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张曙光：

今天是天则所第 536 次双周学术论坛暨“中美欧企业家精神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全球企业家精神监测研究分析”研讨会。我们先请瑞典企业家论坛所长 Johan Eklund 先生介绍一下瑞典企业家论坛机构的情况。

Johan Eklund ：

大家好，很荣幸今天在这里与大家见面，我是 Johan Eklund ，是瑞典企业家论坛的所长。首先我将会简要的介绍一下瑞典企业家论坛。这是一家独立的智库，在斯德哥尔摩，是一家非常小型的研究机构，但在瑞典有着很大影响。瑞典企业家论坛是一个领先组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企业家精神、创新以及其他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此外，论坛研究经济动力和经济增长。用三个词介绍就是：研究、网络、讨论。

首先是“研究”，瑞典企业家论坛会发起关于政策性的讨论，会和许多大学一起通力合作来进行政策讨论；第二个词是“网络”，我们有很强大的网络基础，论坛已经有国际以及国内的政策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参与讨论。我们十分关注政策研究，将最高级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聚在一起，目标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我们就是一个桥梁，能够沟通学术界以及政界、商界。我们是一家独立的私营基金会，但没有特别大的单一股东，会有一些家族对我们表示支持，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特别大的股东。

每年我们大约会出具 20 个左右政策相关的报告，并努力将这些研究成果转化为真正的政策；每年举行四场学术会议，大多数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但也在华盛顿以及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我们也很期待以后能在北京举行这样的学术会议。我们每年都会研究广泛的话题，并为此撰写报告，主要就是经济活动相关的话题。

全球企业家精神监测研究分析网上叫做全球创业观察，这是一个研究全球创业精神活动的组织，我们就是他们在瑞典的分支。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研究，包括放松的经济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企业管理创新以及社会投资、慈善等问题。为了促进这项工作搭建不同的平台，能够让所有研究者、政策制定者以及企业家共同来交流，包括全球化的论坛以及讨论经济论坛。我们取得了很多奖项，其中就包括企业家精神研究全球奖，这个奖每年都会颁给有杰出贡献的人或者学者。我们也有一个奖是颁给年轻的学者的，鼓励年轻的创业企业家，更好的大展宏图。

我的介绍大概在这里就结束了，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

张曙光：

今天的主题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在奥派经济学里面有很多说法，创新精神、发现市场机会的警觉、还有说企业家精神就是竞争精神。国外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国内也在研究这些，但是，瑞典的同行对欧洲、美国、中国企业家精神做了监测研究，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启发，这三大经济体企业家精神在哪些方面相似？哪些方面不一样？通过今天这个论坛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下面我们欢迎这个项目的主持人、主讲人 Pontus Braunerhjelm 教授做讲演，讲演的时间是一个小时，现在欢迎。

Pontus Braunerhjelm ：

感谢教授精彩的介绍，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我的演讲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当前政策的质疑和疑问；第二部分是展示最新的数据，其中包括中国的最新数据；第三个是数据会对政策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谈一谈增长的问题。我相信所有政府都会加强在经济研究方面的努力，同时他们也会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这些努力都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已经具备充足的知识来造福社会，真正促进增长呢？现在看一下一个国家研发的投资情况，横轴是研发的投资，竖轴是经济的增长，我们看到没有必然关系。有人说这个很像一个枪管，有些国家的确对于研发有很高的投入，但是为什么投入差不多相同的国家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呢？我觉得原因就在于每个国家的制度不同，每个国家的法律框架以及法律法规不一样。

现在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较不同国家在制度方面的差异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新加坡和牙买加在 50 多年前水平差不多，独立的时间差不多，独立时的背景也差不多，而且地理环境都是岛国，但是经过几十年发展，新加坡现在的收入是牙买加的六倍以上，这个问题的原因就在于两个国家创新方面的制度不一样。我们今天主要讲制度，这也是政策方面所要讲的重点。因为研发投资和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一年之前《经济学人》也发表了一个比较悲观的封面文章，这个人刚才坐在椅子上，他可能想为什么人们再也发明不出这样有用的东西，这个雕塑大家都非常熟悉，是 " 思想者 " 。

