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尾气门”：为什么“严谨理性”的德国公司会陷入道德危机？
大众“尾气门”：为什么“严谨理性”的德国公司会陷入道德危机？
政见特约观察员 宁波
德国公司大众盛名在外，“尾气门”却让它灰头土脸。承认错误、首脑辞职、股价暴跌，这些情节无可避免。更严重的是，公众对德国公司和“德国制造”会不会产生信任危机？
事实上，这并非“严谨理性”的德国企业第一次陷入道德危机。
2007年，美国启动针对另一家德国企业西门子的跨国调查。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声名在外的西门子卷入挪用、贿赂、洗钱及逃税，涉案金额高达19亿美元，范围波及巴西、中国等转型经济体和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等欠发达经济体。
在伊拉克，西门子提供“售后服务费”给电力和石油部门官员，前后共计170多万美元。在尼日利亚，首相在内的政府官员收了西门子1000多万欧元。
在中国，为了获得电力大单，西门子通过商业中介贿赂官员，金额达到2500多万美元；为向国有医院销售医疗设备，西门子向几家国有医院提供大约1440万美元贿金；为染指地铁信号设备订单，西门子同样行贿超过2000万美元。
不仅如此，西门子在财务报表上把这些钱称为“公关费用”，要求政府减税。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显示这家德国企业行事过程中“无缝不钻”。
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声名显赫的公司为啥作这些不道德的事情嘞？
如果按照经济理性人假设，只要有利益，机会主义者会违背伦理风险以牟利。但为啥这种事如今发生在德国公司身上？这就要从国家文化角度一探究竟了。
经济内嵌于社会文化系统，文化影响人们对是非善恶的认知，也是左右企业战略行为的砝码，影响企业的伦理决策。
美国学者Hofstede提出，国家文化从几个维度影响企业行为：“权力距离”、集体主义观念、性别气质、“不确定性规避”以及东方文化中的“长期导向/短期导向”。
所谓权力距离，指的是一国民众对权力不平等的接受程度。国家权力距离小，意味着社会等级观念弱；权力距离大，则意味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哪怕上级决策是错误或不道德的。在权力距离大的社会，随便质疑权威要被“穿小鞋”，社会对不道德或不合理的权力决策容忍、服从度高，企业管理层的不道德行为自然更有可能不被制约。
所谓集体主义观念，指的是伦理决策与集体的关系。集体主义社会，人们看中关系，更容易服从社会群体的倾向。例如，集体社会中，别人贪污你不贪，压力大不？别人不贪就你贪，压力大不？实证研究显示，在法制不健全国家，执法不严，集体主义文化会加剧企业不道德行为倾向；严刑峻法国家，集体主义则督促社会成员彼此监督制衡。
就性别气质来说，“男性气质”国家重成功、财富，推崇金钱权力；“女性气质”国家强调工作家庭平衡，追求平等、关爱弱势。研究显示，男性气质倾向社会中，企业更容易贪腐。
而“不确定性规避”指的是民众是否接受过程中的风险和结果的不确定性。有些国家，民众工作生活态度放松，国家领导和企业管理手段柔和，老百姓更容易接受未来存在不确定性的现实。有些国家，组织结构严格，通过控制手段减少风险，在工作生活中规则约束较多，不容忍灵活变化的观点和行为，老百姓厌倦不确定性，生活显得紧迫、有压力。
如果人们生活在对社会地位和结构变化的焦虑中，只有通过积累财富才能减轻不确定性。换句话说，研究证明，那些更愿规避不确定性的国家文化容易带来腐败。
研究者在讨论亚洲企业，特别是中国企业时，加入第五个维度，即“长期导向/短期导向”。通俗理解，“细水长流”的社会文化中，贪腐全靠心照不宣。企业“放长线钓大鱼”，在做不道德的决策和操作时，也会考虑长远、“系统性”欺骗消费者。
跳出理论，德国企业的不道德行为倒是可以得到解释。德国文化“男性气质”明显，倾向于规避不确定性。特别是德国人骨子里追求“卓越”和“地位”的基因让他们为了市场业绩铤而走险，置社会伦理于不顾。就拿人家大众的标志来说事把，看上去三个用中指和食指拼出的V字是不是在说“必胜、必胜、必胜”？这与德国国家文化高度契合。
中国又如何？受儒家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中国社会等级相对严格，集体观念根深蒂固，但社会规则上更容易接受不确定性。中德两国男性气质都比较浓重，做事情都是“长期导向”，文化基因里都对成功和财富乐此不疲。
当然，企业不道德还受不少因素影响，如法律监管等。本文仅希望从国家文化角度探讨企业伦理，为那些平时觉得德国人“讲究秩序”、“追求严谨”、“思维理性”、“做事认真执著”的小伙伴们，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企业也那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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