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政府才能有好经济吗？
有好政府才能有好经济吗？
“有好政府才有好经济” 现今几乎成了全球共识，大多数研究都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增长缓慢源于政府低效和腐败。这一观点不仅在学界颇具影响力，好政府（good governance）也已成为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组织衡量第三世界国家指标和借贷的条件：借贷国往往要经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得到贷款。
政治学家 Kurtz 和 Schrank 对这一 “好政府” 共识提出质疑：首先，“好政府” 这个概念到底该怎么测量？通行的世行标准是否可靠？其次，现有的研究充其量只能证明经济增长与高效政府有相关性，并不足以证明其因果性，这也暗示着另一种可能：有了好经济，才更有可能有好政府？
“KKM” 世行指标体系的根本问题
简言之，Kaufmann、Kraay 和 Mastruzzi 制定的 “KKM” 世行指标体系有三大根本问题。
首先，KKM 对国家能力的定义有着根深蒂固的经济学视角：国家作为守夜人，管得最少的就是最好的。KKM 指标体系依靠调查问卷评估国家能力，而被调查者多是外国投资者、本国公司和本国公民，问题涉及办理许可的速度、行政冗余程度、官员腐败等等。那么问题来了：一个认真核实税务和信贷信息，保障劳工权利和施行绿色环保政策的政府很可能被这套体系定义为 “低效”，可这样的政府真的不 “好” 么？
其次，KKM 体系有明显的样本选择问题。它的研究样本无法涵盖从该国撤资或是放弃在该国投资的公司。换言之，留在样本中的都是适应该国体制的温拿（winner）。我们怎么排除这些温拿恰恰是腐败体制受益者的可能性？如果当真如此，这些制度受益者对于制度做出的评估又怎么可能准确？
最后，当研究对象是本国公民时，由于民众对于政府内部的信息并无准确掌握，他们最有可能使用的评定标准就是本国经济：经济好了就说明政府好，而这恰恰跌入了前面提到的因果混淆陷阱。
KMM测量的并非是政府能力
基于这些怀疑，研究者进一步检验了 KMM 指标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就可靠性而言，KMM 指标在 1996 到 2004 年的四次测量中同一概念的相关系数在 .902 到 .965 之间，证明这一指标有很高的可靠性。问题是，这一指标真得测量的是它想要测量的概念，即政府能力么？
为检验指标有效性，研究者首先将其与同样测量政府能力而数据来源不同的 Evans Rauch 指标相对比。作为另一大政府能力测量体系，ER 指标不依赖于问卷等主观态度测量，而是依据韦伯对于官僚制的定义发展出一套测量官员雇用晋升与事业预期的体系。将 ER 与 KMM 指标相比较，研究者发现二者的相关性只在 .587 到 .649 之间。这一结果说明 KMM 指标的数据很有可能过于依赖具有偏差的样本。
经过研究者进一步检验，由 KMM 指标测量的政府与本国教育水平，或是与本国人口的关系都没有显著性。依据理论和既有研究，政府能力显然与本国教育水平与人口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者有理由进一步怀疑 KMM 指标并没有很好的捕捉 “政府能力” 这一概念。
更引起研究者怀疑的是，KMM 指标所捕捉的政府能力与测量时点前两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显著相关，这进一步验证了民众根据经济增长而非政府客观机制来评估政府能力的假设。综上所述, 被广泛使用的 KMM 指标有效性有待进一步考察。
好政府和好经济，孰因孰果？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好政府和好经济，究竟孰因孰果？研究者指出，大部分现有研究都是横断研究，即其经济与政府能力的数据都采自于同一时段。要想真正弄清政府能力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者认为只能诉诸于纵向研究，也就是说必须证明政府能力能够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就本研究而言，KMM 指标作为较为新近发展的指标体系，在研究者发表文章之前一共只采集了 1996 到 2004 年的数据。若政府能力与经济增长有因果关系，则当年的政府能力应该可以用于预测两年后的经济增长。
研究者在 1996 年到 2004 年的基础之上产生了五组纵向数据，其中两组因经济增长的数据不足而无法使用，研究对于剩下的三组进行了回归分析（1996 年／1998 年／2000 年）。在排除各国经济水平的干扰后，研究发现：政府能力与经济增长在任何一组数据中都无关。在进一步排除了投资水平、人力资源、通胀率和区域因素的干扰后，政府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依然没有显著关系。
研究者进一步的结论指向两个方向：如果政府能力无法有效预测经济增长，那么很有可能我们应该把既有的因果链条倒置，去探讨经济增长如何带来有效的政府变革。进一步说，即使某一国家政府非常低效，我们也可以从有效的经济改革入手，并等待经济增长自发地带来政府机制改革。
当然还有第二种可能性，那就是在政府机制之外有加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在同时影响经济增长和政府能力。例如对于东亚经济发展的研究文献已经表明，高教育水平、农业改革、产权改革等等普遍存在于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国家，并且这些因素大多先于政府机制改革而存在，因此很有可能是这些因素同时影响了政府能力和经济增长。
政见观察员认为，在研究者有效的质疑了 KMM 指标的有效性之后依然以其为基础检验经济增长与政府能力的关系，并得出政府能力无法预测经济增长的结论，未免有些勉强。但此研究起码证明了世界银行基于 “守夜人” 假设并依赖于问卷调查的国家能力指标体系无法预测某一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且有力地质疑了国际组织基于这一指标体系强加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种种政府改革。
后记：经济学家被模型蒙蔽了双眼？
本文介绍的研究发表后，立即引发 Kaufmann, Kraay 和 Mastruzii 的反驳。他们指出，“经济短期增长引发民众高估政府能力”这一观点缺乏经验数据，并指出以两年为单位的经济增长不适合作为因变量，这是由于只有长期的经济增长才可能反映出政府能力的影响。最后他们狠狠地嘲笑了一下研究者，指出在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中，用 OLS 模型来跑跨国回归数据的方法早就被扫进故纸堆了。
研究者不甘示弱，立即回应说 KKM 最大的问题是对概念（即 “政府能力”）的定义缺乏自觉性和反思性。概念的形成永远都应该先于定量计算，KKM 竟然还认为几个变量高度相关就能说明保护私有财产是政府能力最好的代理变量，这简直是本末倒置。研究者进一步把矛盾上升为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矛盾，指出经济学家被模型蒙蔽了双眼，无法保持对于概念的自觉和反思性。感兴趣的同学不妨细读文章来围观大战。
参考文献
- Kurtz, Marcus J., Andrew Schrank. (2007) “Growth and governance: Models, measures, and mechanisms.” Journal of politics , 69(2), 538-554.
- Kaufmann, Daniel, Aart Kraay, and Massimo Mastruzzi. (2007) “Growth and governance: A reply.” Journal of politics , 69(2), 555-562.
- Kurtz, Marcus J., and Andrew Schrank. (2007). “Growth and governance: A defense.” Journal of politics , 69(2), 563-569.
- Kaufmann, Daniel, Aart Kraay, and Massimo Mastruzzi. (2007) “Growth and governance: A rejoinder.”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 69(2), 570-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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