创新已经消亡了吗？我还是比较乐观，悲观的人会持两个看法，很多人认为现在的创新已经远远比不上 19 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创新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对劳动力造成威胁，因为创新会代替一些劳动者造成大规模的失业。这是一种比较旧的观点在 150 年前就有这样的观点。那个时期的确有很多了不起的发明，比如燃气机、汽车、电话，这些创新成果都很重要，也为人们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处在不同的时代，这很难对比，究竟哪种创新会为人们带来更多福利呢？将厕所和个人电脑相比，又怎么比呢？在我们的时代也的确取得了很多突破，有了一些新的成果，比如我们有电子医疗，有 3D 打印、新能源以及无人驾驶的汽车，我认为这刚刚是一个开始，这些技术还会不断的发展，为我们带来更多创新性、颠覆性的成果。

我们的创新也不仅仅局限在高科技方面，在生物试验方面也有一些新的进展，比如人们新发现的一个 NDA 的结结构，这是一个瑞典人，他通过技术性的创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中国也有一些很成功的企业，比如说阿里巴巴、腾讯，这些成功的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成一家全球的的大公司。人们在关注企业家精神的时候，往往会关注研发投入的增长，实际上应该更关注的是创业，创业才是真正能解释这个问题的所在，更多的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才是真正促进增长的方式，但是 80% 的情况下，事实都不是这样。

接下来介绍一下进化模式，是由 Nelson 和 Winter 在 1982 年提出。对于企业来说，他们的增长规律是有迹可寻的，有的公司以研发为导向、有的公司以创新为导向、而有的公司会有反馈的机制，各个公司将知识在不同员工之间、在不同代员工之间怎样传播也有着自己的一套规律。也许我们可以有更好、更聪明的方式通过企业经济的发展促进整个国家层面经济的发展。

接下来谈 Romer ，根据他的理论，所有的国家都在努力的投入研发费用，人们都在取得更高水平的教育，这样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有更好的载体。 Romer 的理论有一个很大的跨越，但是在技术上他也有自己的漏洞，比如说知识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在他的理论中所有的公司提供的都是类似同质化的产品，所以所有的公司都面临着差不多的竞争。 Romer 的“知识溢出模型”和“知识外溢性增长模型”，这个模式就是在一个市场中有一个垄断者，然后胜者全拿的模式。所有这些模型在数学方面都很好，但在政策方面的结论都是进一步投入于研发、投入于教育、甚至鼓励竞争。但是能够促进增长的是应该如何将知识渗透到所有人群当中，渗透到个人、公司以及所有的创业者。

再看一下熊彼特的模式，在他的定义中，创新就是生产出新的产品、新的服务、以及用新的方式进行生产、或者投入新的市场、以及如何组织公司新的形式，这些都可以成为创新。这些有创新精神，有企业家精神的人都是英雄，因为他们创造了新的产品，他们使经济发展更进了一步。另外一种是竞争模式，由柯兹纳提出，他说如果有企业创业，会将经济促进向更均衡的方向发展，比如说有相同的产品，更贵的人们就不会去买，会买更便宜的商品，价格会朝更均衡的方向发展。还有一些其他这方面的理论，因为时间有限，就不再说了。

熊彼特模式是首先一个人会有一个想法，他将这个想法投入于市场，有的时候这个想法会成功，有的时候会失败，如果成功就会产生一些新的能力，会淘汰一些旧的不够的能力，这是直接的效果。也可以产生间接的效果，比如能够促进效率的增长，能够促进结构的变革，还有促进创新以及多样性。这个增长模式并没有提到知识，但是所有的创业者，他们利用自己从不同渠道获得的知识迎合消费者的偏好，就能开辟到自己的一番市场，有了更高程度的创新。用熊彼特的话说，是那些发明者产生了想法，是这些有创新精神的能把事情做成，而所有的想法还有科学原则对经济发展不那么重要。 Baumol 也说了类似的话，理论上的公司并没有任何企业家精神，就像丹麦王子已经被从哈姆雷特的讨论中排除了一样，大多数现在的理论主要都是从数学的角度出发，并没有关注真正的创业实践。

