠杀平民。当我开始这项研究时，这段历史让我预期，日本人对“满洲国”的统治很有可能只留下负面的遗产。
但是当我仔细的审视统计数据，发现“满洲国”的傀儡政府在教育，公共卫生，与官僚队伍上的投入存在明显的长期正面影响。尽管这个结论让我感到不适，我还是被统计结果所说服。 在《政见》网站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张友浪批评了这篇文章的结论。对于这项研究而言，我们在一些方面观点一致，但也在另外一些方面存在分歧。
一方面，他置疑是否这篇文章真的说明“满洲国”留下了正面遗产。我并不同意他的评价。事实上，我的文章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回应张友浪的三个置疑。
第一，他置疑殖民地边界是否如我所描述的那样选取。我在文章的第7、8页直面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并没有提供足够的反面证据，因而他的质疑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他认为我在文中并没有消除后殖民时代跨边界人口分流的可能性。但我在文章17页主动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在20和21页提供了统计证据。同样，他没有为他的置疑提供足够证据，所以很难回应他的批评。
第三，他提出有可能是1945到2000年间的其他因素决定了历史遗产。我在文章的21到25页阐述了这种解释不成立的原因。再一次，他并没有提供反面证据。
另一方面，我和张友浪在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我在此感谢张友浪提供了机会让我予以澄清。张友浪置疑道，即使日本人在中国北方的殖民活动真的留下了正面遗产，这一结论也不可能适用于日本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殖民活动。在情感上，我很愿意赞同他的观点。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我需要收集更多的数据来测试这个结论。我也希望其他学者能继续类似的研究。尽管我认为日本人的统治对中国北部存在一定正面影响，我同样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南北方的更大影响很有可能是极为负面的。
第二，我同意如张友浪所说，“中国的经济成功主要是靠自己创造性的摸索”。即使在“满洲国”境内，整个殖民过程中真正的英雄是中国人，而非日本人。真正提高中国北方教育、医疗和政府水平的教师、护士和官僚几乎都来自中国。 最后，我认为这项研究所带来的启示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从这一过程中得出的“教训”并非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殖民主义，或者是为日本侵略背书。在道义上，殖民主义和日本侵略都令人憎恶。
这项研究的理论启示是，对学校、公共卫生和官僚团队等领域的大规模投资能够带来切实的好处。就如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于1950和1960年代在农村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投资是富有成效的。我认为真正重要的“教训”是，我们需要那种大量投资基础公共设施的领导人，但我们不需要野蛮的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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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话：
感谢Daniel Mattingly的公开回应，相信读者们在读完《日军侵华留下了“正面”遗产？》和这篇研究者回复后有自己的判断。学术研究的争议与发展，往往是后来者通过发展新的研究设计和实证数据推翻前人的结论。如果有研究者能够发展出更为全面的研究设计进一步证伪或证实Daniel Mattingly的结论，将是学术上的贡献。
文章发出后，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学界中人的点评。在此节录首都师范大学教师赵慧的短评，供大家参考：
“我觉得一个问题就是作者需要证明西边未被殖民的内蒙古地区没有受到日本侵略及殖民的负面影响：政见团队提到的强制的人口流动，例如日军是否为了殖民地的发展从周边地区征集了大量的劳工？此外，殖民者虽然没有西边进行殖民，但殖民者都到家门口了，当地也可能会产生大量的人员迁徙或逃亡等，并进而影响到当地的发展。……在我家乡，当年日本人建的丰满水电站（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水电站）现在也还在运作，但是旁边为了修筑这一水电站的丰满万人坑累累白骨也还在；好像受教育程度高了，可是很多人只会说日语，不懂中文，以牺牲了民族语言为代价的教育是正面的么？”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