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走过近半个世纪
全球城市：走过近半个世纪
特约观察员 王晓阳
“全球城市”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
二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主流的城市研究往往习惯于在国家范围内讨论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等级关系。那么，突破了这种研究范式的“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世界城市这个概念，作为一个术语可以追溯到德国文学家歌德的作品中。第一部对当代世界城市研究有重要影响的著作，是英国地理学家 Peter Hall 在1966年出版的的The World Cities。但是在这本书中，研究者并没有系统地探讨超越国家的世界性力量如何影响城市发展，而只是将世界各大城市的国际化的特征解释为它们的母国地缘政治力量的产物。
伴随着交通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时空的距离被大幅拉近。原本相对独立完整的地理单元，比如国家、区域和地方，越来越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著名哲学家和城市社会学家 列斐伏尔 认为，要想更好地理解城市，必须把它放在不断扩张的全球资本主义这一大环境中。
正因为此，列斐伏尔在1970年出版The Urban Revolution一书，率先提出了“全球城市”的概念。他指出，全球城市是一个权力中心和决策中心，但它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国家的首都。全球城市的形成，本质上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产物。在围绕全球城市的一系列讨论中，列斐伏尔不仅将备受传统理论忽视的“空间”本身作为分析的重要维度，同时也拉开了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全球城市研究的序幕。
全球城市：当今资本主义的 “落脚点”
正如著名地理学家 Peter Taylor 所言，“在学术共同体的不断积累下，世界城市研究开始于世界经济的转型时期，使得原本认为 ‘城市系统之间如马赛克一样相对独立’ 的观点变得过时”。20世纪80、90年代，全球城市研究与全球化的核心议题密不可分：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愈发自由、新的全球劳动力分工体系逐渐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得越来越灵活。自然而然地，城市研究文献倾向于把城市视为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落脚点” 。
这种视角的着眼点在于，城市网络是如何支撑、整合出全新的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结构的。 它假定一个相对占主导地位的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这个网络中的中心节点是一个个城市，人，商品和知识在城市之间不断流动、交换。
就像Peter Taylor所说的那样，世界城市研究的发展，得益于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而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研究，来自于 John Friedmann 和 Saskia Sassen 。
Friedman的世界城市：全球经济的控制中心世界城市之所以被人熟知，John Friedmann的研究工作无疑功不可没。在1982年，他与 Goetz Wolff 撰文指出：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的控制中心，没有世界城市的存在，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和联系是无法实现的。1986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世界城市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假设：世界城市是全球资本进行生产安排与市场建设的根据地；世界城市对通过重新塑造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来体现自身的控制力；世界城市是全球资本主要集中和集聚的城市；世界城市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地；世界城市的形成暴露了产业资本主义的矛盾，尤其是阶级分化问题在空间层面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在实证研究部分，Friedmann勾勒出著名的世界城市等级。他对30个世界城市进行了分级，指出哪些城市是首要的世界城市，哪些是次级的世界城市；哪些世界城市位于世界经济的核心位置，哪些处于相对的边缘位置；哪些是起主导作用的，哪些是次级主导。不难看出，Friedmann的研究具有浓厚的新马克思主义色彩，他强调世界城市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功能。
Sassen的全球城市：新自由主义的扩张门户
从19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流的经济指导思想。 一方面，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行以市场化、私有化、去管制为特征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另一方面，由某些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越来越体现出新自由主义的色彩。新自由主义鼓励资本与贸易全球化，号召打破贸易壁垒、加速资本自由流动，以经济金融化和跨国公司建立分支机构为手段推动资本全球扩张。而新自由主义的扩展在空间上需要一些门户城市作为落脚点，它们就是全球城市，例如伦敦和纽约。
Saskia Sassen的全球城市假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与Friedmann的世界城市相比，Sassen把关注点放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上。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逐渐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金融业的地位大大提升，逐渐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高端服务业成为产业链中的最高端。面对资本主义的这一重要转型，Sassen指出：全球城市是金融服务的主要生产场所 ，也是一系列相关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如法律、咨询、会计、信息服务、广告等行业——的大本营。
和Friedmann的世界城市概念不同，Sassen所提出的“全球城市”强调了全球城市作为生产场所的角色，而不仅仅是权力控制的中心。 全球城市体现在各大城市的中心商务区（CBD）中，各种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并形成集群，各行业、各公司之间不断发生业务联系，形成网络状的业务关系，而不仅仅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网络关系。
“普通城市”被遗忘了吗？
“全球城市”这个概念带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色彩。这一类城市的出现，体现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权力扩张和再生产。它包含两个进程：一是从事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跨国公司由一国发展到多国（权力扩张）；二是此类公司集中在少数几个全球熟知的门户城市，并最终促进全球城市出现（权力实践与再生产）。
既然全球城市是竞争稀缺资源的空间，相应的必然有赢家和输家。赢家就是那些发挥重大跨国经济功能的城市，而其它普通城市则被视为全球化进程中不太重要的配角。这些普通城市甚至都不会出现在城市研究者的地图上（参见下图全球城市影响力指数2015的研究对象）。学者们用地图上标记出的全球城市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来理解城市化的形态、生活方式，以及城市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Robinson 2002）。
Source: Global Power City Index 2015
但是，这种将城市发展完全放在全球语境之下来理解的做法也收到了很多质疑的声音。地理学家 Michael Storper 就认为，地方层面的组织与制度安排、社会资本、交易网络、依赖关系，才是城市在全球竞争中优势的来源。而全球化的网络和流动必须与地方空间与时间接轨，才有机会完成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
另外，全球城市理论确立了伦敦与纽约的关键地位，学者有意无意地将它们当做其他城市的模板。但是，地理学家 Jennifer Robinson 指出，如果某些城市不被视为全球城市，它们在学者眼中就失去了 “主体性”，因而显得无足轻重。为了消除这种偏见，她认为，我们应该用比较的眼光研究城市，承认 “城市间的差异和多样性，而不是用等级去划分城市”。
不同时空交织的城市
然而，不论传统的全球城市研究还是Storper的区域世界理论，都强调全球层面上资本、信息、资源的流动性，而认为地方空间则是相对静止的环境。全球化与本地化、流动与静止被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来处理，将现实中存在于不同空间尺度的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互动与联系轻描淡写或是根本忽略。事实上，只有将两者之间存在联系考虑进来，才能获得全面的分析。
任何城市都是一个全球大环境与地方小环境互相交织、重叠、共同作用的过程。正如人文地理学家 Doreen Massey 在For Space一书中所言：任何地点都不仅应该被看作是存在的焦点，更应被看做一个形成的瞬间。这样看来，所谓的“地点” 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动态演化中的城市－区域，这是全球化和本地化交接融合的空间基础。
在全球大多数的城市-区域中，都包含一个中心城市和若干个小城市。对于某些知名的城市-区域来讲，就是一个全球城市和一系列普通城市的组合。全球城市形成的过程需要在空间层面上显著的社会、技术和转型，而这个“空间”不仅包括城市本身，也包括全球城市周围的“都市圈”区域。用Castells的话说，一个全球性的“流动空间”的建立，必然需要“地方空间”上的重大变革。
因此，在研究某些“全球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的时候，不仅仅要考虑这个城市本身，也要考虑它周围的“普通城市”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这种理解城市的方式，能使我们更敏锐地发现城市发展轨迹的多样性。它既让我们看到众多“全球城市”组成的巨大网络里处于不同位置的城市之间的鲜明差异，也能让我们意识到不均衡的发展方式和不平等的资源分布给不同的城市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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