我们现在在图上看到这些人，他们的心中并没有任何模式，但是他们对整个国家、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左上角这一位是宜家创始人，左下角这位是欧普拉，肯定大家都认识，右下角的大家更熟悉了，就是乔布斯。在这些以知识为基础的理论中，也并没有找出很多创业实践方面的话题。我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共同研究了一些成果，试图填补这方面的空白，研究了一些创业与研发与公共和私人部门的投资之间的关系，这些有创新精神的人通过利用所有的资源建立一个新的公司，或者建立一个更大的公司。最近一篇文章就探讨了这几个模型所带来的影响，文章引用很多的著作，但是总体而言就只有一句话，所有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精神能够真正为社会创造福利。根据 Romer 的模型，所有的研发以及所有企业家创业活动都能带来进一步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也有赖于创新和投资。我们所讨论的创业通常都是建立在一个以知识为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模型，十分重要的是应该把这个新的现象放到主流的人们已经非常熟悉的模型中去。

我刚才讨论的都是比较主流的增长模型，可能他们还需要补充，也不是十分完善，但是也有十分有趣的点。我不会具体描述关于中国特别具体的数据，今天主要想讲一下欧洲人是如何看待中国所呈现出来的这些企业家精神活动的数据，以及他们是否符合我们的思想。我所采用的数据都是来自于全球企业家精神监测研究这个组织，它是全球最大的企业家精神方面活动、目的、态度调查的组织，所有数据在他们网站上免费下载。接下来大家看这个图，我把中国和美国都框出来了，这是 2002-2014 年的最新数据，反映了创业活动变化的情况。我们所指的创业企业都是刚刚成立的新公司以及建立不到三年半的公司，称之为创业公司，中国在这方面表现十分突出，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这个调查范围覆盖了 75 个国家，这些国家覆盖 85% 的全球 GDP 。这些国家分为以要素驱动的国家，以效率驱动的国家，以及创新驱动的国家。中国属于以效率驱动的国家，但是我们把中国和其他以创新为驱动的国家放在一起对比。在此前我们已经在华盛顿和布鲁赛尔分别展示了这些数据，今天我们在这里也展示这些数据。在 2014 年中国和美国的创业水平是差不多一致的水平，而且远远比其他国家要高，这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呢？实际上很难说，因为我们要看创业公司的类型是什么，是自给自足的还是像阿里巴巴这样大的企业，这对于政策的讨论是一个重点，因为有很多机制可以让公司更好的发展建成一个更强大的公司。

这张图讲述的是一些刚刚成立的企业，是一些成立不满三个月的企业， 2004 年中国在这方面的水平没有美国和英国高，和瑞典的水平差不多。实际上这是一个实验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你们刚刚投入市场，市场会对所有公司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失败，但这很重要因为你会从中得到教训。这个图讲述的是一些非正式的投资者比例，这些非正式投资者主要是指你的家人、朋友，还有一些其他的傻瓜投资者，通常这些公司是没有办法从银行得到大笔的贷款，也没有办法进行公投，所以会有一些他们身边熟悉的人给他们一些投资，可以看到中国在最近几年在这方面有所下降，现在的水平和瑞典差不多，不相上下，而美国在早期投资方面做的最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企业家创业的目标，这个目标我们主要是会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就业的创造，然后是国际化，最后是创新。中国在增长方面野心不小，排在前三分之一的水平，虽然比美国稍微少了一点，但已经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多。接下来看一些创新性的产品，这方面中国的表现非常突出，尤其是在浅蓝色的部分，可以看到浅蓝色是模仿性的创新产品，其他国家已经有这种产品了，中国引入到这个新的市场再进行一些改造，浅蓝色部分就是这样的产品。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稍微后面一点的部分，但是表现的也很不错。接下来是国际化，这方面是中国的一个弱点，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中国有很大的国内市场，但是美国也有很大的国内市场，这方面显然做的比中国好。为了改善这一点，需要加强品牌建设，需要让人们看到自己的品牌，需要通过各种社交媒体来传递信息。

最后，讲一讲人们对创业的态度。人们是否有意图建立一家公司呢？我想许多中国人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首先是人们是否能及时发现机会建立一家新的公司，这方面中国发现机会的人很少，在瑞典却很多，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美国处在中间。虽然说在瑞典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能够发现机会，但是他们多数人都到此为止，不会有下一步的行动。但是中国恰恰相反，许多人即便创业，也并没有发现真正的机会，这是一个悖论很有意思。接下来是人们对自己能力的认知，就是自己是否能开一家公司，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瑞典差不多相同。对于美国来说，水平非常高，他们都信心满满觉得所有人都会变成乔布斯。接下来是高层次成功的创业，我将不会细说这个问题，因为时间有限。

