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是“资本的阴谋”吗？
经济全球化是“资本的阴谋”吗？
还记得那本风靡一时的《世界是平的》吗？在这本出版于2006年的畅销书中，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以一种不容挑战的语气向读者宣告：全球化来了，而且会来得更加凶猛——不管你愿不愿意，它都来了，不可阻挡地到来了。
的确，没有人可以质疑这样一个事实：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正在极其深刻地改变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经济全球化之所以能以横扫千军之势席卷整个世界，背后离不开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政府间的经济合作，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到欧盟经济一体化、再到最近刚刚取得一点实质进展的TPP，莫不如此。
既然这样，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力量，在不断驱使着各国政府推动经济全球化？这些政府的行为根源在哪里？另一方面，这些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努力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它们是否也对其他领域的全球化趋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两位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家分别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研究，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例，一个探讨了经济全球化的因，一个探讨了经济全球化的果。
通往经济全球化：两条道路，一个终点
经济全球化背后的主要推手究竟是谁？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一直未能给出统一的答案。概括起来，主要流行的观点有四种：有些人强调资本和商业利益的作用；也有些人认为恰恰是政府本身、尤其是政府中的技术官僚在主导经济全球化进程；有些人将经济全球化归功于倡导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们；还有些人认为，真正致使一国政府打开国门的，是国际压力和别国干预。
这些观点究竟孰是孰非？社会学家Malcolm Fairbrother认为，在解答这个问题时，不能一概而论，而必须按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所占据的不同位置，区分两条不同的通向经济全球化的道路。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资本和私营企业的利益，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政府的相关政策，主要是在迎合资本的利益诉求。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是由该国的政治精英、尤其是有经济学背景的技术官僚主导的，而政治精英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努力，有赖于国际资本力量的施压、引导与支持。最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学术界的经济学家们对于自由市场的呼吁和支持为经济全球化政策提供了自我正当化的说辞，但他们本身不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原因。
研究者通过对比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在缔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过程中的不同历史经验，为上述论断提供了证据。
无论是以覆盖面、尺度还是影响力来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无疑是当代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最为重要的国际贸易协定之一。它于1994年正式签署生效，在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三国之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联系，改变了北美洲乃至全世界的经济格局，同时也对后来的全球自由贸易进程造成了深远影响。然而，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和加拿大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经历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通向自由贸易协定的历史轨迹。
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政府就希望推动北美地区贸易自由化，但因为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态度不够积极，真正的贸易协定谈判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谈判过程中，美国国内各个商业团体组成的游说集团不断向政府施压，使得美国政府谈判的议程与本国企业的利益诉求高度一致，从知识产权保护到投资自由再到市场准入条款，美国政府的谈判代表也就成了资本利益代言人，而最终谈判结果，也基本满足了商业团体的诉求。
相比之下，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虽然一直大力支持贸易自由化，但对具体的谈判过程影响甚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市场准入问题上，美国政府的谈判代表并没有如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那样，将完全放开市场作为追求目标，而迎合了企业游说集团的诉求，力主在某些关键产业上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不放开市场。
美国的商业团体不仅在塑造谈判议程时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在1992年至1993年的关键时刻斥巨资进行规模巨大的大众宣传和政治动员，使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国会顺利通过。过程中，商业团体和支持自贸协定的政客们虽然搬出经济学家的支持为自己背书，但并未真正采纳经济学家的观点。事实上，自贸协定支持者在政治动员过程中主打的一个论点是，自由贸易可以促进美国就业增长，而当时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恰恰与此相反。
反观加拿大，虽然经济学家内部一直对北美自由贸易坚定支持，但加拿大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对北美自贸并不感冒，背后原因是加拿大企业们对贸易自由化明确表示反对——企业们担心自身实力不足，无法在贸易放开后面对美国企业竞争。
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头几年经济危机的冲击，尤其是外商投资短缺，加拿大的大型企业们逐渐意识到贸易自由化的好处。通过商业团体内部的自我动员，他们说服了依然反对北美自由贸易的中小企业，从而使私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立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随着资本立场的转变，加拿大政府开启了和美国的自由贸易谈判。无论是谈判过程的议程设置，还是为自由贸易争取民意支持的大众动员，商业团体同样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和美国的经验相似，加拿大的经济学家虽然起到了为贸易自由化站台的作用，却未能主导这一进程。
