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蕴哲：法西斯主义与1930年代的中国——以经济为主的初探*
1931 年 5 月 5 日，国民会议，蒋介石激情澎湃：“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国家主权既为神圣，纵横发展，遑恤其他，国际上之影响，是否合于大同原则，不待智者而知”（转引自 潘国琪， 1993 ）。
1934 年，蒋介石推行 “新生活运动”，法西斯主义风格明显。在运动中，他要求全国人民整齐划一，行动一致，连日常生活也要符合他的标准。德国和日本是蒋介石的楷模，他的目标是“使全国国民生活彻底军事化”（蒋介石， 1934 ）。
源自欧洲、兴起不久的法西斯主义何以令蒋介石如此痴迷？我们需要对法西斯主义做一简要考察。法西斯主义将国家民族作为目标，要求个体服从领袖的绝对权威。其在经济上，表现出天然的对自由经济的反对倾向。英国学者 Paul Einzig 较早研究法西斯经济制度，他的《法西斯主义之经济基础》早在 1934 年就被译为中文，对中国产生了影响。他认为，法西斯经济制度 “调和于纯粹个人资本主义，与完全国家专营之间”（ Paul Einzig 、李冠儒译， 1934 ，第 5 页）。“法西斯国家，并不愿确定明年应出产某种颜色，尺寸，及质料之靴鞋若干双。然而，当至靴鞋有过剩之势，且经价格跌落，仍无增加需求之希望，则当道者决然用力干涉，以避免生产过剩之虚靡物力”（同上，第 36 页）。由此可知，法西斯经济是一种统制经济 [1] 。而且法西斯经济是一种控制较为严格的统制经济。以意大利为例，“政府虽未将银行收归国营，唯其尽量指导银行政策，则宛如银行为国营者。尽能强取银行资金以资助银行不乐于资助之事业。事实上意国在此方面之情形即为社会主义者梦境之实现”（同上，第 85 页）。因此， Einzig 认为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政治上，两者大相径庭，在经济上，两者之间目的则大致相同，唯彼等所采用之手段互异”，“法西斯主义可认为纯粹个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间之调剂，唯断然较近乎后者。彼之公敌即为其必加攻之放任主义”（同上，第 83-84 页）。
除具备统制经济的一般特性外，法西斯经济还有自身特殊的性质。法西斯者反对资本主义往往与国家主义、反犹主义、民粹主义等捆绑在一起。比如，法西斯者强调强国对弱国的压迫但反对国内的阶级斗争。德国历史学者，纳粹“启蒙”思想家亚瑟认为，“如果没有国家之间的公正，社会主义不能给人们带来平等。德国工人应该意识到，他们受到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从未像今天这样沉重……工人阶级把自己看做最受压迫的阶级而争取自由的斗争，在我们这个受压迫的国家，只能是一场内战。这导致我们错误地把矛头指向自己而非国际资本家”（ Guerin ， 1973 ，第 78-79 页）。
既能纠正资本主义的弊病，又能避免走上激进的苏俄道路，是当时不少国人认为最适合中国的方案。法西斯主义恰恰符合这一点。意大利、德国等国在一战后遭遇重挫，内忧外患，处境与当时中国类似。此二国通过法西斯主义，依靠国家、领袖至上，全国协调一致、艰苦奋斗，一跃成为强国。时人感慨，“凡游历过意大利研究意大利新政的，谁不赞叹墨氏十余年来努力成功的迅速？谁不深信法西斯蒂魔力的伟大？”（钱崇惠， 1935 ）。
法西斯主义之所以令人如痴如醉，是因为其巧妙融合了几个要素。一是社会主义，他承诺让底层改善生活，缩小贫富差距。但是他的社会主义不主张阶级斗争，而且保留私有制。这样能团结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不过后两者要受到国家和领袖的制约；二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一战后的意大利、德国遭到了不公正待遇，法西斯者将其放大，认为是造成现实苦难的根源，呼吁国内团结，一致对外。三是领袖魅力。在困难中，人们渴望迅速富强，而民主制的“低效”令人愤怒，经包装后的救世主——领袖，以铁腕凝聚全国走向胜利成为不二选择。因此， 无论何时，当一个国家面临外患，国内矛盾重重且对领袖崇拜仍有兴趣时，法西斯主义就有存在的土壤。 1930 年代的中国完全符合这些条件。这也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推崇法西斯主义的原因。
参考文献：
蒋介石， 1934 ，《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社会主义月刊》第 2 期。
潘国琪， 1993 ，《三十年代国民党内法西斯主义的泛起及其原因初探》，《浙江大学学报》，第 7 卷第 2 期。
钱崇惠， 1935 ，《意大利巴里拉少年团之概述》，《前途》第 3 卷第 2 期。
Paul Einzig 、李冠儒译， 1934 ，《法西斯主义之经济基础》，新中国建设学会。
Guerin, Daniel, 1973 ， "Fascism and Big Business" ， Published by Monad Press.
[ 李蕴哲 天则经济研究所文化与制度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
2015-11-5
中评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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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由天则所“中国计划经济史研究”课题，“中国计划经济的起源”分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整理修订而成。本课题负责人赵农，成员包括徐振宇、李蕴哲、金茜茜。本文文责由作者自负。
[1] 从所有制上讲，统制经济不主张取消私有制，建立完全的公有制，这是与计划经济最大的区别；资源调节机制上，统制经济力主限制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加强政府的控制力，政府通过创办企业、制定计划等方式对经济生活进行直接干预；经济生活中的主角是政府，个人和企业主要扮演的是经济计划执行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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