这是性别方面的对比，我们也跳过。

最后讲政策方面的问题。我和我的同事经常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创新的政策框架。第一个框是“知识”，这十分重要也十分必要。另外一点更重要是如何将知识转化成动力创造一个新的公司，这是完全不同的话题，我们会关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以及直接投资，还有竞争以及法治等方面的问题，不同国家根据自己的需要会有不同的政策。另一个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更加有批判性的大众，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需要增强流动性，需要有一些住房，有一些机构，有一些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竞争力和创业之间的关系，随着一个国家教育投入的增长，人们会有更高质量的创业机会，资金的获得也十分重要，尤其是在创业早期阶段，人们都需要一些天使投资人。一些政策上的压力，可以看到繁文缛节越多，创业活动就越少。还有就是人们对就业的保护，如果保护的规则越严格的话，人们创造公司的动力也就会越小，这张图反映的就是就业保护的严格性以及早期创业的预期性的关系，如果对就业保护变得更多，人们就会缺乏动力创造新的公司。税收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会影响创业企业的发展，我们可以将不同国家的数据进行对比。

更重要的就是让经商变得更容易，随着世界流动性日益增长，许多公司虽然可以把眼光放到国外，可以寻求更大的出口市场，但是大环境还是很重要，世界银行每年都会出具一个数据，就是在一个国家经商的容易性怎样，这是 2011 年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比其他国家做的都更好，但是中国在参加排行的 185 个国家中排在第 90 位，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最后，十分感谢大家来这里听我的演讲，我的报告大家感兴趣可以下载，在网站上也可以下载。最后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瑞典企业家论坛的研究主任，同时我也领导着一个政府部门，这个政府部门是专门负责创新的委员会，同时我也在瑞典大学里教书。谢谢大家！

（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张曙光：

Pontus Braunerhjelm 教授有关企业家精神监测研究的报告，前一部分讲了几个理论的模型， Romer 的、熊彼特的、柯兹纳的，后面讲了监测的情况，特别是把中国企业家精神表现做了介绍，而且把中国同美国、瑞典做了比较，对我们研究中国企业家精神很有启发。

我们请了几位研究中国企业问题的专家，对教授的讲演做一些评论。一位是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的副会长周放生先生，先请周放生先生做评论。

周放生：

瑞典专家做了一个很好的演讲，我非常感兴趣的是不同国家指标的比较，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想这些数据背后怎么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数据？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新加坡和牙买加的比较，我想根据自己在中国看到的现象，提出问题，或者数据背后的可能解释。

一是企业家包括创业者，是不是已经趋于两权合一了。过去理论是趋于两权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发言者刚才举的例子，腾讯、阿里巴巴等等已经不是两权分离是两权合一了，在国际上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趋势？这些企业家、创业者本身也是股东，是所有者之一，这是不是一个共同的特征？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就是企业家个人，这些创业者、企业家有了一定成就之后，是不是可以对他们个人估值，然后这些估值可以进入资本结构，可以进入企业注册资本？企业家个人估值，相当于资金资本和知识产权资本平行，可以进入资本结构，成为股东。

第三是这些企业家创业以后，是不是也要和企业内的经营者，一个经营团队、经营者、科技专家、业务骨干，共享企业的价值和收益？

第四因为企业家创业，有些是自己创业，比如乔布斯从一个车库里开始创业，但也有很多发明创造是在企业内部，企业给他投资，比如一个大公司，公司给科技人员投资，提出些研发方向，做出一些科技成果。问题是在中国这种行为叫做职务发明，区别于个人创业、个人发明，职务发明的发明人、发明团队拿的是企业给的资源，他们是否应该拥有这个发明的部分的知识产权？而不是职务发明成果都归提供资金的企业，这一点在瑞典和其他国家是怎么认识和进行分配？

我现在也在拍企业家的纪录片，已经拍完了一个，我们也特别关注研究企业。

（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Pontus Braunerhjelm ：

第一个问题是这些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新加坡和牙买加的例子有大量的文献，造成这样现象的主要是制度问题，他们有不同的法律框架。新加坡更适合企业发展，也更适合创业发展，是一个没有腐败的国家。但是牙买加牙买加并没有开放经济，此外也没有法治。背后的原因目前只是收集数据，但也有超过 200 家研究机构正在研究，目前还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

