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媒体更容易犯错，读者更积极纠错
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媒体更容易犯错，读者更积极纠错
刘夕铭 / 政见读者
技术更迭对信息获取方式的影响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当碎片时间为信息的获取和阅读腾出了空地，当对着屏幕上的瀑布流滑动手指日益成了习惯动作，大众的阅读习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另一端，新闻生产的速度也在不断提高。早在2000年，便有学者指出，“高速新闻”（high-speed news）开始取得优势性地位（参考文献1）。一方面，没有了排版印刷的步骤，取而代之以一日数次的平台更新，稿件在数量上也有了更高的需求。另一方面，网络作为信息整合地，为记者提供了大量二手资料来源，而这无形中，也为内容生产的加速提供了条件。或被动或主动，这似乎成为了国内外新媒体（这里所谈的暂不包括以博客等社交网站为平台的“自媒体”）的常态实践。
但伴随而来的，是质量与时间相互撕扯带来的矛盾。信息调查/反复核对的程序开始面对更大的时间压力，一手写作也相应显得更为奢侈。而日复一日/连续不断的稿件写作，都使得内容生产的传统模式发生了转变。面对更为泛滥的信息量，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组织机构而言，在个体精力和鉴别力有限的前提下，要避免稿件水平的参差不齐，要使得总体质量满足公众期待，相比过去都有了更高的难度。
媒体组织的变化
相比 于发布频率上的明显提高，新闻背后的生产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更隐性、也更重要的过程。
在传统媒体的结构中，无论是一篇稿件的见报，还是一段片子被放上电视，新闻的筛选都要经过从编辑到主编等不同人的检阅。对纸质媒体而言，稿件直到定版完成前，都有着被修改或撤下的余地。尽管从议程设置的角度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信息的接触，有可能使得一些触犯既定利益/违背意识形态的稿件被“扼杀在摇篮中”。但稿件在经历了层层审核后，质量也更容易得到控制。而对于一些影响力较大/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品牌而言，一般都拥有一定数量的知识储备充足的核心成员或经验丰富的高层管理者，这些人的经验和判断，往往能够为提供内容生产提供一道有力保障。
到了新媒体时代，境况就变得大不相同。由传统媒体转型而来的新媒体，以网站或客户端进行的信息推送，虽然依旧是一种组织化的行为，但相比过去，往往扁平化程度更高，组织化程度相应有所弱化。一篇稿件的推送，不再需要经历复杂的审核和刊载流程，而是在编辑进行修改后就可以动动鼠标点击上传（ 参考文献2）。而在通讯极为便捷的今天，有着固定地理位置的编辑部（newsroom）的重要性也在下降。在微信或视频会议就能满足信息沟通和指令传达时，统一时间和地点的会议相形之下效率并不算高，甚至坐在办公室里也不再那么必要。
但这种变革并不意味着传统编辑部带来过的诸多好处也能被新的沟通模式悉数继承（参考文献3）。缺少了上级的当面询问，也缺少了同事间可感可触的竞争，这些环境的变化无形中对从业者的个人心态和职业成长也构成了影响。
从编辑把关到读者把关
这里还有个有趣的概念——即传播学中赫赫有名的“把关人”（gatekeeper）。1947年， D·M·怀特 （David Manning White）用一周时间观察一位经验丰富的报社编辑对稿件的处理。一周中，这位编辑收到了11910篇通讯稿，最后只采纳了其中的1297篇。被毙掉的稿子们各有死因，如水平不高，内容无趣等。在怀特看来，这位编辑扮演的正是一种“把关人”的角色，而这些稿件的生死，所仰赖的无不是个人的经验性判断。自此，这一由卢因提出的概念，被引入了传播领域。
尽管从 沃特·吉伯 （Walter Gieber）以降，对个人把关的研究逐渐淡出，研究者越来越关注传播在社会环境中所受的控制和干预，并把目光投向媒介置身社会系统中与其它因素的关系。但回过头来，早期“把关人”概念在个人行为层面的意义，在今天也并未失去探讨价值。尽管这一概念更多强调的是媒体呈现了什么，没有呈现什么。但无可否认的是，对于组织机构而言，对稿件质量的监控很大程度上同样仰赖于“把关人”的作用。
如前文所述，在组织结构与生产周期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新媒体机构中的“把关人”作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另一方面，“把关人”角色在当下无形中也发生了转移。暂且撇开社交网站的内容生产不谈，对于传统媒体转型而来的新媒体而言，当读者收藏分享一篇文章不必再做成剪报，而是可以随手转发；当评论方式不再局限于给编辑部写信，而是可以在公开平台上直接留言，内容被更广泛地置于众目之下，反馈周期也极大缩短。如果我们把媒体的“纠错”“删改”等方式，也视为“把关”结果的一种呈现，作为读者的公众从这个角度就构成了媒体“把关人”角色的分流。
如何对传播的内容质量进行高效地审核，如何对报道失实/立场不公等各类新闻事故建立规避机制，或许不止是个体品牌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也是置身于媒介社会中的每个人需要思考的困境。面对偶然的失误或错误，批评和谴责确实不可缺位，这不仅是公众作为“把关”角色的责任担当，也是现状之中可能最主流也最有效的监督方式。但面对背后普遍性的症结，又是否存在更为理想化的设计呢？答案或许还要在漫长的实践中共同找寻。
（本文标题为政见编者所拟）
参考文献
- 1. Pavlik, J. (2000).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1 , 229-237.
- 2. Nerone, J., & Barnhurst, K. G. (2001). Beyond modernism – digital design, American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newspaper form. New Media & Society, 3 (4), 467.
- 3. Singer, J. B. (2004). Strange bedfellows? The diffusion of convergence in four news organizations. Journalism Studies, 5 , 3-18.
- 4. Mitchelstein, E., & Boczkowski, P. J. (2009). Between tradition and change: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on online news production. Conference Papers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41.
- 5. D. M. White (1950). The Gatekeeper: A case study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27 (4).
相关文献
- Walter Giebeer, News Is What Newspapermen Make It, Lewis, A. and White, D.M.(Eds.)(1964), People, society and mass communication , (pp.160-172), the Fre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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