墨西哥的经验，与美、加两国截然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无论是墨西哥的企业还是经济学界，都反对开放自由贸易。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利率上涨、油价下跌，墨西哥政府深陷债务危机，不得不依靠国际金融组织的援助，并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压力下进行了一系列自由化改革。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一系列在美国受过正规经济学训练的“技术官僚”走上墨西哥政治舞台中央，成为经济政策制定者，他们的政治权力在国际金融组织和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得以巩固。
这一批技术官僚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坚定信徒，他们相信自由贸易能切实促进墨西哥经济发展。因此，墨西哥政府开始积极地推动北美贸易自由化。面对商业群体的反对，政府动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尽其所能换取它们的支持，或者至少将反对的声音减至最低。换句话说，在墨西哥，贸易自由化的实现是一个政府强力推进的过程。
对于本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强势的国家，经济全球化的推手是本国资本，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为资本服务的角色；对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势的国家，经济全球化在更大程度上是政府的主动选择，但这一选择既取决于执政者本身的意识形态，也得益于国际资本和他国压力的影响。
意料之外的“敌人”：北美跨国劳工运动的兴起
资本和劳工之间的矛盾，是当代经济生活中的永恒主题。如果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出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本利益的推动，那么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自由贸易反过来强化了资本的“敌人”——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刺激下，劳工运动走向了跨国合作，在手段的丰富性和行动的规模上都大大超出以往。因回应资本诉求而诞生的经济格局，最终令人意外地起到了壮大其对立面的作用，这其中的吊诡之处，像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
细细想来，这种后果的确令人惊诧。马克思那“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疾呼从未化为现实，正相反，世界各国的劳工运动一直深陷于国籍与族群的隔阂之中，是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的重灾区。劳工权益组织常常将本国、本族群工人的利益与其他国家、其他族群的工人对立起来，指责他们夺走了那些属于本国、本民族工人的工作岗位，希望政府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或歧视性劳工政策来保证自己的就业权。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后，跨国投资的自由程度大大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的情况就像“家常便饭”，加、美、墨三国劳工之间的竞争关系得到显著放大。按这个逻辑，自由贸易理应加剧北美三国劳工运动之间的割裂，而不是使它们联合起来。
那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究竟如何导致劳工运动的跨国联合呢？社会学家Tamara Kay通过详实具体的案例研究解答了这个问题。
首先，在自贸协定出台之前，北美三国的劳工组织大量抗议示威。这一政治动员将这些组织整合为统一的利益共同体，并在这些组织之间建立了许多牢固的联系纽带。在抗争的过程中，劳工组织意识到，自贸协定一旦出台，威胁的不光是本国劳工的利益，更是整个北美劳工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自贸协定的背景之下，本国劳工的利益，只是“北美劳工的共同利益”这个大框架的一部分。
意识到这一点，劳工组织自然希望“人多声势大”，寻求与其他国家劳工组织联合起来，更加统一地发出反对自贸协定的声音。这一动员过程中形成的组织联系网络，为劳工组织以后的进一步跨国合作打下了基础。可以说，正是因为存在着自贸协定这个“共同的敌人”，才使得劳工组织搭建起统一战线。
虽然劳工组织的政治动员未能阻止北美自贸协定变为现实，但为了平息反对声音，北美三国在签订自贸协定时，还捎带签订了“劳工合作补充协议”。大多数劳工组织都觉得补充协议本身更像是摆设：起草者无意设计一个能切实保障劳工权益的框架，只是做做样子而已。然而，协议起草者和三国政府并未料到，这个补充协议的存在，激发了劳工组织的进一步跨国联合。
一方面，劳工合作补充协议中列举了11项劳工保护原则。这些原则本身不具有约束力，但却为劳工组织的抗争诉求提供了跨国层面的合法性。劳工组织在行动时，不需要再援引道德正义或本国法律法规以作为自身行动正当性的依据，而可以直接援引这些跨国层面的协议为自身的维权行动、尤其是跨国层面的维权行动“正名”。
另一方面，补充协议中规定，A国的劳工组织可以在A国投诉B国政府未能尽到保护劳工的责任。因此，由于担心自己国家劳工投诉仲裁机制偏袒本国政府，“B国劳工组织请A国的劳工组织帮忙在A国投诉B国政府”的情况开始出现。换句话说，这一维权渠道，促使劳工组织积极地在其他国家寻找合作伙伴、建立长远联系。一些劳工组织的负责人表示，虽然他们十分怀疑这种跨国投诉机制是否能有效回应他们的投诉，但投诉的过程实实在在地巩固了各国劳工组织的合作关系。
全球化的“平衡之手”
所以说，经济全球化是“资本的阴谋”吗？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与签订过程来看，资本利益的确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北美劳工运动跨国化的历程也告诉我们，资本并不能完全预料和控制经济全球化的后果。资本利益的全球化导致了劳工运动的全球化，这两个过程正是相反相成的关系。
如此说来，将经济全球化斥为“资本的阴谋”既过于简单，也过于悲观。全球化的进程更像是一只“平衡之手”，它既壮大了资本，也壮大了资本的敌人；既为这个世界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人们应对这些挑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 Kay, T. (2005). Labor Transnationalism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e Impact of NAFTA on Transnational Labor Relationships in North Ame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11(3), 715-756.
- Fairbrother, M. (2014). Economists, Capital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ization: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19(5), 1324-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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