两权分离还是合一，现在的确有许多小型公司的管理权和所有权是在一个人手里，但是未来发展趋势也不确定，这和一个国家的税收体系有很大关系，有的时候税收体系更倾向于两权分离或者两权合一，所以各个国家就会呈现出不同趋势。十年前许多瑞典公司把公司卖掉，因为当时税收政策不利于再进一步发展，此外，就是股权投票问题，是一股只有一票，还是一股有很多票，这也会决定这种创业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所有权和管理权的问题，这方面已经有很多研究，但是没有一个最优的方案适用于所有国家。一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适用的经济体系不一样，创业体系也不一样。瑞典发展趋向就是向欧美方面发展，但也有其他的模式，比如日本和韩国和欧美也有不同，所以不同国家可能有不同的最优体系。

企业家自身价值的问题，将他的价值放到公司价值里，瑞典甚至在欧洲现在还不可能，但是经济学家要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像劳动力资本、研发资本等也应该有企业家资本，这和我们一直以来的思想一致。但是，现在可能还无法实现，只能将这些资本转化为企业的收益，然后变成他们的收益。

收益在公司内部分享，也就是和所有的技术人员分享，我想对于公司的成功十分必要，我们有许多体系，比如说给员工激励的股权，让他们分享整个公司的利益，现在欧洲的模式并不是很先进，美国在这方面有着更为先进的模式可以研究。

内部创新象在整个欧洲很普遍，尤其是瑞典很多大公司在过去几百年获得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断在内部创新。知识产权问题，目前在公司没有一个统一的体系，公司拥有所有知识产权，大学知识产权属于个人，这也有很大差异。

最后恭喜你成功做出了纪录片，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也愿意参与其中。

张曙光：

下面，我们请韩朝华先生评论，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

韩朝华：

谢谢主席。今天这个报告的题目，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创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的人很多，概念也有很大差异。对报告人 Pontus 教授的这个概念，我理解为是指创办企业，即在市场上创办新的事业、创办公司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种精神。他探讨这个问题，并且将它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紧密联系起来。他隐含地假定，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它确实是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题目的研究非常有价值。

我对这个报告后面的数据分析部分尤其感兴趣。在这部分，作者对比了不同的国家的企业家创业情况，涉及了欧洲、美国，也涉及中国。中国国内的学者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但是，我有一个感觉，虽然这个报告的数据给出了一些关系，但是总的感觉，这种分析所能说明的问题很有限。特别是通过问卷调查给出的专家评估，比如创业的欲望、创业的难易程度这类评价，在涉及不同国家、不同制度环境时，其实际含义有时候会差得很远。比如，报告中提到做生意、创业的难易程度，作者比较了四个国家，其中，中国好象最容易创业的，因而得分最高。但要细究起来，里面有很多细节问题需要澄清。说在中国办一个企业很容易，或者换一个经济学术语来说，在中国创业的成本比较低，这有正面含义，也有负面含义。比如在中国办企业的环境成本很低、违约成本很低、搞假冒伪劣的成本很低，诸如此类，这导致与较发达国家比，与法治国家比，中国创办和运营企业较为容易。但同时，中国办企业的成本又很高，比如税负重、政府的随便干预、产权缺乏保障等等，这导致在中国办企业的成本又明显超出法治化国家。所以，同国家的投资环境不同，要做创业难易程度的比较，要看怎么比，或者从什么角度比。这方面的问题是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报告人只提到一个标准，即创业的难易程度，但这种难易程度是具体是指哪些方面，还需要更深入地追究下去。

Pontus 教授说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团队做研究，可能今天时间有限，他没有能详细地介绍他们的研究发现，可能他们的研究是做得很具体的。我没看到他们报告全文可能看了他们报告的全文后，这些问题会可能就比较清楚了。中国的投资环境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我自己的感觉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对于新企业的创业来讲，这些年在恶化。恶化也是多方面的，所谓创业的难度在增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如对劳动者的保护在趋于加强，过去那种血汗工厂，现在越来越困难了。还有环境保护方面的管制在变得越来越严密，这自然也导致企业家创业成本在不断提高。这都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和办企业的难度。另外一些就是负面的，比如对于产权保护不够，政府的干预还是非常多，中小企业税负没有减轻，而且有加重。有分析显示，近两三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显著往下走，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在下降，但是下降的幅度相对较小，这意味着企业的税负在增加，这都导致中国企业的创业环境在恶化。最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已经办了企业的企业家不办了，不干了，或者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了。中国本土企业家把制造业工厂转移到国外去，甚至转到美国去了，觉得美国的投资成本比中国还便宜。

研究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确实很重要，但是研究还要再细一点，比较中国在这些方面跟其他国家差异到底在什么地方。另外，毫无疑问，创业这件事情，投资环境也好，创业环境也好，政府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府政策、政府行为、社会制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方面中国可能有好的地方，但是还有很多很大的问题，这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中国虽然创业比较容易，但是真正出乔布斯这样的企业家还是很难得。这是我一些零零碎碎的感想，不成体系。

谢谢大家！

张曙光：

我们两位评议人做了一些评论，下面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进一步来进行讨论，其他人都可以做提问或者是评论发言。

星源：

感谢 Pontus 教授非常精彩的发言，比较扼要，但是非常精彩。作为三个分类：要素驱动型国家、效率驱动型国家、创新驱动型国家，中国是效率驱动型国家。中国还是朝着效率驱动型走向创新型，这里的指标涉及到百分比，中国企业的数量巨大，就是个体户加上企业数量巨大。如果 1% 是有创新精神，或者千分之一有创新精神，绝对数量非常可观。所以除了看密度，还要看数量。亚当斯密讲过分工跟市场规模有关，创新也跟市场规模有关，中国有很多处在低端和中端的制造业，这么多企业、民营企业、个体户，都挤在一起。像服务业、 IT 方面、风投、私募都非常多，比较低端的不会影响高端科技创新方面的投资。

创新跟企业家精神的来源跟经济增长的关系， Romer 的模型是知识增长的函数，知识受创新发明和企业家利益驱动，但要区分有两类企业家，一是柯兹纳的套利企业家和熊彼特的创新企业家。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觉得三个要素对美国的民主影响比较大，实际上这三个要素也影响企业家精神，第一要素是地理环境，第二是政治制度，第三是民情。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 1978 年以前，温州企业家无所作为，因为不允许他们做事情，改革开放以来，正如茅于轼老先生讲中国重新起来一代企业家，非常重要的是制度允许他们起来了。另外在历史上中国商业精神是比较浓郁，就是托克维尔讲到的民情的一部分。这两者的结合，如果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更加适合于企业家精神发挥，中国走向创新性国家应该没有问题。

最近我撰写发布了《中国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指数报告》，浙江跟广东被调查都没有合格。现在我们正在研究民营企业税负项目，最近就要去调查，希望以后跟瑞典企业家论坛能够真正展开合作。

盛洪：

非常感谢 Pontus 教授刚才非常精彩的演讲，给我们带来新的知识，知识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正相关关系，而重要的是制度，我很赞成这一点。我觉得知识分成两类，一类是技术性知识，一类是制度性知识。制度性知识是有关要素之间结合的方式和要素报酬分配的相关知识，只讲技术性知识，如果不和其他要素结合就不能形成生产力。所以，制度性知识和技术性知识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生产力。

第二光有知识还不行，知识只是知识，还得有行动，这个时候就有企业家的重要性。企业家是什么？企业家有技术性的知识，就像乔布斯和马云这样的人，其实他们不太懂技术，但是他们懂得有什么技术。第二，他有制度性的知识，就是我知道怎么把这些技术性知识和其他要素结合起来，推向市场。第三，他们有行动能力，他们不仅有知识还能去行动，这三点全具备了，才构成真正的生产力。

第三就是制度环境，有企业家但是不见得会有企业，因为假如制度环境很差，企业家也知道有什么样的技术，也知道怎么把个技术和其他要素结合起来，但是它的创业成本太高制度太差，也不可能有创新。

Pontus 教授这个研究对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第一是中国不缺企业家精神，中国缺的是好的制度， Pontus 教授关于中国有些数据有矛盾的地方，我觉得是正常的，中国缺企业家精神是中国制度不太好。政策建议就很简单，中国政府不能以为用钱能买来创新。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经常说要打造 2000 个乔布斯，这是很糟的想法，他的意思是说我拿很多钱就能够创造出乔布斯来，这是错的。实际上要改进制度环境，改进制度环境才能使企业家的创业成本降低，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赵农：

非常感谢 Pontus 教授今天带来这么好的讲座。对于学者可能最大的难处是可以通过不同案例发现非常丰富的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无论是新技术采用，还是新要素投入等等。但有一个难点，就是这样一个活动似乎难以通过经济学的方法得到显现和表达，以及进行分析，比如计量模型做大数据处理，究竟拿什么指标进行设定，对创新活动，似乎成了研究这个问题最重要的难点。

另外，同样是一种创造，可以发现在相近的政治制度情况下，但是仍然可以发现他们的创新质量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拿美国和日本比较，政治制度相近，民族创造精神和勤奋程度也基本上相近，但是，从有限的实践经验观察，似乎日本的创新在数量上虽然非常之多，但总是缺乏像美国这样具有原创和颠覆性的创造。我就问题是政治制度在创新过程当中，重要性究竟如何？

Pontus Braunerhjelm ：

感谢大家的评论，首先说一下研究方法问题。对比研究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对比其他不同国家的数据，刚才有教授提到这些数据可能研究起来会有漏洞，我们选择的数据是全球企业家精神监测研究的数据，可以很好的控制，比如说这个数据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在不同时间段的发展趋势。但几位教授提到如果把几个国家对比起来，的确有一些困难。如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可以研究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类型，比如瑞典以机会为基础的创业具体表现怎么样，可以进一步的挖掘。韩教授提到了问卷的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也许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我想在未来也可能它会得到一些控制。

此外，十分重要的是应该如何定义企业家精神，不同的定义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这里的企业家精神指的不仅仅是自己开了一个企业的人，而是那些有了新的想法并付诸实践的人，这即包括创立一个组织，也包括创立一个新的公司，比如宜家就可以算一个很好的能体现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刚才提到了金砖四国只是一个指标而已，这个系数有很多个指标构成，如果详细研究还要继续进行分类。提到中国领先，但是在 185 个国家当中还是排名第 90 位，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也应该关注。

Romer 模型，知识可以促进增长，创新也可以促进增长，但是具体政策方面，还需要看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政府补助、知识方面的投资、还有其他。投资者、非正式投资者，正式的投资者起的作用要更大一些，正式的投资者会影响到非正式投资者。当然，他们在未来的作用也会慢慢变得更大，但是改变还是要慢慢发生，在中国不同地区间状况也不一样，尽管是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也不一样。

冯教授的报告是一个很有发展的报告，有可能将来我们会把这个 10 万欧元的奖颁给你们也说不定。税收的问题也十分有趣，盛教授提到将知识分为技术性知识和制度性知识，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哪一个更重要也很必要。实际上我们需要知道不同的知识，我们需要了解制度知识，这样才能更好的将所有的投资发挥最大的潜力，才影响政策，这对政治家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不同的公司，创业时起点不同，也应该得到很多关注。实际上知识不仅仅限于技术性知识，就像宜家，他其实并不是一个高科技的公司，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经历创业初期的混沌之后，中国也会有很好的平台诞生高质量的创业公司。中国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取得的蓬勃发展，取得了很多创新性的成果，中国也有很大的潜力在未来取得一些颠覆性的创新成果。如果中国的制度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实际上经济学中有很多概念很模糊，比如在看资产负债表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定义资本呢？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尽最大的努力最好的利用这些数据。我想我的评论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张曙光：

刚才教授回答了一些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今天这个报告的内容确实相当有趣，因为创业也好，创新也好，企业家精神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两个东西确实也有一些差异，比如说决定创业的一些因素、税收很重要、资金的支持很重要、政策的支持也很重要。教授讲话认为中国有很多人创业，但是还没有找到机会，其实是说进一步的创新，知识储备、发现问题的那种警觉意识关系更大一些。这个报告有趣的地方就是利用一系列的数据，对企业家精神的创业和创新做进一步的监测和判断，当然这个判断和监测有很多还不完善。值得进一步去探索的是，到底怎么样进行监测、怎么来进行评价。创业从哪些方面评价，创新从哪些方面评价，怎么评价？怎么比较？比较中怎么能够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不同的国家制度、文化区别，影响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今天这个报道都提出来了，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瑞典企业家论坛的一批专家做了很好的研究，我们天则所也有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也做了一些研究，今年冯兴元和盛洪到瑞典去做了一些交流，这一次他们又过来。我想今后通过这样的交流，我们今后可以建立进一步的关系，交流彼此的研究成果，使得我们在研究方面能够共同提高。感谢瑞典的企业家论坛，感谢 Pontus Braunerhjelm 教授，感谢几位评议人和今天在座的各位。现在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